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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子

  1983年3月,首都展览馆剧场。

  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正在公开审理一起在当地反响强烈的刑事案件,二千七百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台上,一位身穿白色圆领衬衣的年轻女检察官正在铿锵有力地指控犯罪,不许鼓掌的法庭纪律也没能阻止全场自发的掌声……

   区委书记轻声问身边的检察长:“这个小公诉人不错啊,哪所大学毕业的?”检察长的回答很自豪(因为他也曾经是军人):“她呀,解放军大学校毕业的!”是的,那个“小公诉人”就是我,一个有着11载军龄的转业军人。

   入伍时,我还不足16岁,用现在的话说叫“花季”。早已逝去的花季,尘封在记忆的相册里;军旅岁月的荣光,依然在人生旅途徐徐绽放。如今,当我再一次回眸那绿色的足印,打开已经泛黄的记忆相册,竟发现,上面镌刻着两个金色的大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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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5岁半,我被排长当众处罚“向后转”

   

  一直想不通,我那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职业军人革命老爸,怎么会那么“死心眼”?给我提供的那份履历表(草稿)“家庭出身”栏里,老老实实地写着“土改前为地主,土改后为中农”。后来知道,跟我同等情况的女兵,人家的家庭出身都是一水儿的“革军”或“革干”。

  当我把填好的《入伍履历表》交到沈阳军区通信总站新兵连排长手上的时候,一直微笑着的她倏地把嘴闭紧,椭圆的脸拉成了冷冷的长方形,好像突然间不认识我了,棱着眼上上下下打量我,眼睛里射出了仇恨与蔑视交织在一起的目光。天,她一定把我当作“地主的孙女”了。

  新兵连的集训生活开始了。

  开阔的操场上,排长正在指挥我们走队列。整个队列训练的过程,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严肃,紧张,机械,乏味。我是听着部队大院的号音长大的,对这种近乎残酷的训练并不生疏,但我生性怕冷。

  1969年2月的沈阳像个庞大的冰窖,裹着冰碴的风玩命往我宽大的棉军装里面钻,浑身上下没有一处热乎的地方,脚上的大头鞋似有千斤重,每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做起来却十分吃力,几近冻僵的手和脚已经不听使唤,随着排长的口令,我就像一坨木头疙瘩,机械而笨拙地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我开始想念北京家里烧得热乎乎的暖气。

  排长用轻蔑的眼神扫视着我们,尖锐的训话像锋利的刀子在我们眼前嗖嗖飞舞:“瞧瞧你们,一个个缩着脖子,弓着腰,哪有一点当兵的样子?当兵,就意味着吃苦;当兵,就意味着牺牲。怕苦怕累怕冷怕死,趁早卷铺盖卷——回家!”“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军人的意志就是这么锤炼出来的!你们连最基础的队列都走不好,还当什么兵?”

  不知是不是我神经过敏,我发现她训完话后,用眼梢狠狠瞥了我一下,骨子里的好胜心一下就被点燃了(上小学六年级时,班主任老师曾给我一个评语叫“好胜心强”,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于是,我梗直了脖颈,挺直了腰板,伸出缩在袖子里快冻僵的双手,身上似有热血奔涌,我开始一丝不苟地按排长要求的要领完成每一个动作。

  队列训练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正步走”的分解动作,每一个动作都要以标准的姿势一动不动挺立好几分钟,什么时候过关了,什么时候换下一个动作,如此循环往复。

  站在我左侧的小白熊(她叫张丽华,胖胖的还特别白,我给她起了这个绰号)最怕做“分解动作”,每次都是“胖柳扶风”,还龇牙咧嘴露出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我比她强许多,我能很快找到身体的重心,尽量保持身体的平衡,单腿伸直好几分钟,硬是不摇不晃,站如松。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样,老爸这样教导我。

  偏偏,就在那个该死的瞬间,我的视线不幸和排长犀利的目光撞在一起,我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

  “向后——转!”她炸雷一样发布了新的口令。就在这关键时刻,上小学时不守课堂纪律做小动作曾被老师用粉笔砸过脑门的“劣迹”和骨子里的桀骜不驯错乱了我的神经,我竟稀里糊涂从左边转了过去。由于我的“逆转”,统一整齐的队列被破坏了。

   “李玲,出列!”眼前一阵发黑,我硬着头皮一溜小跑,立定站到排长面前,两手下垂,两腿瑟瑟发抖。

  “告诉大家,你刚才是怎么转过去的?”她的脸僵硬得像铁板,话里喷着火。

  “报告排长,我,我转错了,我,我从左边转过去了。”我低下头,打着磕巴,声音越来越低。“哈哈哈……”我身后的队列里爆发出一片尖刺的笑声,可以想象那些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兵肯定笑得前仰后合。

  我完了!

