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风流的明朝才子 
辛丑春节刚过，新冠疫情尚未完全解除，天气变幻忽冷忽热，室内依然温暖如春，在这样的初春，做一个宅男宅在家中读书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了。一杯香气袅袅的香茗，一本日本作家合山究选编的《明清文人清言集》把我带到四百多年前的明朝，那个风流才子屠隆的精神世界。
“风晨月夕，客去后，蒲团可以双跏；烟岛云林，兴来时，竹杖何妨独往。”
“复雨翻云何险也，论不情，只合杜门。嘲风弄月忽颓然，全天真，且须对酒。”
“道上红尘，江中白浪，饶他南面百城。花间明月，松下凉风，输我北窗一枕。”
“净几明窗，好香苦茗，有时与高衲谈禅。豆棚菜圃，暖日和风，无事听闲人说鬼。”
“老去自觉万缘都尽，那管人是人非。春来尚有一事关心，只在花开花谢”。
这些清言丽句无不出自屠隆的笔下，他的《婆罗馆清言》一直让我喜欢。张中行说：屠隆的行文之法大有可取，一是精炼，三言两语画龙点睛；语简而意丰；二是多用对偶，所以于意厚之外，还有音乐美，可以看做文学作品欣赏。
文坛对屠龙最大的诟病，不是他的文采，而是他的死因。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死于迫害的有之，死于自杀的有之，死于政治斗争的有之，死于意外事故的有之，英年早逝的有之，寿终正寝的有之，但史料言之凿凿死于“梅毒”这种风流病的，明朝末年的大才子屠隆却是文坛第一人。
可以说，屠隆半生风流出格，放纵自我，肉欲横流，与桃花柳杏厮混，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染上梅毒，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明朝是个出才子的年代，大凡才子难免都要风流些。如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乐外，还有携妓冶游；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这种文人与妓女之间的情爱，在当时皆被传为佳话；就连抗清英雄陈子龙在家境不太富裕的情况下，也先后将三个风尘女子金屋藏娇纳为爱妾。
同他们相比，屠隆无论是在创作天赋上、文坛名气上还是在家境优越度上，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他的风流程度相当出格。
明朝万历十二年，岁在甲申。—道论疏，送到年轻的万历皇帝面前。上疏的是刑部主事俞显卿，内容为弹劾礼部主事屠隆。疏中指称屠隆淫纵，说他“出入翠馆候门，青楼郎署”，言辞不仅有失文臣体面，而且其中媟语还牵涉到勋戚闺帏。万历看后极为恼火，不仅将屠隆贬斥，连同上疏的俞显卿也一起削职。
当时的舆论，似乎有点倾向屠隆，因为俞显卿的论勀完全属于私人报复。俞显卿未中进士前，是松江的举人，那时屠隆亦在松江青浦做县令，俞有事面谒屠隆，大概屠隆的名士气太大，没有把俞某放在眼里，且言语颇为轻侮。因此俞显卿对屠隆怀恨在心，想不到时间不长，两个人居然同朝为官，这就给了俞显卿—个报复机会。
本来纠弹官员是监察御史或者是各科给事中职责范围内的事，但俞顾不得了，立刻想借皇帝的权威，要置屠隆于身败名裂。如果这单是“秀才争闲气”，就没有多少深文大义了，也不会对屠隆以后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但在明朝，情形却又比较特殊，那是个道德政治时代，道德的标准往往被用来代替政治标准，文官体系上下的矛盾，通常都表现为道德上的冲突，这是明代政治的特点。
诚然，俞显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但屠隆确实也经不起这种道德的打击，不但失去政治前途，终身都不再能振作有为，而且由于此次打击留给他的精神负担十分沉重，屠隆后来一直处在一种道德谴责的阴影当中，直到晚年，犹带余恨和自我忏悔之意。也许，他后来回忆往事时，并不能全怪小人俞显卿的报复，而是要对自己过去的形迹做主动积极的检讨和反省。
像那个时期最容易放纵的文人一样，屠隆在青浦任上过着极为轻佻放纵的名士生活。实际上所有关于他为官清明、受民爱戴的记录，都说明屠隆符合那个时代士大夫诚心正意、仁民爱物的原则，然而屠隆是极富才情的文人而非只是一个良吏，尽管青浦小民百姓一致认为得到了他数年的恩惠，可他们并不了解这位“明府”的真实生活态度和思想情趣。
正如屠隆在《出青溪记》中写他当年离任赴京，青浦士民数百人尾随送别至太仓。感动之余，他对送者说： “我在邑无状，何从得此?”屠隆讲的是真话，“无状”当然指他自己公务之外的个人行为，或者说他追求的—种与为官作吏职责无关的个人生活。
根据一些野史材料的叙述，屠隆在青浦期间的生活，虽然未必放荡不检，然而却也不是仅仅与当地文人雅士诗酒唱和。他的声名既高，却喜欢与声伎伶人往来，征逐歌舞，甚至不惜籍身其中，尽情享受世间生活中的声色之乐。
这种超出一般礼法规范的行动，虽说已在士大夫阶层蔚然成风，但对于屠隆却仍然意味着个人性情对于世俗欲望的沉沦。从颖上迁官江南青浦，直到万历十年初冬离开，短短五六年，屠隆在这块温柔乡里，最得意最快活的事情，也许真的要算在戏曲上。
《紫毫记》就是那时的屠龙戏曲作品，据同代人讲，这出传奇里的主人公李太白青莲，即为作者自况；不仅是编，自己还要演角色，“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技”，大概屠隆太喜欢炫耀自己戏曲艺术方面的才能了，所以不惮常常脱了官袍扮做优伶。这样的爱好，如果仅仅在江南一隅，那他最多也就是个风流县令，但屠隆几年后又将自己的这份爱好带到了京城，那就不能不引起士林侧目了。
