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镰刀斧头的党旗上有他的风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10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在这期间，共和国的不少开国元勋、人民英雄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将永远缅怀。但是也有更多的共产党员他们虽然不是开国元勋、战斗英雄，他们也为我党的建设、新中国的成立、国家的繁荣富强默默无闻、不辞劳苦的工作并贡献了他们毕生精力。他们离开了家庭、牺牲了自己的个人理想，为了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立志奋斗终身，他们也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共产党员。尽管这些普通的共产党员就像浩瀚银河系中的流星，微光一闪，转眼即逝，但是他们也为共和国繁荣昌盛这璀璨的夜空贡献了他们美丽的一刻。我的父亲就是这些普通党员其中的一个。
我父亲是1937入党的党员，1911年，他生于河北省沧县一个农民的家庭。沧县位于河北省东部靠近渤海，由于海水的影响，此地大片土地都是盐碱地，芦苇茂盛，不适于农作物生长，属于穷乡僻壤不毛之地，过去历朝历代朝廷的重犯往往发配于此。
我们家到我爷爷这一辈，他谋到了一个给当地教堂教职人员做饭的差事，家境有所改善。尽管家境不太宽裕，我爷爷还是把我父亲送到小学、中学去学习。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医生，解决穷苦百姓病痛。父亲学习一直很努力，后来又到上海雷式德医学院学习。这是一家英国教会在华开办的医学研究机构，该医学研究机构包括营养、生化、药理及毒理、工业卫生细菌及病毒、疫苗及血清、组织病理、医学昆虫、内科、外科、Ｘ光室、化验室等。此外，该学院还设有图书馆、动物试验室。教职员工近100人。在该学院先后从事科研工作的有国内外著名的生理学家伊伯恩、蔡翘、沈霁春，营养学家候祥川，病毒学家汤非凡，细菌与免疫学家、寄生虫病学家李元白、吴光，病理学家高祥麟，外科专家汤普生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父亲毅然终止自己的学业，离开了雷式德医学院并积极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他参加了新四军。来到新四军后，接待他的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同志（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解放后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沈其震同志对于父亲的到来非常高兴，安排父亲在新四军军医处工作并代表军部负责新四军３支队的医疗卫生工作。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对他培养，父亲被新四军领导推荐到延安抗大学习。一听说到延安学习，父亲自然万分高兴。早在上海时他就听说革命圣地延安了，那是一个神奇、让人向往的地方。父亲欣然领命，带着陈毅同志的推荐信，马不停蹄的奔向延安。
年底，父亲到了延安，参加抗大第４期学习。在这里，父亲第一次系统的学习到马列主义、哲学等党内其他学习材料。过去在上海只是在进步书店偷偷摸摸的看过一些党的宣传资料，这次可以光明正大的系统的学习和研究这些学习文件并有机会可以和教员、同学一起讨论和学习，这令他兴奋不已。
父亲在抗大学习期间，校领导让他一边学习一边负责组建抗大医院。几个月的学习结束以后，抗大领导不再让他回新四军工作，任命他为抗大医院院长。新的工作对父亲来讲担子是沉重的，几个月的延安生活，他知道新四军的各方面条件比八路军强多了（新四军在军长叶挺的周旋下多少还能从国民党那搞点东西），就拿医疗卫生来说，相比之下新四军是缺医少药，八路军是无医无药。
父亲曾经找到后勤部门反映组建后抗大医院的实际情况，后勤部门首长表示，目前抗大医院的缺医少药状况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由于国民党的控制，日军的封锁，我们外购的物资根本运不进来，药品属于战争期间绝对控制物资。后勤部门首长用毛笔写了八个大字送给父亲，用以勉励他要克服困难，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父亲看后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如何“自己动手”才能解决医疗物品短缺的问题。后来，父亲找到了八路军医院院长靳来川。尽管八路军医院也是困难重重，考虑到新组建的抗大医院，靳院长还是支援一部分医疗物资。
后来听父亲讲，那是他一生中最难的时刻。首先，抗大医院要建立医院的各个部门，然后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这些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有理想、有抱负、参加抗战的知识青年（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母亲）普遍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常识。父亲夜以继日的编写教材，授课，更为严重的是已经有不少八路军的伤员已经陆续送到了抗大医院等待救治。迫不得已，父亲只能白天给伤病员做手术，晚上培训，半夜编写教材。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使他过度疲劳，由于体力不支，几次晕倒在在手术台上或讲台上。
