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争雄夹缝中生存图强的中山国
战国时代，太行东麓、滹沱河畔，曾生存着一个由西北迁入的中山国，在七国争雄的夹缝中，演绎了几度灭国、几度复国的历史活剧，先后共历200多年，一度发展为千乘之国，现在，有学者称之为“战国八雄”。
中山古国在历史典籍中只留下过简略记载，岁月为它蒙上了神秘的面纱，留给后世太多的谜。经过1974年至1993年在平山三汲的考古发掘，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掩藏了2000多年的中山之谜，在这里一一破解。直到今天，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作为河北先秦时期三大古都之一，仍然是石家庄最为辉煌的历史文化遗迹之一，出土的历史文物震惊了世界。从此，石家庄历史和文化，又增添了浓重、精彩的一笔。
一、中山何处来？图存东迁
中山人在春秋早期生活在秦晋两国的北部，今陕西榆林、绥德一带，作为晋国的附庸一直依附于晋。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659年，中山人为配合晋献公的扩张，出兵攻破了邢、卫两国的都城，迫使邢国迁都于夷仪（今河北邢台浆水）、卫国迁都天丘（今河南滑县东）。不久又接纳了因骊姬之乱而避难的晋公子重耳。重耳在中山流亡12年，娶妻生子，之后重返晋国，是为晋文公。在晋文公执政的10年中，中山人狐偃、狐毛与诸大臣和衷共济，协力同心，为晋国的复兴称霸作出了贡献。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中山人就陷入了厄运中。先是在公元前628年中山国内乱，与中山结下世仇的卫国趁中山内乱，出兵攻伐，中山元气大伤。卫国的征伐就难招架了，又面临雄心勃勃的秦国的扩张，中山的处境便日益艰难。祸不单行。此时，狐偃之子狐射姑与晋人赵盾在晋国政坛角逐，狐射姑失利，中山和靠山晋国的蜜月也度到了尽头，关系紧张起来。中山国势日衰，一下子被推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为了生存，中山人被迫背井离乡，从公元前614年前后，离开他们的发祥地——陕北榆林一带，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迁徙，由今陕西、山西至内蒙，大约在公元前506年以前，越过太行山，进入河北和山西东缘，在燕国南部，齐、晋、卫、鲜虞诸国北部，代国以东落了脚。（参见田卫平《中山历史与文化：概貌·性质·地位》，刊登在《石家庄政协》1997年第一期《石家庄历史文化（特辑）》）最早的落脚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记载，应该在河北北部的唐县滱水流域。《水经·滱水注》载，滱水自倒马关南流，东过唐县南，“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谓之中山城，”“言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据《唐县志》（《唐县志》，据清光绪四年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出版。）载，中山城在县之西北。
有一种说法，中山国是滹沱河流域的鲜虞国被晋国灭国后再建的。事实并非如此。查历史典籍，“中山”国名最早见于典籍，是在《左传》卷五十四鲁定公四年(前506年），其后，在《左传》卷五十七鲁哀公三年（前492年）再次出现。这时候，中山已以“国”的名义，傍依盟国晋国，插足于春秋时代的诸侯纷争中。
而这时，在滹沱河流域，正是晋国和鲜虞长期征战之时，鲜虞国正为生死存亡，和春秋一霸的晋国在滹沱河流域搏杀着。从前530年起，晋国开始攻击鲜虞。同样是《左传》，在卷五十五中记载，定公五年（前505年）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中山和鲜虞在同一部史籍中出现，而且相距不远。由此可知，中山和鲜虞曾是并立并存的两个小国。直到前489年，晋国挥师北上，彻底消灭了鲜虞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中山抓住时机，逐步南扩，乘机占据了原属鲜虞的北部城邑，进入今石家庄一带。