礼部主事屠隆，到京城时间不长，就屡屡在达官贵人的私人堂会上粉墨登场，本来也就为一逞才情，谁知他的即兴串演，得到了一位侯爵夫人的注意和兴趣。她是第十代西宁侯宋世恩的夫人，年轻的夫人有色有才，而且精于戏曲音律。每当屠隆演剧时，宋夫人总是坐在帘箔后面欣赏，有时候乘休息的空儿，让人给屠隆送上一杯香茗，表达她对他的关心和倾慕。
由于侯爵夫人身份特殊，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在当时环境气氛中，多少总有一点暖昧色彩。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种才子和才女的情愫，但是这种出于艺术上的相知相交，却也未必一定表现为男女私情，他们完全可能是清白的。
然而世情险恶，屠隆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士大夫圈子里瞩目的风流人物，何况对方又是一位侯门深宅里尊贵美貌的女性，种种猜测和臆想，出现在像俞显卿一类人嘴里，是可以预料的。对此，屠隆没有做过公开的解释和辩白，也许以他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即使在京城这样褒贬最重的地方，也不会放在心上。
他心目中的楷模李白，曾经为美丽的女人杨贵妃作歌词，杨妃当着皇帝的面亲自磨墨，何曾有过什么忌讳，他自己不就是当世的李白吗?可这是明朝，礼法仍然是社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屠隆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眼睛，西宁侯宋夫人却因这种不同寻常的交往而受到了诽议和伤害。
一些情节被夸大渲染了，有关他们的绯闻，在上层社会、缙绅阶层悄悄流传，侯爵夫人带上淫荡的名声，甚至连宫中亦有所察觉。不知在这件沸沸扬扬的事情中，屠隆是否仍然能保持与这位为艺术爱好而牺牲名誉的女性密切关系，不过随即发生的俞显卿论劾，将事情公开化后，屠隆恐怕想如此也不行。
万历十二年的斥逐，使屠隆无法再在京城呆下去，他也不可能有机会在舞台上与宋夫人眉目传情，在台下品茗谈艺了。一段情愫，一段难得的艺术之缘，因为小人从中作梗，也因为道德政治的威严，不得不被迫中断，从此间关山万里，红颜知音难再，屠隆的内心说不清郁结了多少人生的惆怅。
万历三十年临近，杭州西湖的桂子弥漫浓香，六十岁的屠隆设席招待一班友人，席间令家中蓄养的声伎演出他刚写成的新剧。新剧名《昙花记》，形式上为流行的神仙故事，但其中寓意甚为曲隐，如果不是深知屠隆的人，很难破译。
当时在场的有文坛晚辈沈德符，他是万历甲申年屠隆、西宁侯夫人绯闻的知情者，但他也听不懂《昙花记》。小沈问屠隆的老友冯开之：屠年伯《昙花记》曲中的主角穆太青指称谁?冯说那是宋西宁，老屠想到当年连累了宋夫人，所以作《昙花记》，此曲是老屠的一篇忏悔文也。沈德符恍然大悟，于是在《万历野获编》中，专为《昙花记》的始末作了记叙。
但屠隆忏悔了吗？假如《昙花记》真是为了西宁侯夫人而忏悔，那么这也只能说明屠隆一生中最难忘最珍重的，恰恰是他与一位艺术女性之间那一段艺术情感，所以与其说屠隆是在忏悔，不如说他是迷恋，曲终人不见，这使晚年的屠隆更加沉迷了。
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淫风甚炽的罪恶年代，是一个“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时期。从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从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从商铺里的药石秘方到地摊上的春宫画册，从高门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华地段上的妓院满布，再加上商人性消费的蓬勃兴起，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一场全民参与的明末淫风，已经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
在以后的日子里，屠隆思想更加放任自流，行为更加放荡不检。他以超出一般人轻佻之举，整日出没于烟花柳巷之中，游戏于风尘女子之间。在当时那种没有任何卫生理念，没有丝毫防范措施的年代里，屠长卿在把感情一次次寄托到妓女身上的同时，妓女也就把“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屠隆死的前一年，明末著名剧作家汤显祖把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的一组七绝，寄给了时在病中的屠长卿。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旧时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
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如果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即便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未必有救。况复明末，只好束手待毙，由它剧烈疼痛，周身失调，从面部器官坏死糜烂起，一直到耗尽这盏灯油为止。
这位在大明颇有为官和文学建树却死于性病的风流才子，今天想来该是如何让人扼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