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永远的老师 
每每触及“老师”的话题，在我的记忆库里闪闪烁烁的，也只有六十年代末期教过我的那几位小学和中学老师不再清晰的影像。因为，史无前例的“文革”把我的文化程度定格在初中二年级。其后，虽历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兼大熔炉的摸爬滚打和千锤百炼，虽历经中专、大专乃至党校研究生的寒窗苦读，但在如今这个只看重“前学历”的年代，我依旧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好在现实并不完全“惟学历”，我才有机会拥抱成功。但是，知识储备的贫乏，终究是我这辈子抹不去的遗憾。尽管如此，每每想到我的老师，内心深处还会涌起潮水般的感动。
（一）
徐老师（原谅我已经忘记了您的名字）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数学老师。
永远搞不懂当年的她——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为什么不会笑？
那时，我的胳膊上已经有了“一道杠”（小队长），人也长得蛮清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该纳入“坏学生”的行列。可是，不知为什么，只要碰上徐老师的课，我总会在心里不由自主地窜出一股想逃课的冲动。
徐老师有一张不够丰满的西葫芦脸，尖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瓶底厚的眼镜，一对冷冰冰的小眼睛时不时地从镜片后面扫射出比机关枪子弹还要密集的带有杀伤力的凶光。她的嘴巴出奇的小，不讲话的时候总是闭得紧紧的，以至于嘴角四周过早地出现了皱纹。最讨厌的还是她的声音，极像是捏着一块极硬的石头从光泽度极差的玻璃上尖刺地划过，足可以在顷刻间杀死我所有的数学细胞。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她的脖子底下有一道疤痕，许是这个手术破坏了她的声带？
上她的课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不是她的学生，而是被她看管的“囚徒”。土牢似的课堂令人窒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伟人的教导放之四海而皆准。趁着徐老师在黑板前板书的间隙，我的“反抗”终于从秘密策划转入实施阶段。
我和旁桌的女生偷偷玩起了不知是谁发明的“天书”游戏：像原始人那样，用一幅幅线条简洁的图画组合成一封封类似“天书”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是完整的。但那些稀奇古怪的符号，需要阅读者有一个挖空心思的“解密”过程。然后，我们会把“天书”叠成十分诡异的模样，偷偷从书桌下递到对方手中，对方再用汉字“翻译”出来。
“解密”的过程最为刺激也最为过瘾。
常常因为对方的“解析”牛头不对马嘴，我们会捂着嘴窃笑，这种简单的近乎幼稚的快乐可以把数学课的乏味一扫而光。然而，好景不长。那天，我们正玩在兴头上，我的一个笑音不小心从手指缝溜了出来。
正在板书的徐老师一个急转身回过头，尖锐的视线疯狂地在每个同学的脸上扫瞄。最后，她终于锁定目标，准确无误地，一根没有截断的白粉笔直直向我飞来，额头一阵刺痛——我被击中了，白色的粉笔在那里留下耻辱的痕迹，而后，在我的脚下断成两截。
哈哈哈……我的所有尊严在全班同学的笑声中痛苦地死去。
灾难并没有到此结束，回到家后我又惨遭“家法”处置，在母亲的推波助澜下，爸爸的棍棒打得我抱头鼠窜。事后才知道，也是当老师的母亲居然和徐老师毕业于同一所师范学校，她们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地下联系”，见鬼！
平生头一回，我恨上了一个被我称之为“老师”的人；也是平生头一回，我在日记里发狠地写下铿锵誓言：“长大了，我要当老师！我要用手中的粉笔唤起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绝不会把它当成手榴弹砸向学生们的额头！”
一场“史无前例”中断了我的学业，刚刚诞生的教师梦也枯萎成寒风里的一片落叶。只是，偶尔和小学同学聊起孩提时代的种种，额头上被粉笔砸过的地方还会隐隐作痛。
时光荏苒，20多年过去了。
不曾想，我和徐老师竟有了一次“乾坤大挪移”的邂逅。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陪着母亲在落日的余晖下散步，四面八方都是纳凉的人。一阵爽朗的笑声从不远处飘了过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叫着我母亲的名字越走越近，她的脚步细碎，却不乏活力，只是那声音听上去多少有点不舒服。
