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早就想写写爷爷了，却一直虑于笔拙，惟恐有愧他老人家一生的苦难和伟大。我不止一次将丝丝思绪凝在笔尖，复又收起，内心的思念纠缠着我，怕触及又难忘记。草色青青，清明风至。清明又让我想起了爷爷。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十一岁，他的故事源自父亲后来断断续续的叙述。


　　听父亲讲，　爷爷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那个苦难年代，没有谁不苦的，爷爷自然逃不脱。

　　爷爷在八岁之前，冬天几乎没有穿过棉鞋，十岁就给地主家当长工放驴放羊。父亲每次提起爷爷的童年，两眼都闪着泪花，而我早已热泪盈眶。这个画面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儿，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面黄肌瘦，两颊有点塌陷，焕发不出那个年龄该有的朝气与蓬勃。身上穿的衣服倒不如说是裹着一堆烂布条儿，一遇风胡乱飞着。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布缩，现在短的吊在小腿肚的上面。光着的两只脚丫儿有愈合的疤痕，也有好几处划伤的裂口，正往外浸着血，走起路来有些趔趄。黑脏脏的小手里举着一根跟他胳膊差多不粗细的长棍子，吆喝着一群比他高大、比他结实的牲口，走进山里……父亲说偶有好心的人给双破草鞋，爷爷穿上能高兴上好些天。“家徒四壁”这四个字用在这里都显的绰绰有余，爷爷家里穷的弟兄三人和盖一条被子，炕上只有一条破草席。是什么样的信念和信仰支撑着他们活过来的？十四五岁时爷爷就没了爹娘，兄弟姐妹相依为命，但躲不过地主的欺凌和迫害。由于还不上地主的那一斗米，爷爷的二姐被黑心的地主卖到了山西。得知姐姐被卖兄妹几个哭成一团。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我听着心就碎了一地。

　　我实在不忍回望那段漫长且艰难的岁月，也想像不出，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的祖辈们流过多少血汗？洒过多少热泪？愁断多少肝肠？他们怎样弓身弯腰拖着历史的车轮千回百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爷爷1940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那一年他24岁，同年秘密入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是我们村地下党支部的创始人之一，为了壮大革命队伍，他主动发展党员。他的哥哥杜节也是一位优秀的地下党员，让人痛心的是，在执行任务时，误喝了敌人给的一碗水，当场就被毒死了。牺牲时年仅36岁。现已被评为烈士。（爷爷的哥哥加入地下党的时间更早，具体情况父亲不知。）哥哥的牺牲并没有让爷爷退缩，反而增强了他的信念，让他义无反顾地跟随共产党，在革命的道路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他抹着泪，在工作日记上写了这句话：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人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抗日战争时期，爷爷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二分区（册井区）宣传干事，他满怀一腔热血，踊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2、1943年沙河遭遇赖年景闹灾荒，也正值日寇侵华最疯狂的时期。在那个炮火连天、民不聊生的苦难年代。爷爷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积极组织根据地群众生产自救、渡荒支前。这期间，他参加了攻打全呼炮楼、功德汪炮楼。作战十分英勇，并舍生忘死带领民兵自卫队深入敌占区，破坏敌人的封锁线和铁路交通。为这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还参加了攻打峭河、解放沙河城等战斗。1948年后，调任一区（渡口区），先后任区委副书记、书记。他任职期间，渡口区曾成为沙河县乃至河北省的先进分区。

　　1952年6月，爷爷调到县委工作，先后任组织部副部长、农业工作部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常委等职。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工作实干，勇挑重担，临危不惧。1963年8月，沙河遭遇了特大洪水。爷爷与副县长张有义、王村民，不顾家庭和个人的安危，率领42名干部冒雨在大沙河沿岸一带的村庄抗灾救人，几条大井绳和铁丝绳一头拴在大树上，一头由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拉着，像拔河一样，水性好的干部来回渡水救送群众。奋战一上午抢救2600多人。他们每天在雨水中浸泡十几个小时，没有喊过苦，叫过累。暴雨如注，洪水泛滥，全县通讯设施被冲垮，与县委失去了联络，在这样的紧急关头，爷爷当机立断，组织人员强渡洺河，前往永年临洺关。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拍发紧急电报，为营救灾难中的沙河人民赢得了宝贵时间！

