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中旬，鄂豫皖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第26军和红第27军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1935年9月下旬，在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人的指挥下，红第15军团在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劳山实施著名的劳山战役。是役计毙伤敌师长何立中以下1000余人，俘团长以下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80余挺，炮12门，战马300余匹和电台1部。

　　劳山战役是红第25军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场胜仗。此战的胜利，不仅使远征千里的红第25军部队得以喘息；战役中的大量缴获也使新组建的红第15军团的武器装备得到改善，服装给养得到补充；劳山战役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从而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劳山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增强了陕甘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的信心。

　　然而，当红第15军团将士还沉浸在庆祝劳山战役胜利的喜悦中，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发生了，红第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被捕了，“罪名”是“反革命”。

　　时任第15军团第78师第232团营长的于占彪闻讯，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刘志丹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呢？于占彪跟随刘志丹转战5年多，当过刘志丹的警卫员、警卫排长，亲眼目睹刘志丹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转战南北，浴血奋战。是刘志丹等组建了陕北红军，创建了陕北根据地，建立了陕北苏维埃政权……是刘志丹亲自把自己从一个煤矿工人培养成为一名革命军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红军营长……刘志丹绝不是反革命分子！

　　于占彪怒不可遏，拍案而起，拿起手枪，带上全营指战员向瓦窑堡进发，要到监狱里救出刘志丹。一路上，全营指战员，群情激昂，义愤填膺。指战员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要逮捕刘志丹，刘志丹到底犯了什么罪……一定要救出刘志丹。

　　但是，形势并不像于占彪估计的那么简单。于占彪一行刚到瓦窑堡，全营连以上干部全部被扣下，下了枪，手臂反捆起来，关进了窑洞。

　　窑洞很深，很大，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清。只听见营教导员在喊：“刘志丹是革命的，是好人！不然我不会跟他闹革命。”窑洞里还传来噼噼啪啪的殴打声，也能听到一连连长的叫唤声。

　　于占彪当过刘志丹的警卫员和警卫排长，更是“肃反”重点。当天晚上，师政委张某某提审于占彪。于占彪被推到他面前，他坐在桌子后面的长凳上，手里还拿着一根木棍，在桌子上不时地使劲敲打两下。他声色俱厉地要于占彪揭发刘志丹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罪行，让于占彪坦白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张某某是1935年9月18日成立第15军团时，从原红第25军派到第78师当政委。此人粗暴蛮横，骂人成瘾。于占彪刚直不阿，坚称“刘志丹是革命的，是群众的领袖，我跟他闹革命完全是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见于占彪不老实交代，两个押解的打手对于占彪拳打脚踏，打倒了又拉起来，再审再打。张某某见折腾了两三个小时也没有榨出一点油水，只好悻悻收场。

　　第二天提审于占彪的是西北军委主席聂某某，是这次“肃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矮小个子，操一口难懂的湖北话。他心想于占彪是一条“大鱼”，一定能从于占彪身上榨出刘志丹的反革命罪行。于是，他从一开始就对于占彪采取高压手段，要于占彪揭发刘志丹的反革命罪行。于占彪冷笑地说：“刘志丹是真正的革命者，你们才是反革命。我们是红军，红军的纪律规定连俘虏都不许打骂，你们怎么打骂我们红军呢？”又是一阵拳打脚踏，并用“杀头”、“枪毙”威胁于占彪。于占彪咬着牙，一句话不说。多日的审讯，于占彪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走路都已经相当困难。于占彪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喝水吃饭了，嘴唇干裂得起了皮，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1935年10月19日傍晚，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完成长征，抵达吴起镇。毛泽东到达吴起镇后，就听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陕北的“肃反”有问题。毛泽东当时就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他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中央很快就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五人负责审查陕北“肃反”案件。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听取五人小组的汇报。毛泽东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

　　毛泽东的指示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1935年11月底，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会上，宣布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无罪，立即释放，同时宣布对“肃反”的主要策划者戴某某、聂某某的处分决定。戴某某不服气，周恩来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中央的决定使于占彪获释，返回原部队。

　　于占彪后来才知道，刘志丹是以调往北线指挥战斗为名，于1935年10月初崂山战役后被骗离前线。10月6日，刘志丹途经安塞县真武洞时，恰好碰见从瓦窑堡（中共陕甘晋省委和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所在地）来的通信员，通信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红第15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一看，上面写着：“兹奉中央代表团书记煌岗之命，押送该犯刘志丹回后方。如该犯中途逃脱，即相机行事。”刘志丹看后，镇定地把信交给通信员，说：“你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吧，就说我去瓦窑堡了。”随即策马扬鞭，路过家门而不入，毫不犹豫地径直奔赴瓦窑堡，打算向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也不要逮捕前线的其他指挥员。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投入监狱。刘志丹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赤胆忠心、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革命家。

　　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前方和后方都在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被“肃”的全是原红第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干部。部队营以上、地方县级以上在职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高岗、刘景范等六七百人被捕。据党中央统计，半个多月内，200多名革命同志惨遭杀害。

　　这次错误“肃反”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流毒尚未彻底肃清。显然也有“肃反”策划者个人动机不纯以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原因。“肃反”的后果极其严重，不仅被整同志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甚至牺牲，而且还引起整个根据地人心动摇，形势不稳。幸亏党中央、毛主席来到陕北，及时制止了“肃反”，救出了刘志丹等大批同志，挽救了这场危机。

　　（注：于占彪为作者的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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