  “不许笑,全体肃静!”排长故意等女兵们笑够了才下达命令。“李玲!”她凶神恶煞一般叫着我的名字。

   “到!”我使劲挺直身板,按要领两手中指贴于裤缝。

  “听我的命令,立正,向后——转!”她一口气喊了10多遍,我也当众被罚“向后转”了10多圈。

  下操后,小白熊绘声绘色地告诉我,我做第一个“向后转”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转第二圈时,眼圈红了;转第三圈,眼窝里全是泪水;第四圈,两行泪流了下来;第五圈第六圈……我就成了一个泪人。

   排长,我恨你!

  不知是不是“单兵教练”伤了我的元气,第二天我就发烧了。躺在单人床的上铺,我一阵冷一阵热,好像在打摆子。冷起来的时候,捂三床军被还缩成一团;热起来的时候,把被子全蹬掉了还浑身滚烫。鼻子死活不通气,我只好像鱼一样用嘴换气,满屋子的氧气似乎也不够我用的。心里只有一种感觉:世界末日到了。

  可医生说我只是得了感冒,还有急性鼻炎,吃几包药就好。不过,急性鼻炎很可能转成慢性的。我在北京很少生病,更甭说鼻子发炎了。老爸,你为啥要送女儿来东北当兵?还让我碰上这个“丧门星”排长!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我想家,想老爸,想离开这个冷若冰霜的军营,眼泪扑嗒扑嗒洇湿了大半个枕头。

  突然,一阵凉风吹了进来,战友们从门外呼啦啦地涌进宿舍,又呼啦啦围到我的床边。这个嘘寒,那个问暖;这个给你掖被角,那个给你倒开水,刚才还是冰坨一样的心,此刻融化成“一江春水向东流”。大家把一网兜我平时最爱吃的水果罐头递到我的枕边,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又开始往外冒……就在那一刻,我停止了想家。

  忽然,一只有点粗糙的手略显生硬地按在我的额头上,泪眼朦胧中仿佛是排长的声音:“头还这么烫?快叫医务室小王来,给她打一针退烧针!”我激灵了一下,赶忙睁大眼睛,果然是排长。她的神情好柔和,好体贴,甚至带着家长似的焦虑。

  班长告诉我,所有的水果罐头都是排长买的。无限的委屈和感动错综复杂地浮上心海,我呜呜地大哭起来,不管不顾。三天后,我的病好了。排长对我的态度也转变了。每次看见我,她都会在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过春节演节目的时候,我自告奋勇唱了一段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铁梅那个著名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到高音处我跑了调,但还是梗着脖子涨红脸挣扎着唱到最后,全场变得十分安静,没有一个人鼓掌,我尴尬地走下台。

  这时,从一排排坐得齐刷刷的队伍中站起一个人,只见她高高地举起双手,带头鼓起掌来,顿时,全场掌声雷动,哦,带头鼓掌的正是我的排长!

    我想,她一定想明白了,李玲怎么会是“地主的孙女”?分明是革命的后代嘛,也有一颗红亮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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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6岁,我代众女兵向连长请愿“过儿童节”

   

   新兵连的生活,终于在我们的哭声和笑声中结束了。

   那天,全体女兵鸦雀无声地坐在大礼堂里,听连长宣布新兵下连分配决定。我被分到驻扎在山沟里的无线电报连。坐在我身边的小白熊咬着我的耳朵说,你们一起来的几个北京女兵可都留在了沈阳,只有你一人分到山里,惨了点。

  哼,想让我留沈阳我还不乐意呢!她们不是接电话的长话兵,就是爬电线杆的有线兵,哪有我好呀,报务兵!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吧,李侠,就是那个地下党,我跟他是同行……我的嘴比谁都硬,心里却是酸酸的。

    妈妈知道我被分配到山里的连队,鼻涕一把泪一把,嗔怪爸爸不找老战友帮忙。老爸却给我打气说,年轻人不吃点苦哪能有出息?我听爸爸的!

  离开新兵连的时候,排长拍打着我的肩头说,丫头,下连队后要好好干,争取早日进步!怎么琢磨她的话,都带着我老爸的口吻。

    几年后,我入党提干了。参加教导队集训时,又遇到了排长,她已是自动电话连连长了。看着我有模有样地指挥队列训练,她难得地笑出声来,许是又想起当年处罚我的情形?习惯性地拍打着我的肩头,她说,丫头,干得不错,进步挺快!当然,这是后话了。

  “全体注意了,现在开始点名!”一个矮墩墩约莫25岁左右的男兵冲着集合好的女兵们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吕淑芬。”

   “到!”

   “王淑雯。”

   “到!”

   “李玲。”

   “到!”

    ……

   “立正,稍息,报数!”