二、强国之路
在春秋末期、战国时期，诸侯纷争，中山作为一个小小的“外来户”，怎么能在如狼似虎的群雄吞并中，竟然能抵御住赵、魏、燕、齐四个“万乘大国”的反复攻伐，在万乘大国的夹缝中，能够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流域这块肥沃之地生存200多年，最后混到了和四个大国一起“相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1、虎狼口中的生存挣扎
也许是上天眷顾中山吧，中山落脚河北之时的客观环境，给了中山人抢夺地盘的机会。那时，正是春秋末期，周王朝日益衰落，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争霸中原、扩张疆土的战乱时期，也是诸侯国内部诸侯大夫争权夺地、篡弑残杀，悲剧不断上演之际。这时，在石家庄滹沱河流域和河北北部，晋、齐、燕、卫、代、鲜虞，你来我往，长期征战；晋国六卿专政，内部纷争不停；特别是晋灭鲜虞的征战，使中山人有机可乘，占据了原来由鲜虞控制的大片土地。
但是，自己生存的希望，上天可以给以机会，但不能给以保险。诸侯争霸，给了中山趁战乱拓疆扩土的机会，外表看，似乎是占足了便宜。但是，这一来，也使自己处于虎狼之中，必然把自己推到了诸侯争霸的风口浪尖。
在战争史上，小国永远是大国博弈棋局中的一枚棋子。中山是个小国，在春秋战国那个诸侯纷争、弱肉强食的大背景下，其生存环境的恶劣可想而知。于是，中山的图存争强，就充满了艰辛，历尽了曲折，几亡几复，在滹沱河流域演奏了一曲惊心动魄的慷慨悲歌。
六卿专政与赵据中山
和中山图存息息相关而面临的最大变局，是昔日的宗主国晋国的变故。晋国自进入周惠王时代（前676年—前652年），已成为中原北部的大国。从晋悼公（前572年）开始，晋国氏族坐大，逐渐形成赵、魏、韩、知、范和中行氏六大家族，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六卿专政。
在晋国贵族的纷争中，中山便成了醉心于抢地盘、争势力的贵族们眼中的一块肥肉，中山这块土地，划到谁的名下，谁就有了争霸的实力。
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年）晋国贵族赵、知、韩、魏氏齐心合力彻底打败范氏和中行氏，晋国政坛由六卿专政变为赵、知、韩、魏四家争霸。知瑶首先把攻占中山扩张实力，作为与韩、魏、赵三家抗争的战略步骤。前460年（晋出公十五年），他先以计攻占了中山西缘的仇由（今山西盂县外城），开通了经仇由攻中山的道路。第二年，举兵伐中山，取穷鱼之丘（今涞源县南），并企图引兵北上，攻取代国。
中山本为晋国的附庸，进入河北后仍是晋盟的主要成员，作为晋中军元帅的荀瑶即知瑶兴兵攻伐其盟国，似乎与理不通。实际上，在中山艰难图存的历程中，还有被楚国灭亡的历史。这时候，中山实际上已在楚国的控制之下。
在《左转》中，从定公四年（前506年）起，到晋定公二十一年（前491年），多次记载中山之事。此后，中山国便从《左传》中消失，只有《竹书纪年》对35年后的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年）记有“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一语。而在《战国策·中山策》中记载了中山亡于楚：“中山君飨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 楚王即楚昭王，在位年代为前515至前489年；司马子期即公子结，楚昭王兄。
由此可知，在前491年后，中山已亡于楚国。35年后晋国知瑶所攻伐的中山，已是楚国控制中山。这一点，在1974年至1978年对战国中山王墓的发掘，出土遗物得到了证明。在中山王墓葬中，发现有不少器物是以犀、水牛、神兽等北方稀见的动物为造型，铜器铭文字体笔划细而长，以艺术美化为特点，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器铭有惊人相似之处，其原因正在这里。