连日来对八路军伤病员的救治已使本来短缺的医疗物品更加捉襟见肘，如何解决抗大医院医疗物品不足呢？这始终是一直萦绕在他脑海的难题。一天，陈赓同志来到抗大医院疗伤。父亲和陈赓同志算是老相识了，以前，陈赓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父亲是进步青年学生，常在一些进步书店一起活动。
这次他乡遇故知彼此都很兴奋，他们用上海话寒暄了几句父亲开始查验他的伤势，然后准备手术。这时，陈赓一把抓住了父亲的手并笑呵呵说道“怎么，这就要向老朋友下手了？相煎何急吗？”父亲有些不解，收起了笑容严肃的说道“你的伤口已经有些感染了，再耽搁下去后果很严重。”这时，陈赓笑道“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用一支麻药呀？”
父亲为难了，他告诉陈赓同志，医院只有２支麻药，规定给校首长预留的。陈赓同志快人快语说道“你们校首长也不上前线，他们用不上。还不如给我用了吧？”看见父亲还在犹豫，他又补充了一句“别担心，我搞到药加倍还给你”。父亲觉得陈赓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又叮嘱一句“我这可是违反规定的，你可别食言呀。”
陈赓同志果然言行必果，时间不长就派人送来了５支麻药还有不少从战场缴获的医疗物资，这其中包括送给父亲的一支镀银的勃朗宁手枪（父亲一次也没有用过，解放后上交了）和一架柯达照相机（这可能是柯达最老式的柯达照相机了）。
父亲看着这些东西不禁热泪盈眶，连忙握住来人的手“同志们辛苦了，谢谢你们首长。”来人见状疑惑不解，问道“首长，这些都是些啥东西这么金贵，值得你这样？我们打了胜仗这破玩意有的是，写的都是洋字码，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全都扔了。早知道你们需要这个，多捡点回来就好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来人走后，父亲坐在窑洞的办公室里，看着后勤部首长送的手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顿然所悟。他立刻找来政委商量，最后决定政委带一部分人留在延安，父亲带一个警卫排和一部分医务人员到根据地巡回医疗。这样可以及时救助八路军伤员同时也可以在打扫战场时搞到缴获的医疗物品，解决医院医疗物品匮乏的问题。
不长时间以后，医院得到了很大发展。在战场上缴获的大量医药物品充实了医院，此外父亲还组织俘虏的一些国民党、伪军的医务人员的教育，在他们认识提高以后让他们为八路军服务。特别是还有不少日本军医，被俘虏以后马上送到延安的日本“反战同盟”，经过他们教育以后又返回抗大医院也为八路军工作。这时延安抗大医院已经从一个刚成立的“社区医院”脱颖而出，迅速转变成具有一定救治和医疗能力的“三甲医院”。
抗大医院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医院党员和全体医务人员的艰苦奋斗，母亲回忆这一段艰难历程时总是喃喃的说：“累呀，太累了。打起仗来，有那么多人负伤、牺牲，我们必须夜以继日的连续工作。那时候行军就怕摔跟头，一个跟头摔下去就睡到地里了。”是呀，她们要从战场上抢救伤员，在医院里救治伤员，不分白昼的工作，还要随时跟随大部队转移（一般部队打了胜仗，很快就会转移，避免日军、国民党部队报复性袭击），因为靠那一个排的警卫力量是无论如何是保卫不了抗大医院的。
父亲讲到这一段往事时也深有感慨，那时候除了救治伤员以外最让他头疼的事就是行军转移。百十人的队伍在行军时哩哩啦啦有２—３里地，掉队的大部分是女同志，她们也是太疲劳了。父亲也只能告诉她们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听到中正步枪声一般是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掉队的同志如果实在走不动了可以就地躲藏，即使被抓到了，都是抗日的部队，危险不会太大。如果听到三八大盖的枪声，那是日本鬼子的追击部队，千万不能躲藏，要拼死追赶部队，他们实行都是“三光”政策。父亲的告诫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以后的行军中，只要听到三八大盖划破空气犀利枪声，医院行军中没有一个人掉队，特别是女同志，全都跑到警卫排前面去了。
抗大医院的发展壮大受到了领导的好评，在抗大成立５周年之际，父亲接受了时任抗大校长林彪的接见和颁发的“党的教育战线上的优秀战士”的荣誉称号。
抗战胜利以后，延安派出了大批干部到东北建设革命根据地。父亲也带领抗大医院整建制的转移到东北。初到东北，开始并不顺利，国民党部队把他们从城市赶到了农村，又从农村赶到了山区。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最后不得已跨过了鸭绿江进入了朝鲜境内。暂时远离了战场的硝烟，吃上了朝鲜大白米饭，医院得到了休整。可是父亲一刻也没有得到休息，他接到东总后勤部指令，立刻赶往佳木斯接受新任务。