  矮墩墩下达了第二道命令:“1、2、3、4、5……11。”“从今天起,你们11名女兵就是我们无线电报连的正式战士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从今往后,大家就是战友了!我的名字叫曲泉,64年兵,副连长,我这次来沈阳的任务就是把你们11位女兵安全接到连队。我代表全连战友欢迎大家!”我们哗哗鼓起掌来。

  左右看看,身边都是不熟悉的面孔,我不免有些沮丧。闺蜜小白熊也留在了沈阳,用她那甜甜的嗓音为首长和战友们接听电话……大家的表情都显得非常严肃,我也立马抿紧了嘴。怎么感觉明天就要上战场似的。

  知道啥是通信兵么?毛主席说,通信兵就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我们通信连坐落在一个叫“龙山”的山沟里,通信机房深藏在大山腹部。我们连,战时的任务是保障军区与各个部队之间畅通无阻的无线通信联络;平时嘛,主要是战备值勤和训练。我们连原是一个纯粹的男兵连,你们是第一批进山的女兵。我们连还有自己的连歌哩,我给你们唱几句:“山鹰展翅飞,白云绕山转,山区风光好,遍地野花鲜……”这些都是矮墩墩的副连长拗不过我们的“盘问”,被我们套出来的“军事秘密”。

  我们从沈阳坐了好几站火车,又坐了好几个小时的敞蓬大卡车,拐了N道颠颠簸簸的山路,终于驶进一个山坳里。放眼望去,这里好像是被几百年前的一场大洪水冲刷出来的低洼地。两边是高山,中间是几百米宽的乱石滩,有一条小溪在石滩中无声地流淌,一直流向山下。

  靠北的山根下,有凸出地面约半人高的石头坡,坡上并排坐落着几栋用石头砌起来的平房,每个平房的屋顶上竖着几个矮烟囱,从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白烟像薄雾一样在山沟里悠然飘荡(后来知道这是烧火炕的烟)。南边的山坡上,也有一溜长长的平房,两扇大门向外敞开着。房子的后面竖起一座约三米高的砖砌烟囱,里面冒出浓浓的黑烟。新兵连的经验告诉我,这是食堂(后来知道还兼会议室礼堂俱乐部)。

  食堂的外面,有一片用黄土垫起来的大操场兼篮球场,两个掉光了漆的蓝板上各挂着一个生了锈的没有网的大铁环。房前,房后,操场旁,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不知名的大树。

  这就是我的连队!

  80多名男兵列成两排,夹道欢迎我们的到来。红领章、红帽徽、国防绿,交相辉映;敬礼、握手、鼓掌,一派热烈的场面。

  连长和指导员走到我们面前,分别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瘦瘦高高喉结特别突出的是连长,他爽朗的大笑着,上牙床全都露了出来。他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南乡音,跟每一个人都说“你好”,一看就属于那种直来直去的人。

  皮肤白净一脸书生气却绷着嘴角不苟言笑的是指导员,他的眼神像刀尖一样锋利,好像一下就能戳到你灵魂深处最隐秘的地方。他的态度带着明显的冷漠,好像我们这些女兵无意中闯进他的领地,把他以往的一切都破坏了。

  按照连队的安排,我们这些女兵还不能马上投入业务训练,要有三个月的学习劳动期。其间,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老三篇》和《三大条令》什么的。每天还要抽出时间走队列,帮厨做饭,偶尔也打打靶。这远比我想象的要轻松。

  除了早上帮厨我有时起不来床,活面时手腕使不上劲,用铁锨一样的铲子炒菜会把菜搅到锅台上,烧火熏红了眼睛,打靶常常吃“鸭蛋”之外,我都能做得不错。仗着上小学作文得过范文上中学当过宣传委员的底子,我还时不时地把我们的豪言壮语,用各种美术字体写在宿舍外的黑板上,至今能记住的几句是“背包烂在连,忠骨埋龙山”,“备战备荒为人民,扎根山区闹革命”。

  那时,“文革”还没结束,我们每天都要虔诚地面对毛主席画像,早请示,晚汇报,狠斗私字一闪念,还教男兵们跳“忠字舞”,唱样板戏。很多男兵来自农村,他们除了唱戏跳舞迟钝一点,什么活儿都会干,手还特别巧。他们一有空就帮我们挑水,帮我们烧火炕,还手把手地教我们这些城市兵缝被子。我这方面有点笨,常常是累出一头大汗,末了,却把被子和床单缝在一起。