　　文化大革命中，爷爷游过街，戴过高帽，住过牛棚。尽管那些人把他作为“老好人”进行批斗，但他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丝毫未损。这期间，中央启用干部再利用，爷爷被调到县铁矿任矿革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他餐风露宿，顶风冒雪，踏遍各矿点的沟沟坎坎，进行深入调研，大胆整改。经过几年的努力，县铁矿的职工竟然多达数千人，上缴利润高达数百万，成为了沙河县县办工业的支柱产业和邢台地区县属工业企业中的首富，曾多次受到邢台日报和河北日报的采访和报道。后来，不少老工人忆起当时无不感慨，尽管文革很乱，但县铁矿在爷爷等一班人的领导下，“职工团结和睦，生产安全高产，车队浩浩荡荡……”

　　1979年3月任沙河县县革委副主任，县委常委。同年12月，在沙河县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人大副主任。

　　1980年的秋天，一个天高云淡、硕果飘香的季节。被地主卖到山西的二老姑（爷爷的二姐），终于寻来了。如果说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那么，秋天应该是收获的季节。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爷爷几经寻找都未果，以为今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谁曾想，在人生暮年还能收获到这意外的惊喜，这一面他们整整盼了40多年啊。这对饱经风霜的姐弟喜极而泣，他们像小时候那样手拉着手，笑着笑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一年的冬天，爷爷病了。

　　1981年的4、5月份，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爷爷才下了决心去北京看病。一周后，爷爷在我父亲的陪同下去了北京。过了四五天父亲让人从北京捎回信儿，告知爷爷的病情不容乐观，全家人陷入悲痛中。当时我并不知情，只知道爷爷去了北京，不知道爷爷病了。后来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了一点。从那一刻起，这个不幸的消息象个炸弹，连同快乐一并炸碎。

　　父亲在北京陪护爷爷一个多月后，小姑也去了。听母亲说小姑去替父亲了。又过了十来天父亲回来了，疲惫不堪的样子，叫人心疼。父亲洗了把脸，从行礼包里掏出两件裙子，递给我说：“这是爷爷买给你的，你小姑帮着挑的，去试试好看不？”我接过衣裙，转身走去另一个房间，没等我推开房门，眼泪就夺眶而出。

　　两件都是连衣裙，一件浅粉色，领口处有手工刺绣的小花儿，穿上显得白净甜美，象个可爱的小公主。另一件是印花裙，浅藕粉色的底上撒满了粉白色的花儿，漂亮又洋气，就是稍大了些，这条裙子我一直穿到初中毕业。不仅仅是因为好看，我知道，这是爷爷最后留给我的念想。

　　自从爷爷病了，父亲姐妹几个都轮着照顾，这段日子他们来回辗转在沙河与北京。爷爷得的是胃癌，最后一次从北京回来，便卧床不起，饥饿疼痛，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父亲说，爷爷离开的最后一刻环视了房间里所有的人，然后带着微笑走了。

　　爷爷于1982年10月30日上午辞世，享年66岁。

　　爷爷这一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和人世间的沧桑辛酸。吃不饱，穿不暖，“苦”是当时一种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度过了让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的人不能理喻和认同的时期。爷爷是吃过苦的人，他生活一向俭朴，下乡只吃派饭，从不搞特殊、开小灶。正如乡亲们对他的评价“小米黄菜是好饭，改善生活吃杂面。”杂面就是爷爷眼中的大餐。爷爷是个话不多的人，在工作中不喊口号，不唱高调。他平易近人，热爱干部，知人善任，素有“好人书记”之称。他尽忠职守，爱国爱党，默默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诠释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生活中的爷爷，温和慈祥，和蔼可亲。

　　我对于爷爷的印象，来自儿时那段短暂且美好的记忆。爷爷是个苦命人，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

　　我四五岁时，父母把我丢给姥姥，来到了县城。那时，爷爷已在县城工作了多年。我从小就呆笨，不爱学习，姥爷时常数念我：“你爷爷不仅是好人，也是个有材料、有本事的人。你可得好好念书，长大了像他一样。”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虽然和爷爷相处的日子并不多，但我打心眼里喜欢他。