原来四平争夺战失利以后，东北野战军决定暂时放弃了所有的东北城市，战略转移到哈尔滨以北。以往接收的日、伪制药、生物制品、医药研究机构的人员、设备一同转移到佳木斯，父亲此去就是将这些单位合并组建“卫生技术厂”。日军在投降以前，在东北开始研制并秘密使用细菌武器，导致一些地区鼠疫、霍乱流行，此外东北野战军大规模的运动战使伤员大量增加，这急切需要生物制品、医药制品解决上述问题。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本来已经老旧的生产设备、实验设备经过拆、装，长途运输以后基本都不能运转了，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技术人员都是上述单位的日本技术人员、研究人员的辅助人员，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开展工作的。面对困难，父亲又一次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他一面组织厂里的技术人员修理破损的生产设备、实验设备，一面设法寻找日本的技术人员、研究人员。找到他们以后，要求他们马上恢复生产并在３个月内培训好中国技术人员，否则将延迟他们的遣返。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在佳木斯呆了两年多的“东北卫生技术厂”立即迁回长春。后来改名为“中央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此后，长春生物制品所生产的产品有100多种，出口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其中有预防各种传染病的疫苗、血液制品、基因工程产品和诊断试剂。在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技术、单克隆抗体技术、大规模细胞培养技术、蛋白质分离纯化技术、生物制品的冷冻干燥技术、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检测方法、血浆综合利用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都是国内领先的。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在东北边境投放了细菌弹，致使我国东北一些边境村庄疫病流行，特别是鼠疫。父亲离开了“东北卫生技术厂”又奉命组建东北防疫总站，当时东北防疫总站缺少防疫专家，检验设备落后，缺乏应对疫情的必要药品，特别是对于美国发动的细菌战如何防疫还是知之甚少。他看到志愿军战士、老百姓受到了疫情感染非常忧虑，也感到了内疚。当时我国的卫生部门针对鼠疫的肆虐即没有防疫疫苗也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父亲带领防疫人员只能采用隔离、消毒的防疫方法，控制鼠疫蔓延。对于已经染病的志愿军战士、老百姓，父亲领导下的防疫人员只能摸索着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尽量挽救他们的生命。
（网络照片）
50年代初，父亲又奉调北京，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组建国家防疫总站（国家ＣＤＣ的前身），经过父亲和一些专家的努力，尽管组建工作有些难度，但是工作进展还是比较顺利。后来，鉴于朝鲜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来自于美国细菌战防疫压力减小，而且国家又开始进入经济建设发展时期。根据当时中央缩编调整政策，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家防疫总站建制，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完成辖区内防疫工作，中央负责技术支持和开展相关课题研究。于是父亲留下了组建中央卫生研究院卫生研究所。组建卫生研究所的宗旨就是从防疫角度对对我国劳动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营养卫生等问题开始研究并着手培养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为地方防疫站提供技术支持。不久，大批从国外回国报效祖国的专家、学者陆陆续续前来报到了，随着而来的还有苏联的援华专家。不同专业的高级人才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报效祖国集聚在一起。
（１）职业卫生
职业卫生研究的是人类从事各种职业劳动过程中的卫生问题，它以职工的健康在职业活动过程中免受有害因素侵害为目的，其中包括劳动环境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以及防止职业性危害的对策。那几年，特别是云南省宣威农民肺癌引起国内外卫生界、医疗界的高度重视，卫生部门认定“宣威肺癌发病率全国最高”。由于发病率高，病因情况不明确让国内外许多专家困惑不解。为此，父亲带领有关专家曾经多次到实地进行考察，现场办公。 经过反复论证，父亲要求环境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的何兴舟研究员成立了“宣威肺癌病因学科研协作组”并任组长，最终揭开宣威肺癌“百慕大”之谜。该课题组在世界上首次报道了大面积人群肺癌病因的流行病学调查，提出了室内环境污染的多环芳烃类物质是诱发云南省宣威地区人群肺癌发病的主要原因。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肺癌病因学理论，而且为人们预防和治疗肺癌奠定了基础。多年以后，美国科学技术协会为了表彰何兴舟研究员对该科技领域的杰出贡献，给他颁发的“终身荣誉奖”。何兴舟研究员曾感慨说过“这份荣誉应该有洪所长一份，没有他的大力支持宣威肺癌病之谜到现在也不一定解得开。”
（２）营养卫生、食品卫生的发展
食品卫生是指在食品的培育、生产、制造直至被人摄食为止的各个阶段中，为保证其安全性、有益性和完好性而采取的全部措施。营养卫生是指机体利用食物的有效成分，通过分解、转运、吸收、代谢等环节摄取的过程。营养、食品和卫生虽然有相互关系，但是属于不相同的概念。然而它们在增进人体健康，预防疾病的问题上都属于公共卫生的组成部分。