   想想那时的军营生活,没有收音机(干部允许有)、没有录音机、没有电视机,更不知道VCD、DVD音响、电脑、网络为何物?除了学习值勤训练,就是帮厨做饭走队列;不是长途拉练,就是下农场劳动,仿佛是与社会隔绝的“世外桃源”。偶尔出现怕苦怕累的“活思想”,我们都会诚心诚意地作检讨:“想想天下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这些事拿到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还是说说我们女兵吧。11名女兵中,我还不是最小的。正着数,我排第六。排在我前面的,都是从农村或者乡镇正式应征入伍的女孩子,从我往后是一水儿的城市兵,当时有个不好听的称谓叫“后门兵”。刚开始,部队对我们很排斥。后来听说是毛主席说的,不管“前门后门”,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于是,我们这批“后门兵”才有了名正言顺的“立足之本”。

  最小的女兵叫赵丹明,只有12岁,沈阳人。父亲也是军人。她黝黑的皮肤,细长的眼睛,瓜子脸,高鼻梁,瘦高挑的个子,两条腿又细又长。那时,她就有1.70米了,要是穿上高跟鞋,怎么也得在1.75以上。用现在的眼光看,绝对是当模特的料。

  一天,她把我叫到一个山旮旯里,弯下身子(她比我高出11公分)掏出纸和笔,说有几个字不会写,让我教她,我帮她写好后顺便问了一句,是不是给家里写信呢?不问还好,一问她反倒哭了起来,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滔滔不绝。我慌了,忙问,出什么事了?她呜咽着说,想她的奶奶和小花猫咪咪了。

  我哭笑不得。

  一眨眼,我们下连队已经两个多月了。“六一儿童节”近在咫尺。这是我们入伍前最向往的日子。赵丹明连拉带扯地把我拽到厨房后面的山坡上,细长的眼睛闪烁着渴望的光芒:“理灵,我知道你最好了,也最敢说话了,你能不能跟连长求个情,让我们过最后一次儿童节!”她的神情很像一只等待大人抚摩的小黑猫。

  什么叫信任?信任就是别人把整个心都放进你的手掌,你能不好好珍惜吗?我是一个把信任看得比天高比地厚比海深的人,愧对别人的信任,在我看来几乎就是犯罪!“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我挺起了胸脯昂着头对她说。她的眼睛里泪花闪闪。

  “报告!”我站在连部门外大声喊道。

  “请进!”坐在办公桌前的连长笑着露出上牙床,亲切地对我说:“来,李玲,请坐。有事吗?”

   我刚坐下,又像坐在弹簧上似的腾地站起来:“连长,请你答应我们的一个请求!”

  “坐着说,坐着说。”连长的态度既和蔼又慈祥。

  “您不答应,我就不坐下!”我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

  “噢,这么严重?说说看,到底是什么事?”连长终于收住了笑容。

  “我们想过——儿——童——节!”没有铺垫也没有迂回,我直奔主题。

  “什么?”连长张大嘴,半天没有合拢。

  趁连长还没缓过劲来,我一板一眼地对连长说,我们班现有4名女兵还不满14岁,按照国家的规定,她们还是儿童,应当过儿童节的。连长沉思着,微微点点头。

   我乘胜追击!

  “连长,自从我们来到连队,深深感到连队就是我们的家。连长对我们总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有时就像我们的父亲(现在回忆起来,他那时顶多30多岁)。我们有什么话都愿意跟连长说,我们相信连长一定可以满足我们的愿望!”连长的脸上重新泛起笑纹,但还保留着一丝狐疑:“你们想怎么过呢?”

  “报告连长,我们想跳绳,跳猴皮筋!”我清楚地看见连长不加掩饰地吐出一口长气:“这——好说,明天就让司务长去县城给你们买!”

  “谢谢连长,敬礼!”我连蹦带跳出了连部。

  “六一”那天,我们这些女兵真的过了一个快乐的儿童节。一根长长的松紧带绑在两棵相对而立的大树上,赵丹明好似绿色的仙鹤,任修长的腿把那根弹性极好的皮筋跳出无数的花样来。一边跳,还一边念念有词:“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男兵们自动站成一排为我们喝彩。

  连长离老远站着,看着,不停地摸搓长出胡茬的下巴。良久,他无奈地摇摇头,跺着脚说:“我哪里是什么连长,分明是幼儿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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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7岁,我的麾下聚集了30多头“天蓬元帅”

   

  山里的部队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可以放心大胆地养猪、养鸡、养狗,种茄子、种土豆、种西红柿、种“开锅烂”(东北的一种豆角,下锅就烂)。一年四季,我们连都能吃到无污染的猪肉、鸡肉和鸡蛋。到了夏季和秋季,各种时令的绿色蔬菜,可以让我们管够吃;到了春天和冬天,大缸大缸的酸菜存储到宽敞的菜窖里,可以让我们可劲“造”(东北话,可劲吃的意思)。