“是徐老师呀，你好！你好！”母亲热情地回应着，我却木雕般一动不动。
“小玲，快叫老师呀！”母亲小声而急促地提醒我。
“徐老师？！”果然是她吗？记忆中从来不会笑的她此刻满脸飞花。
母亲喋喋不休到地跟她唠叨起我的种种“进步”，徐老师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出奇小的嘴也弯弯地翘起，每条皱纹都写着绵软和善，她还连连拍着巴掌，“是啊，是啊”附和着母亲的得意。
一阵恍惚从心头掠过，当年那个让我不寒而栗的徐老师仿佛变成了化石。站在眼前的，是一位走失了多年的近亲，她喜欢我，一直，非常。
倏地，她把脸转向我，金灿灿的晚霞映在她布满沟壑的面颊上，她一把拽过我的手，轻轻拍打着我的手背，一种粗糙的温暖顿时涌进我的每一根血管。接着，我听到一句至今不敢相信的话：“从小老师就看出来了，我们小玲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徐老师，您难道忘记了那截粉笔？
（二）
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换成了龙德，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男老师。他的一些习惯性动作，我至今记忆犹新。
每逢轮到他上课，他总会在教室门口很绅士地捋一下被吹风机很有型地吹过的小分头，然后，很文雅地环顾一遍教室里的学生，嘴角不经意地泛起一个优雅的清笑，然后，迈着很有弹性的步伐登上讲台。夹在臂弯里的教案被他略显刻意地端放在讲桌上，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
微微一甩头，一句悠扬的声音在整个教室里很有磁性地响起：“同学们好！”我敢说，所有的女生都会在那一刻毫无例外地迷上他。
枯燥无味的数学课在他的讲解中幻化成一座座充满奥秘的神奇迷宫，他会牵着我们的手，用一把所向披靡的金钥匙，给我们打开一道又一道通向未知世界的大门。
每次板书之前，他喜欢把一根完整的白粉笔从中间截断，把截断的地方放在湿抹布上轻轻打个滚，写出来的字圆润流畅，绝不会发出刺耳的动静。他的板书特别漂亮，每一个数字，每一道应用题，每一个数学公式，在他的粉笔下，都会幻化成白天鹅的模样，优美的排列，优美的跳跃，优美的舒展......
听他讲课真是一种享受。
可是，他也有他的“毛病”，每次叫男同学回答问题都是连名带姓，叫女同学，却总爱把“姓”给省略了。有一次，他正在板书，背对着我们叫了一声：“小琳（玲？）！”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凡是被他叫到名字的学生要起立等候，待他完成板书回转身来，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只因缺失了“姓”的前提，我和一位名叫张小琳的女同学同时起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措地，我们又同时坐了下来。
龙老师转过身，发现班里无人起立，紧皱了一下眉头，很快恍然大悟，略带歉意地笑了笑，哦，我是叫张小琳同学回答问题。那一刻，我觉得特没面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他特别喜欢和大队长英英一起打乒乓球。英英大约一米六八的身高，是全班女生中的佼佼者，她眉眼俊俏，亭亭玉立，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举手投足间也显得很有教养。不像我，咋咋呼呼的，没有一点淑女样。高大挺拔的龙老师和英英站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联想，无形中破坏了我对龙老师的印象。
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像破坏力极强的政治台风登陆，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被搅得人仰马翻。天地混沌，是非混淆，人鬼不分，黑白颠倒。我这个常常弄不懂“一艘轮船提前出发某某小时，何时与另一艘轮船相遇”之类应用题的小学生，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革命小闯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占领了学校的每一处角落，“罢课闹革命”成了最时髦的口号，工人叔叔教育我们，要集中火力向“师道尊严”开炮。