60年代初，我国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天灾人祸集为一体，使饱受沧桑的中国人民刚刚过上几天幸福生活又笼罩在饥饿的阴影中。粮食的供应紧张也使瓜、菜类食品开始限量供应，总而言之，一切能进嘴的东西都变得珍贵起来。
维生素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需的物质，多数不能在体内合成，必须从食物中摄取。人们如何从限量供应食品以外获得更多维生素曾强体质呢，在当时，这一直是困扰父亲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召集杨恩孚、周启源、沈平、金大勋等我国著名营养学家反复研究，提出不少好的方案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人工培养的小球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小球藻是一种天然的，均衡的，完全的，浓缩的营养食物，为良好的营养补充剂，也是一种天然的营养均衡的食物。这种科研成果的普及及应用大大的改善了由于食品供应匮乏引起人们膳食不均以及维生素缺乏的问题，从而大大减少了相应疾病的发生。
（３）公共卫生的应急处理
解放前，由于连年战乱，老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基本上没有公共卫生可言。各种疫情的爆发，都是自生自灭。由于公共卫生是关系到国家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所以在中央卫生研究所成了以后，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对涉及公共卫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对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救治。
60年代初期，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当时的经济、政策环境影响，初建起来的卫生防疫体系经受了第一次曲折，许多地方将卫生防疫站与专科防治所、卫生行政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合并，使大批防疫机构工作停顿，人员流失，造成一些传染病回升。那个时期也是父亲最为紧张时期，在防疫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公共卫生的应急工作。
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一个夏日的夜晚，北京闷热的出奇。高温、高湿让人夜不能寐。半夜时分没有一丝凉意，半夜时分，家里电话铃声响起。有关领导要求父亲马上赶到山西某县的一个农村，那里发生了集体中毒事件，已经上报中央。那时由于我们国家电讯业很落后，父亲和当地联系时，长途电话信号时断时续，现场实际情况不是十分清楚，只知道有人已经死亡。情况万分紧急，有关领导要求父亲必须马上赶到现场，组织抢救，判明原因，防止疫情扩大并上报疫情。在通话中，父亲还想多了解点情况，电话还没有打完，门口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办公厅派来的车子已经到了。父亲没有来得及拿任何东西就直赴北京的一个军用机场。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北京和当地气象条件都不好，无奈人命关天。父亲乘坐的军用飞机像在海浪中颠簸的一叶小舟，上下起伏，几次面临危险又几次化险为夷。在飞机上，父亲几乎把黄疸都吐出来了，最后飞机终于降落到了一个军用小机场，早已停在机场等候的吉普车连夜将送入现场。父亲在当地主要领导陪同下看望了病人，很明显，大部分病人都呈现出中毒症状。表现为恶心呕吐、呼吸障碍、心搏骤停、昏迷、痉挛、疼痛、肺水肿、脑水肿等症状。由于耽误了治疗，２个重症患者已经死亡，另外２个重症患者已经频临死亡，还有不少重症患者和一般患者病情在不断加剧。经过现场调查研究，父亲初步判断是一起农药使用不当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父亲一面打电话汇报，要求派北京、上海的有关临床医生马上赶赴现场，一面组织现场有关医务人员将患者有效隔离同时清洗中毒的皮肤，使其病情不会继续恶化。
很快，北京、上海的医疗专家赶到了现场，他们对中毒较深并已经引起脏器衰竭的患者进行了有针对性治疗，使中毒者慢慢恢复了脏器功能，父亲要求医疗小组一定要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治疗。经过了几天日日夜夜的奋斗，父亲和医疗小组的临床大夫都已经疲惫不堪了，好在２个重症患者已经脱离了危险，其他患者有的已经渐渐康复，这种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疗效。
由于父亲的努力工作和取得的成绩，给我国预防医学、防疫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病毒学、传染病学、健康教育等等诸多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此，60年代初父亲和部分杰出的援华外国专家、部分医科院、所领导在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多年的积劳成疾使父亲患有多种疾病，文革后期就离开了工作岗位。离休在家的父亲退休生活就是听京剧、学习电子琴、学做美食，不过他花时间最多的是缝缝补补，他补袜子、衬衣，缝制小玩意。我当时很不理解他的如此爱好，看到我不解的目光，他告诉我，这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基本功。我更感觉可笑了，都过了多少年了，还憧憬战争年代的往事，真到那时候，他这张旧船票肯定不让他再登上那个客船的。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一些往事，那个时候在学校有时让填一些表、或是参加活动也让填表，在父亲职业这一栏中，他总是让我填“外科医生”。是呀，以前为那么多八路军伤员做过手术，这个职业是他一生的骄傲。