  我很快吃成了小胖子。

  山沟里没有城市的高楼大厦商店饭馆,却有漫山遍野采之不尽的野花野菜野葡萄野山楂。每逢金秋送爽,我们几个女兵都会借着上夜班补觉的时间,偷偷爬到山上摘野果。一个上午吃下来,牙齿会被野山楂(俗称山里红)染得红红的。如果谁的牙齿变成了紫黑色,那一定是野葡萄吃多了。

  我们每天三班倒去坑道值勤,来来回回走将近一个小时的山路,女兵们的腿都走得又粗又硬。看看我们那时的照片,一个个结实得像乡下妹子。

  就在我17岁那年的夏天,指导员突然“心血来潮”,要从我们11名女兵中挑选一人去喂猪。指导员指着我的背影对连长说,就让那个说话“娇滴滴”的去!他连我的名字都懒得叫,我的声音怎么就会那么让他反感?晚上,我趴在大通炕上写了一篇日记,发誓要学好东北话,尽快改掉“娇滴滴”的北京腔,和同志们打成一片。

  我其实是过虑了,17岁的女孩子想改口音还不是易如反掌。没多久,也没谁教我,我一张嘴就是满口的“苞米茬子味儿”了。第一次探亲回家,小妹楞是被我的口音吓了一大跳:“大姐,你说的是哪儿的话呀,难听死了!”“咋啦?不就是东北那旮的嘛。告诉你,别(四声)埋汰人(发“银”的音)!哈,是不是贼逗?”

  在我正式接受猪倌任务前,台长奉命和我谈话。她是68年女兵,父亲是县武装部部长,我猜她能当兵多少也是“近水楼台”。可她和我们说话时,总爱捎上一句“你们这些后门兵”,好像全世界只有她最革命。她很严肃地对我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思想教育。中心思想就是:我有明显的骄娇二气,当猪倌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考验。要我把喂猪的全过程当作“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全过程,争取有一番“脱胎换骨”的转变。我就不明白,我一革命军人的后代,凭什么让我“脱胎换骨”?我心里抵抗着,嘴上却不好和她争辩。我知道她不喜欢我。

  那还是一个多月前的事。

  那天晚上熄灯后,同宿舍的女兵央求我给她们讲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的故事,正讲到紧张处,台长冷不丁地推门进来,手电筒的光柱在我们脸上一通“扫射”,然后,她大声呵斥道:“刚才是谁在讲话?”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忽的从炕上站起来:“报告台长,是我!”“我就知道是你,没有比你再差劲的!”她狠狠地一摔门出去了。

  结果,那天晚上她一口气让我们紧急集合四次。到最后,我们索性不脱衣服也不打开背包了,枕着厚厚的背包囫囵着睡了两三个小时。事后,指导员批评她:“你也太过分了,她们还是孩子!”挨了指导员的训,她一定更不喜欢我了。现在回想,台长不过比我大一岁,当年也还是个孩子啊!她尽职尽责地严格要求我们,其实是没有错的。

  我们连队有四个大猪圈,养了30多头猪。

  我在一个叫王淑雯的农村女兵的悉心指导下,最先学会了“叫猪”。只不过,开头的时候交了“学费”。叫猪,就是一边用铁勺敲猪槽,一边拉长声音扯开嗓门粗声喊:“嘎——嘎拉拉拉拉拉拉拉拉……”而叫小猪则是把声音放细:“咯——咯尼尼尼尼尼尼……”然后,大猪、小猪、黑猪、白猪、花猪就会摇摇摆摆地来吃食了。

  不知为什么,我一开始听串了调,我叫大猪时,楞给叫成了“哥——,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喊声刚落,就听到此起彼伏男人们的回应:“哎——哎——哎……”回头看,身后不远处站了一排男兵,个个笑得东倒西歪。王淑雯捂着嘴对我说,他们在占你的便宜呢!“讨厌!”我在心里骂了一句。

  自从当上猪倌,我果然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由最初一次只能挑一个桶底的猪食,到后来满满两大桶的泔水稳稳挑上肩,还带着“胜似闲庭散步”的神态。只是,个子从此不长了;由最初看见猪粪就捂鼻子,到后来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游走于臭气熏天的猪圈中,把满圈的猪粪一锨一锨清理干净。只是,除了和我最要好的战友贾红外,没有哪个女兵愿意睡在我的旁边,嫌臭!