我曾想到“粉笔事件”，但多少涉及到自己的“隐私”，我放弃了。在同学们亢奋的尖叫声中，被大家公认临帖柳体得过不少红圈圈的我终于举起了毛笔，鬼使神差，落在大字报上的竟然是一个人的名字——“龙德”！旁边的几个女同学竟然也“同仇敌忾”，她们兴奋地跳将起来，挥着拳头大喊，就写他的大字报，就是要“炮轰”他，不要叫他“龙德”，叫他“龙德性”！
于是，大家一起历数他的种种“罪行”：头发油光水滑苍蝇上去劈叉；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叫女同学的名字从来不叫姓，分明就是流氓；和女同学打乒乓球眉来眼去，绝对是别有用心……黑压压地写满了两张大白纸。
如今，回想我当年做的这些缺德事，跳河的心都有。
后来，龙老师的名字真的被打上红“X”，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一直不知道他当年有没有被剃成“阴阳头”？一直不知道他那个习惯性动作有没有被改掉？一直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我写的那张大字报？一直觉得在他面前我有愧。
后来听说，文革后期，他被“平反”了，当上了我们那所小学的副校长。
再见龙老师也是在20多年后，公公所在干休所举办的那场舞会上。
身穿一袭卷着金色荷叶边的宝石蓝舞裙，我像蝴蝶一样在人群中旋转，猛然，一束熟悉的目光和我的视线撞在了一起——
“龙老师！”“小玲！”我们同时认出了对方。天，他居然还是叫我“小玲”！
龙老师该有50多岁了，依然是那样的挺拔，那样的风度翩翩，依然是纹丝不乱的分头，只是，依稀可见少许的银发。他的舞伴是他的妻子，也是快50岁的人了，但，气质高雅，风情万种。
一曲终了，我们坐在舞厅的长椅上聊了起来，几乎都是他在问，我在答，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完全乱了章法。“我们两人跳一曲吧”，他很绅士地向我伸出手。
从不敢想象能和龙老师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我的神思多少有些迷离，脚步多少有些凌乱，他优雅地笑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我忽然想到了“自首”，想请他原谅我当年的无知，更想对他说，上他的数学课真的是一种享受......
可是，没等我开口，他却先开口了：“小玲，你知道吗？小时候的你特别像一个人！”“谁？”“电影《五朵金花》里的那个真金花！”
我，无地自容。
（三）
马竟男老师是我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她给予我的恩德没齿不忘。
马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已经快40岁了吧，烫着一头端庄的卷发，满脸写着慈爱：慈爱的目光，慈爱的笑靥，慈爱的声音，慈爱的脚步，她可以很轻松地把整个教室营造成一个温馨的家。
她的声音略显低沉，有时，还会带着少许的沙哑，偏偏就是这样的声音，可以让整个课堂陷入一种屏住呼吸般的静谧，老师的每句话犹如初春的阳光鲜亮亮地洒进每一扇稚嫩的心窗。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语文课一直是我的最爱，方块字总能调动起我所有的灵感。最喜欢的当然是作文，每一篇作文题都像充满诱惑力的原始森林，我可以在那里找寻到奇异的花草，美丽的小鸟，清澈的小溪，诡异的蘑菇，顽皮的猴子，骄傲的大象......还有许许多多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捕捉到的惊奇。
已经忘了那篇作文的题目，只记得马老师讲完作文的要求后，我举起了右手。
“李小玲同学，你有什么事吗？”她微微偏着头，目光清澈地望着我。
“老师，我能写……诗吗？“
“写诗？你会写诗？”
“我想……试试。”
“好啊，那你就试着写吧！”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诗，全班同学只有我享受这个“特权”，诗歌的成绩是83分，但马老师充满鼓励的评语让我兴奋了很久。
永远忘不了的是这样一个场景：马老师噙着泪水在教室的座位间缓缓踱步，用极富感染力的声音朗读我的作文《我爱我的爸爸》，全班同学的表情跟着老师的语气起伏变化，大家渐渐沉浸到一种毫不做作的感动中，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真想扑到老师的怀里大哭一场。
下课后，马老师很有些激动地把我叫到她的面前，伸出两只温暖的手臂，轻轻抚摸着我瘦小的肩头，带着上帝的表情对我说：“李小玲同学，老师预言，你长大了不是作家也是诗人！”哇，一道亮光刷的照进心底。一颗文学梦的种子，牢牢植根在我幼小的心田。从那时我就知道，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她摧毁。