　　在姥姥家住着，隔三差五便会想念爷爷。就撵在姥姥的身后，像个跟屁虫似的，一边又一边地念叨：我爷爷哪天能来啊。那时，姥姥最常说的就是这句：你爷爷是县里的干部，工作可忙的了。有空他就来了啊。

　　我不知道爷爷是什么干部，也不知道有多忙，反正有些日子爷爷没来看我了。

　　汽车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在村子里跑着玩的小伙伴儿个个耳朵灵，汽车那种特有的声音，远远地就能听到。这声音象有一种吸引力，这群小孩儿一听到，就齐刷刷地奔向村口观看。我自然也会撵着跑去。汽车稳稳地停在村口的空地上，有的小伙伴儿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有的小伙伴儿围着车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悄悄地用手摸着；有的小伙伴儿趁着年轻的司机叔叔不注意，就踮起脚，扒着窗口向里面张望。心里嘀咕，这个铁盒子怎么可以跑得这么快。

　　爷爷从这个军装绿的汽车里走下来，从上衣的兜里掏出包着透明纸的糖果，微笑着说：“来，来，都过来吃糖。一人一块啊。”小伙伴们把甜滋滋的糖果塞进嘴里，又慌忙跑去围观那个庞然大物了。

　　记得娘说我小的时候，特别认生，别人一抱，我就扯着嗓子哇哇大哭，任凭抱着的人怎么哄，我的哭声是一浪高过一浪，除非不抱我。我站在离车不远地方怯生生地看着，爷爷笑着伸出双手冲我走来。我看清是爷爷，撒腿跑到爷爷面前。爷爷弯腰抱起了我，然后腾出一只手，剥了一颗糖放在我嘴里，那张糖纸是浅粉色的，特别好看。我望着爷爷，甜蜜的笑印在我红扑扑的小脸儿上。


　　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来到县城。终于可以和爷爷朝夕相处了，可是他依旧很忙。

　　爷爷住在自己的办公室，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全家人住在爷爷单位的公房，屋子不大，院子倒是挺敞亮的，东墙根靠南种着一棵榆树，靠北的窗户外有一棵丁香树，一到花季，满园飘香。爷爷喜欢坐在丁香树西侧那张石头面的桌子旁前看书看报，我喜欢趴在爷爷的对面胡乱翻着他看过的报纸。这时爷爷抬起头，从眼镜后面流出来慈爱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

　　他笑眯眯看着我说：“你好好念书，长大了能当老师。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只能去食堂炸麻糖，那活儿……”没等他说完，我就兴奋地拍着手，大声喊着：“好呀，好呀，去食堂多好，还能吃麻糖。”（终还是辜负了爷爷，没能当上老师。也没有如我所愿，去炸麻糖。）

　　爷爷的笑在脸上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


　　五年级的时候我从褡裢村小学转到了育红小学，也就是现在的一小。我永远忘不了1982年的那个初冬，我清晰地记得10月30这一天，天格外的冷。我朝着手，象往常一样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窗外的一个年轻人招手把老师叫了出去，说了几句话。随即，老师又把我叫出去，她摸了摸我的小辫子，说了句：“你家有点事儿，这两天别来上课了。”我有些纳闷，但还是坐上这位大哥哥的自行车，他把我送到了政府大院，这个院子对我来说太熟悉不过，这是我最亲的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啊。走进大会议室的那一瞬，我知道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奋斗了一生的事业，离开了刚刚能吃饱饭的祖国。我站在母亲的旁边，盯着身上盖着党旗的爷爷，他躺在灵床上双目紧闭，一动不动，他再也没有象往常那样见到我就笑着走过来，也没有给我糖吃，爷爷再也不会给孙女说笑玩耍了。我试图走过去叫醒他，被母亲一把拽住了。刺骨的冷，把我的手脚冻木了，把我的心冻疼了，但就是冻不住我脸上淌着的泪水。


　　我的爷爷（1916一1982），是河北省沙河市柴关乡阴河沟村人，小名杜华定，官名叫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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