仇由、中山被知氏侵占，引起赵氏的不安。一旦代地也成了知氏的势力范围，势必形成对赵氏根据地晋阳（今太原南）的威胁。在这种严重形势下，赵襄子不顾其父赵秧死后除丧三年的古训，不惜让其姊当寡妇，设下鸿门宴，诱杀了自己姊夫——代王，派心腹控制了代地。由此，知氏与赵氏斗争激化。知氏寻找借口攻赵襄子，经过三年的较量，赵襄子说服韩、魏两家，联手灭掉知氏，瓜分知氏领地，为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知氏灭亡，赵氏乘机占据了中山之地。此举引起魏、韩两家不满，便时刻寻找机会消弱赵氏对中山的控制。前432年前后，魏文侯向赵襄子提出分割中山的要求。赵氏谋臣常庄谈献计，先扶立中山人后裔为国君（史称中山文公），然后封魏文侯之女公子倾为中山君正妻，食其邑。这一招果然高明，名义上使“中山复立”，又给魏文侯之女一个食俸的名号，实际上中山君只是赵氏手里控制的一个傀儡。
中山人是不屈的，在赵魏强势的挤压下，一边蛰伏着，求得生存，一边寻找着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机会。
武公复国与魏灭中山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世事多变，中山人还是终于等到了真正复国的那一天。公元前425年，随着赵襄子卒，赵氏陷于内乱。先是赵襄子的儿子献侯即位，赵襄子的弟弟桓子不服，赶走献侯，自立为王。哪知，他命短，一年就死了。国人杀了他的儿子，把献侯又迎了回来。这一系列政治斗争和家族内讧，动摇了赵氏的权势。中山文公死后，武公即位，乘赵氏内乱之机，加快复国步伐，于赵献侯十年（前414年）重建独立政权，建都于顾（今晋州东，一说今定州）。《史记》称此为“中山武公初立”。
中山武公复国后，吸取了亡国的教训，看到昔日的盟友已成为生存的最大威胁，需要寻找新的盟友，于是，把目光投向了自春秋末年一直与晋国为敌的齐国。
这时，正值魏文侯对秦国河西之地用兵的紧要关头。中山独立，不仅从经济上断了公子倾所飨的中山食邑之俸，而且在军事上中山与齐国联手，对魏国东部边境构成潜在威胁，魏文侯岂肯容忍？过了几年就全力策划灭中山的战争。公元前409年，魏以吴起为大将帅师伐中山，遭到中山人的顽强抵抗，魏军未能取胜。
第二年，原中山人翟黄、翟角将刺探的中山国国情告于魏文侯，建议魏乘中山国政权腐败、人心动摇之时，发兵灭之。于是魏文侯再次出兵，经过三年苦战，于公元前406年灭掉中山。中山武公逃亡于齐国。魏文侯封14岁的太子击为中山君。
说到魏灭中山，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和在他身上发生的惨极人寰的事不能不提。
他是魏大将乐羊。
乐羊，生卒年不详。魏文侯时期的大将，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乐毅的先祖。当魏文侯要第二次出兵攻中山时，乐羊为魏大臣翟璜的门客，主动请缨。翟璜知道乐羊是个将才，向文侯举荐了乐羊。魏国文武群臣都强烈反对，因为乐羊的儿子乐舒在中山国为将，乐羊带兵，还不阵前倒戈，投降中山？翟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乐羊不会背叛。于是文侯拜乐羊为主将，领兵攻中山。
这场攻伐战直打了三年。乐羊不愧为将才，他指挥魏军接连攻破中山数座城池。魏军大军压境，中山君眼看抵挡不住，就把乐舒关了起来，企图瓦解乐羊的斗志，迫使乐羊退兵。哪知，乐羊不买账。中山武公把乐舒杀死，煮成肉羹送给乐羊。乐羊坐在帐幕下面，把整杯肉羹都吃完了。对使者说：“承蒙你们的君主赠送肉羹，破城之日面谢。我们军中也有大锅大鼎，正等着你们的君主，不知他的肉味如何？”送羹给乐羊的中山使者把乐羊的话报告中山武公，中山武公闻之胆丧。乐羊一鼓作气攻下了中山都城灵寿，中山武公在城破之前就和一班臣子亡命齐国。
这是古代战争中最惨无人道的事件。对这一事件，后世多有非议。《战国策·中山策》记载：“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其子时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至于乐羊，乐羊食之。古今称之：乐羊食子。”