十年浩劫中，马老师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剃成“阴阳头”，在炎炎烈日的灼烤下，她和许多老师一起仔细铲去操场上疯长的杂草，成串的汗珠落在干燥的土地上。
我不敢把心疼的视线过多地停留在她的身上，可我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一点都没有变，我把她的预言镌刻在我的心坛上，小心翼翼地供奉着，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改革开放的春天终于来到了，马老师却永远告别了讲台。
她的女儿是我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从她那里得知，退休后的马老师已迁居广州，她很满足那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养花养草带孙儿，全然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了！
“我好想见见你妈妈。”我对马老师的女儿说。是日，接到她的电话，说马老师到北京了，问我想不想去看她？还用问吗，当然！
马老师的头发全白了，脸色却很红润，笑容还像当年一样，和蔼温暖。我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我们有多喜欢上马老师的语文课，马老师如何批准我写诗，《我爱我的爸爸》被评上范文，马老师如何在全班同学面前含泪朗诵……马老师眯起眼睛，微微颌首，静静地陷入遥远的回忆。
可是，当我带着最为激动的语气说到马老师给我的“预言”时，马老师瞪大了眼睛，有些吃惊地问我，是吗，这是我说的吗？呵呵，我倒记不住了。
也许，这样的“预言”，马老师不只跟我一个人说过？也许，马老师把这样的激励给过许多孩子？也许，她只管播撒梦的种子，从不奢望桃李的回报。
马老师，我真的出书了，出版社的名字叫“作家”！
（四）
第一次见到崔老师，是“复课闹革命”后就近上了一所普通中学的第一天。我被分配到初中一年级一班。班上已经来了很多同学，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认识的同学围成一团叽叽喳喳，不认识的同学百无聊赖地趴在课桌上打瞌睡。
只有我，鬼使神差地走上讲台。
想着老师还没来，我顺手拿起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些刚刚学会的隶书体字，多少有点“显摆”的嫌疑。不知何时，身后有了异样的感觉，嘈杂的教室安静得像月夜下裸露的河床。猛一回头，发现全班同学齐齐整整地坐在座位上，只有我一个人白痴似的站在黑板前。
“这位同学，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宛若一阵清风从面前吹过，一个很柔美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响起。问话的是一位20岁左右梳着两条长长大辫子的姑娘，她相貌秀丽，身材适中，长了一双会笑的眼睛，全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我叫李小玲”，我的回话里潜藏着一丝不易觉察的颤音。哦，是李小玲同学，你的字写得很好看呀，你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我吐了一下舌头，极不自然地走下讲台，老老实实地端坐在教室里唯一的空位上。
年轻的女老师轻盈地走到讲桌前，恬静的如同春天的一株杨柳，清新，自然，亲切，每句话都像春风化雨，汇成涓涓细流，汩汩流进我们几近干裂的心谷，整个教室蓬勃着盎然的生机。
她叫崔朴霞，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我们的班主任。以往的女老师大多是中年妇女，她是我所遇见的最年轻最好看的女教师。年龄的接近，很自然地填平了师生间的鸿沟。
许是我第一天的“表现”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开课没几天，她就提议让我做宣传委员，负责更换班级的黑板报。我是一个无法抗拒信任的人。在我看来，信任就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放到你的手心里，除了善待和珍惜，别无选择。
我省下了买冰棍的钱，从书店采购了一堆板报刊头图案资料书，有时间就照猫画虎地涂鸦一阵子。每次出黑板报也是我最兴奋最投入的时刻，我会像壁虎一样伏在板报前大半天不动地方，精心排版，精心描画，各种字体轮番上阵，各种颜色交相辉映，诗歌散文争奇斗妍，每期板报要么是碧海蓝天，要么是草长莺飞，等到黑板上墙，我从头到脚都会沾上一层花花绿绿的粉笔沫。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班级的黑板报逐渐有了知名度，每次更新的板报前，都会留驻许多同学的目光，大家的好评与日俱增，我也N多次收获了崔老师的表扬。