  每逢夕阳爬上山峦,我会捡上一根小树杈,赶着猪群上山“散步”。我叫得出所有“天蓬元帅”的名字,还敢把那头黑猪与白猪生下的小花猪抱在怀里玩……

  私底下,我管台长叫“小霸王”,还把这个绰号给了那头脾气最坏的大黑猪,只要挨了台长的训,我就会用小树枝抽打那只大黑猪,嘴里还不停地念叨:“打你这个小霸王”!这个秘密只有贾红知道(40多年后,我和台长在北京见面了。我本想向她坦白交代这个“前科”并寻求她的宽恕,却发现她豁着两颗门牙笑意盈盈朝我走来,还模仿着宋丹丹的口吻说,我老了,两颗洁白的门牙也提前下岗啦……我一下怔住了。啥也没说,只是跟她紧紧拥抱在一起)。

  后来,我竟学会了杀猪。

  第一次当“屠妇”的经历惊心动魄。那头被我精心饲养的“肥肥”被男兵们五花大绑地捆在案板上,我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阳光下闪着糁人的寒光,手腕,微微发抖。台长站在我的身边说,你要把它看作是万恶的“帝修反”!我一连捅了“帝修反”13刀。我只剩一口气了,它楞是没断气,还呼呼喘着,做垂死挣扎。于是,男兵们给“肥肥”松了绑,它居然带着淋漓的鲜血示威性地跑完生命的最后一程,然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不动弹了。剖膛后才发现,“肥肥”的心上没有一个刀口,它是被我活活剌断气管而死的。

  我当上猪司令后,改变最大的还有指导员。他经常去猪圈视察,和我说好多好多的话。从喂猪的体会谈到我最喜欢看的书,从对连队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谈到我的兴趣爱好,从学习毛著的心得体会谈到我的父母家庭,每次都像唠不够似的。有一次我斗胆问他,最初是不是挺反感我们这些城市兵的?他居然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然后由衷地说,没想到你们这些城市兵还挺能吃苦的,干活也泼辣,不惜力。

    我告诉他,军人的家庭其实有着最严格的家教。我老爸就说过:“不爱劳动,怎么会有劳动人民的感情;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又怎么会有无产阶级的立场?”他一直鼓励我要当好猪倌,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指导员笑了。他的笑带着一股温热,直抵我的内心深处。

  大约半年后,我们通信总站要在全团树立个人标兵,指导员向团政委郑重地推荐了我。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写讲用稿(现在称为“先进事迹介绍”或“宣讲稿”)。讲我如何从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城市兵转变为“一不怕苦二不怕脏”的优秀士兵的成长过程。就这样一篇“讲用稿”,从连到营,从营到团,从指导员到教导员,从宣传干事到宣传股长,从政治部主任到副政委,层层把关,层层修改,几易其稿,好不容易通过了。接着是一场接一场的报告会,我大讲特讲城市兵“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过程,大谈特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那些刚下连队的新兵,一个个听得直眉瞪眼。

  巡回讲用结束后,我喜滋滋回到连队。

  远远看到几个女兵走过来,我张开双臂,摆出热烈拥抱状。可她们头一扭,鼻子里哼哼两声,不认识我似的走开了。我“大鹏展翅”似地僵住了,心头罩上厚厚的一团阴翳。回到宿舍,几个女兵仍不理我,每个人的眼神里写满了不屑和蔑视,我不知所措。

  这时,贾红一挑帘子进屋了。我一把抓住她就往山上跑:“老太太,快告诉我,我怎么了,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我像“肥肥”一样凄惨地嚎叫着。贾红呼哧带喘地咳嗽起来。贾红比我晚一年入伍,年龄却比我大一岁,入党也比我早一年。她是武汉人,因为生性喜好驼背,动不动就干咳一阵子,我给她起了外号“老太太”。她平时跟我最要好,时时处处让我三分。记得那次营里组织篮球比赛,我们女兵当“拉拉队”。只要形势一紧张,我就下意识地往坐在我身边的贾红腿上掐几下。比赛结束后,贾红撸起裤子,发现大腿已经被我掐紫了。

  她就是这么“纵容”我。

  我给她捶了捶背,她渐渐停止了咳嗽。她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垂着眼睑说,大家说你“贪天功为己有,”“就知道给自己脸上贴金。”“什么意思?我不懂!”她喃喃地说,你讲用的时候,是不是光讲你个人怎么怎么好了?有没有讲别人对你的帮助?你忘了,你的进步,是人家王淑雯对你帮助的结果!你们俩是“一帮一,一对红”呀!

    哦,原来如此!

  不由分说,我拉着贾红的手就往宿舍跑,她在我的身后又咳嗽起来。我一头冲进宿舍,从军绿色的挎包里掏出已经卷了边的“讲用稿”。我把“讲用稿”一页一页地拆开,摊在每张床上,我像受伤的野猫一样无助地叫着:“你们看,你们看呀!我的讲用稿究竟是怎样写的!”

  战友们拿起那些散页看了起来。我噙着泪水默背着那些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句子:“正是在我的一帮一一对红王淑雯同志手把手地帮助下,我学会了叫猪,喂猪,挑猪食,起猪粪……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有今天的进步!”