不过老“外科医生”的功底甚是了得，让人佩服。他给我缝制了多功能钱包却非常实用，那个年头什么都要票，布票、粮票、油票、肉票、副食本、钱，少了哪一样都买不着东西。父亲缝制的钱包里外好几个隔层，设计精巧，纯手工缝制。现在这个钱包已经成为父亲留给我永久的绝作了。
80年代末，在一次例行体检中，父亲查出了肝癌。那是一个春雨绵绵的傍晚，母亲打电话叫姐姐回家，我们一起背着父亲讨论他的病况。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在体检时发现肝部有肿块，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最后诊断为胰腺癌扩散到肝脏，已经属于肝癌晚期。听到此言，我和姐姐目瞪口呆，欲哭无泪。母亲征求我们意见，是否告诉父亲他的病情。我和姐姐都不同意现在告诉他，等他病重再告诉他不迟。
母亲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她说，父亲是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的老同志了，也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他会平静的接受这个现实的。何况他是懂医的，几天来的医学检查他多少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步入了父亲的卧室，母亲简洁的转述了几个医院的医学专家的诊断意见。
父亲默不作声的静静的听着，沉默了好一会然后喃喃说到，有结论就好。人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听到这儿，我和姐姐都流下了眼泪。见状父亲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肝癌一般还有３到６个月的时间。人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一种幸事，没有什么可以悲伤的。这样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后事了。事后他留下了遗嘱“鉴于我们国家目前对肝癌治疗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我病重后期不做抢救性的治疗，以免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我去世以后，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留下眼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
又过了一段时间，扩散的癌细胞开始肆虐父亲的机体，他感到周身不适，为了缓解一下症状，不得已住进了医院。肝癌病人在后期的痛楚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父亲默默的在忍受着，实在忍不住就含一片止痛片，从来没有呻吟过。有时感觉稍微好一点，他也默默无语，静静的看着窗户外的蓝天白云。他在想什么呢？我想问，但是我不敢问，怕破坏这片刻的宁静氛围，毕竟属于老人家的蓝天白云时间不多了。
后来父亲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有一次他稍微清醒一点，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吃力的对我说，蓝天白云象征着生命的永恒，但是对于个人来说生命是有限的。老子曾经说过，人之生也柔弱。是呀，人生的柔弱会带来不少遗憾的事。我年轻时曾经想当一名医生，这一点没有什么遗憾的，我的愿望实现了。遗憾的是我想做一名内科医生。尽管我也为此努力过，但是终究没能拿起听诊器而用起了手术刀。
父亲走完了看似平淡又是十分曲折的一生，他从1937年入党，接受了党50多年的教育。在这期间，他在党需要他的时候，他毅然离开了家庭，抛弃了个人理想，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尽管他后来没有成为一名有建树的内科医生救国救民，可是在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用手术刀却挽救了成千上万负伤的八路军、解放军干部、战士的生命。解放以后，他又根据党的需要为我国“五大”卫生的建立、发展做了不懈的努力。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表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为了党的事业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你干的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工作，但是干什么工作就要干好这个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