经过“文革”的洗礼，很多老师在学生面前都是灰溜溜的，惟有崔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什么时候都是一身明媚。崔老师就像是我们的知心大姐姐，不乐意和父母说的话，我们会肆无忌惮地讲给她。
有一次下乡劳动，我和几个同学吃了老乡硬塞给我们的几个地瓜，已经入围“劳动积极分子”的我，楞是被取消了资格，说我违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想不通，气哼哼找到崔老师，大骂那个告发我的女同学是“奸细”，还一再表白我在劳动中如何如何出色，老乡如何如何热情，我们如何如何盛情难却......崔老师和颜悦色听我倒完所有“苦水”，轻轻抻了一下我的小歪辫，笑着说了一句话：“谁让你是班干部呢？！”我愣住了。于是，释然。
在她面前，我们这些被“文革”造反精神熏陶过的学生都会变得很听话，几乎没有谁敢“刺头”，这在当时还是很罕见的。不过，除了崔老师，我们学校的其他老师还是无一幸免地被我们起了绰号，几乎被我们的唾沫淹没。
15岁半那年我当兵了，但一直保持着与崔老师的联系，频繁地鸿雁传书。在部队遇到不痛快的事，我还会像在学校那样，一五一十地写信给她，她的每封回信都给我紧张的军旅生涯添上一抹快乐的时光。
从军的第11个年头我转业了，以“毛遂自荐”的自信，走进了从“砸烂”的废墟上恢复重建的检察机关。学法律，补学历，办案子，生孩子，晋升，提拔，被重用......和崔老师的联系越来越少。只是偶尔在校庆或同学聚会的时候，我才能短暂地见上她一面。
崔老师不再年轻，皮肤也失去了光泽，说话常常显得有气无力，只有当我们说起上学期间的种种趣闻时，她才会两眼发光，笑得很明媚。
几年前，我听说她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还装上了心脏起博器，慌忙赶到医院去看她。她的脸色好难看，土灰土灰的，几乎看不到一丝血色。见我来了，她露出艰难的笑容，挺挺身，坐了起来，她的声音像游丝一样衰弱，一种不祥之兆紧紧攫住我的心。
崔老师轻轻拉过我的手，一层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一阵刺痛掠过我的心头。她很慢很慢地说，小玲呀，老师知道你也是一个要强的人，千万不要学老师，发烧了还要坚持上班不去看病，结果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后悔都来不及。感觉累的时候，你就休息休息，不要太逞强，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我连连点头，鼻子一阵发酸。
崔老师的丈夫——一位英俊的退役军官，一直坐在旁边缄口不言，这时说话了，“朴霞，快躺下吧，说话久了，心脏会难受的。”他示意我和他一起，把崔老师小心翼翼地挪进被窝，崔老师疲惫地闭上眼睛，眼角滚出了泪水。崔老师的爱人怜惜地为妻子擦去眼泪，伏在她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大概是劝她不要太激动。然后，他从枕头下抽出一本已经磨得起了毛边的册子，递给我。
那是一本记载着崔老师教过的所有学生的花名册，包括学年，班级，姓名以及现时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同学中，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部队大小军官，还有厂长、总经理、医生什么的。我找到了我的名字。在我的职务下面，崔老师划了一条鲜艳的红线。
崔老师的爱人告诉我，崔老师每天都要无数遍地阅读这本花名册，这几乎成为她活着的唯一精神寄托。凡是她教过的学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她都如数家珍。她也常常和他说起我，说到我现在的“进步”，她的口气里总是带着一种特别的骄傲。花名册在我的手中陡然变得沉甸甸的，她凝聚着老师一生的心血。
假使说以前的我没有多少功名心的话，那一刻，我希望我能当上市长，当上省长，当上总理，为我的老师提供更好的救治条件。
最后见到崔老师是在阴冷的太平间。她刚刚走过30年的从教生涯，还不到50岁。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我们最爱的崔老师就这么走了。
“崔老师，小玲来看你了。”我轻吻着她冰冷的脸颊，一声声地呼唤着，泪如雨下。
崔老师，您睡得好安详......
【首稿于2004年第20个教师节。有少量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