  当我浑身沾满猪粪味,女兵们捂着鼻子躲开我的时候,我哭过;当我瘦小的肩头被粗糙的扁担磨得又红又肿的时候,我哭过;当我的脚蹚在水里总也干不了,膝盖在夜里隐隐作痛的时候,我哭过;但那仅仅是眼泪的涌动而已。这次的哭,却让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心痛。

  看过我的讲用稿,大家又与我和好如初,可我心里却留下一道看不见的疤痕。我第一次懂得,最深的伤害不是皮开肉绽,不是血流如注,而是对无辜心灵的随意中伤;皮肉的伤痛可以治愈,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愈合。人可以舍弃许多,却无法舍弃被别人理解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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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8岁,我被“爱情”撞了一下腰

   

  自从那个“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连队进入一级战备。部队,不再是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我们开始学哲学。知道现象是不可靠的,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知道“顶峰”是不存在的;“一句顶一万句”也是不可能的;高呼“万寿无疆”的后面很可能包藏祸心;被党章确定的“革命接班人”也会成为最大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我们开始从“极左”的桎梏中走出来。可是,我的一个战友,学毛著讲用团的个人标兵徐惠兰,却走失在那个极端的岁月里,再也不能回归正常的世界。这个消息是小白熊告诉我的。

  “铁梅同志,你还活着那?”电话那端的她带着坏笑对我说。

  “小白熊,你不会咒我死吧?我死了你能得什么好?”我也阴阳怪气地回答。

   “好了,不跟你贫了,知道徐惠兰的事吗?”

  “她,怎么了?”

  “她疯了,得精神病了!”

  我的头“嗡”地一阵轰鸣,我仿佛看见那个圆脸盘大眼睛梳着羊角辫却不爱笑的年轻女兵突然披头散发地向我走来。

  徐惠兰也是69年兵,但她是从农村入伍的。下连队后,她在一个女兵连当“伙头军”,专事烧锅炉,一烧就是四载。第一年,她起早贪黑不怕脏不怕累,“心红火旺”,受到团里的表彰,她被评为学雷锋标兵;第二年,她琢磨出节煤的新招儿,专拣煤核儿烧,她的事迹见了报;第三年,她开始鼓捣烧煤石,也意想不到的成功了,被荣记个人三等功。第四年,她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烧的,一夜夜睡不着觉,最后得了精神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院。

  小白熊特诚恳地对我说,听到徐惠兰出事的消息,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生怕我这个喂猪标兵也会“走火入魔”,保不齐哪天人们也会在猪圈里发现一个神经错乱的我。小白熊,你可真够意思!可是,小白熊,你哪里知道,我跟徐惠兰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她几乎是完美的,而我却一直带着“后进”的烙印;她通体闪光,而我始终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她总在追求最高境界,而我,随便一低头,就能发现一堆毛病。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渐渐懂得,那不是徐惠兰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即“造神”也“毁神”的时代悲剧。我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也有老排长、老台长、老指导员的一份功劳。他(她)们让我吃了不少的苦头,却让我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反复的摔打和磨砺,更让我懂得了“真金不怕火炼”的道理。

  生活,不会因为某个政治事件的发生就停止前行的脚步。部队的生活依然在有声有色地进行。只是,仿佛一个早晨起来,我突然发现身边的女兵们有些“不对劲”了。

  有个女兵也不知从哪儿拿来一件破了口的男式军衬衣,就那么密密匝匝地缝呀缝,一个恍惚,针尖扎破了手指,然后,就把那手指放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吸吮着,片片绯红染上脸颊……

  又有个女兵打开一封信,藏到角落里没完没了地看呀看,一不留神,笑出声来,赶紧又把嘴捂上,偷偷看看大家。被人发现了,脸红得像秋天的苹果……

  只有我和几个年龄更小的女兵,成天就知道疯笑疯闹。那天,我从宿舍出来,准备去炊事班帮厨。身后响起一个男人瓮声瓮气的声音:“李玲,我们可以谈谈心吗?”

  我回过头,原来是他,那个1968年入伍的男兵。他长了一副特“庄稼人”的模样,脸膛黑里透红,身板魁梧结实。但是,他骨子里还是挺“小资”的,喜欢搞点业余文学创作。时不时地,军报上就有他的诗啊散文啊什么的被发表。

  那年,我当上“学毛著积极分子”,他还专门采访了我,把我的事迹登上了军区报。文章把我那叫一个夸:什么“将门女勇当猪倌,炼丹心不怕苦累”云云,我都不好意思去读。文章的下面,还登了一张他给我拍的照片:几头“天蓬元帅”急呵呵地围绕在我的左右,我把长发塞进了无檐软军帽里,军装外面套着一件白大褂,正笑意盈盈地往猪食槽里倒泔水。

  “谈心?和我?”我一时懵了。

  他突然嗫嚅起来,低着头,手足无措。

  “天,他不会是喜欢上我啦?”突然,我醒悟过来。这一醒悟不打紧,我竟也害了羞。眼睛死盯着地面,脚尖搓着沙土,真希望有个土地爷,让脚下“哗”地裂开一条缝,我立马钻进去。

  指导员走了过来。他诧异地看看他,又疑惑地瞅瞅我,眉毛一下挑了上去,尖锐的目光仿佛洞穿了一切:“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我们都清楚,部队严禁同一个连队的男女兵谈恋爱,也不许男兵和女兵单独“谈心”。指导员一定以为他抓到了两个“现行犯”。

  “指导员……”我们两人异口同声地向指导员报告,又同时刹住了下面的话。

  指导员盯着我:“你说!”

  我瞥了一眼他,豆大的汗珠从他的军帽里渗了出来。我急中生智:“报告指导员,他说他要向我学习怎么喂猪!”指导员狡猾地笑了:“胡说八道!人家是农村娃,啥不会!向你学习喂猪?瞎掰!”

  我吐了一下舌头,傻了。

  “报告指导员,我是说要学习她在喂猪过程中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显然他比我聪明,答话无懈可击。

  可是,没多久,他的名字上了退伍名单。退伍战士离队的前一天晚上,他把我偷偷叫到一边,又说要和我谈心。我吓坏了,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找到一个借口,躲在坑道里值勤,一夜没回营房。

  第二天清晨,朝霞染红了整个山谷。我走出坑道,走向营区,心里还在不停地打鼓:不知他是否离开了连队?

  天不助我!

  就在营房门口,一群摘去了红领章红帽徽的复员战士站在一辆敞蓬大卡车上,和车下那些留队战友一一握手,依依不舍地说着道别的话。我一眼看到站在车上的他,他也看到了我,我发现他的眼光里写满了哀怨。我心里陡然一阵难过,咬了一下嘴唇,飞快地跑开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才发现,他把他的自由体长诗《别了,我亲爱的连队》留在黑板上,当然,也留在我的心里:“别了/我亲爱的连队/我的心帆从此升起绵绵不绝的思念/像白云眷恋着山岫/像清泉向往着海洋/像游子梦中依偎在亲人的身旁……”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份最纯净的情感。

  43年后,我和他在丹顶鹤的故乡见面了。

  时光荏苒,花季不再,我们都成了儿孙绕膝的花甲老人。说起当年的种种,就像旧时收藏在匣子里的过时首饰,虽不会有佩戴的冲动,却依然保留着一份不过时的珍惜。我和他大大方方地拥抱在一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1504807590725946.jpg   

 

    (六)尾声

 

  公元2014年“八一”前夕,一群69年、70年、73年入伍的老兵,相继从加拿大、武汉、北京、青岛、沈阳赶赴一个叫做“龙山”的山沟,在40余年前老连队的所在地集结。

  昔日的花季小兵,如今都已变成年近或年逾花甲的老人,岁月的沧桑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也外化在一个个走形的身材上,唯一不变的,是跳动在每个人胸膛里的那份军人情结。

  换上新式迷彩训练服的我和“老太太”贾红,再一次紧紧拥抱在一起。

  当年生龙活虎的老连队早已湮没在一片齐腰深的杂草中,唯一的“幸存者”是连队的菜窖,我们鱼贯地走进去,深深嗅了一下,再也闻不到当年的酸菜味儿。可是,当年的秀才老兵范新民镌刻在菜窖石头门楣上的四个清秀大字“龙山菜窖”,历经四十余年风雨冲刷,竟清晰如昨。

  我们拨开草丛,凭记忆恢复着老连队的面貌——

  看,连队宿舍在这儿,大队部在那儿,那是食堂,那是女厕所,看,每天去坑道执勤走的路在那儿,哦,路旁的那棵大树还在——那是一棵大杨树,笔直挺拔,枝繁叶茂,头顶一片蓝天,脚踏一片绿荫,独自耸立在荒草丛中。它,竟成了已经消失的老连队最醒目的“地标”……

  后来,73年兵“假小子”夏飞打电话告诉我,那天,就听我一个人哑着嗓子漫山遍野的大喊大叫,比手画脚,活脱脱一副老顽童的样子!我禁不住对着手机嘎嘎大笑起来,说,回家了嘛!

  就要离开老连队了,我们相互招呼着,在“地标”前站成一排,准备与老连队的旧址合影留念。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敬礼”,我们习惯性地两腿咔一下并拢,立正,将右手五指并拢,手心向下,取捷径迅速抬至太阳穴,与眉同高,齐刷刷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向精心培育我们的老连队,向引以为傲的军旅生涯,还有,我们从军营走过的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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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首稿,原标题《花季,从军营走过》,2014年8月修订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