就是在同时代，来自同一个阵营，对乐羊此举也是从负面解读，看低了他的为人品格，甚至影响了乐羊的仕途前程。魏军彻底剿灭了中山，浩浩荡荡班师回朝，魏文侯亲自出城三十里迎接。君臣畅饮，俱欢。乐羊将珍宝和中山国地图呈现给魏文侯。文侯亲自赐酒。乐羊对这次的功绩免不了有些骄横的情绪。文侯把乐羊叫到宫中，把毁谤他的信件交给他看，乐羊大惊，慌忙跪拜磕头说：“这并不是臣的功劳，而是大王您的功劳啊！”
对他的功劳，魏文侯还是奖赏的，封乐羊于灵寿，以震慑中山之民。但从此不再重用，他徒有将帅之才，也只能老死在封给他的一亩三分地上了。前391年，魏武侯六年，灵寿君乐羊死，葬于灵寿。
2、军事图强：走向千乘之路
中山国终于迎来了生存图强的有利时机。
前40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由于三晋占据了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催生了称霸中原的勃勃雄心，燃起了熊熊战火，战国时的各国战争，他们几乎都卷入进来。
公元前397年，当政50年的魏文侯卒，武侯即位，赵、魏两国矛盾激化，展开了长达两年多的赵、魏大战。战争结果，使魏属中山被赵国阻断了与魏国的联系，宗主国魏国鞭长莫及，给了中山复国的极好机会。约在公元前381年，中山武公的后人在齐国支持下，杀掉魏国封于中山的最后一个君主——尚，拥立自己的新君复国，这位中山新君，就是战国时期创立了千乘之国的中山桓公。
桓公复国后，赶走世代震慑中山的乐羊子孙，迁都灵寿，开创了中山国新的历史。从公元前381年桓公复国，到公元前296年中山被赵国所灭，中山国先后经历了五代君主，共存在86年，成就了中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山的国土疆域扩大到“方五百里”—— 中山国的北界约在今保定市、满城向西一线；中山国的南界约在今冀县、高邑一线；西界至太行深处井陉境内的长城；东界约在今保定市至冀县一线。中山国占据了现冀中地区，包括现在石家庄市的大部和保定市的一部。
在公元前334年齐魏“徐州相王”和公元前325年秦称王后，与韩、燕、宋等一起称王，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赫赫“千乘之国”。并因在西缘筑长城以拒赵，参与联合齐国平息燕国内乱等重大历史事件，而载入史册。
在战国时期那个诸侯纷争、弱肉强食的时代，就是一个大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无立锥之地的，何况像中山国这样的弱小之国。所以，中山之强，就强在军事力量上，有足以和周围的赵、魏、燕、齐几个万乘之国抗衡的力量。曾被晋国、楚国、魏国屡次伐灭，又几次顽强崛起。在桓公复国后，中山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在诸侯国相互兼并的战争中，取得了自己的发言权，不仅能有效抵御周围大国的征伐，而且有力量主动出击。 记入史册的是这么几件事：
一是和赵国的边界之争。
早在中山武公复国后，逐渐强大了的中山，就敢于和赵、燕争锋。据《战国策·齐策五》云：“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应为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比胜，此用兵之上节也。”复国不久，就打败了两个大国，显示出了勃勃生机。到中山国的灵寿时期，中山国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和周边国家的纠纷就格外多了起来，尤其是和赵国，不断发生摩擦。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敬侯十年（前377年）“与中山战于房子”（今高邑县西南）；十一年“伐中山，又战于中人”（今唐县西南）。从后来赵与中山的边界来看，这两次战争，中山都战胜了赵国。前369年，中山为巩固西部边防，在与赵国接壤的边界筑长城，说明此时中山国力已很强，成了赵国的潜在威胁。为此，赵国加强了对北部边防建设，防止中山南扰。赵武灵王三年（前323年），赵国在和中山交界处建筑城邑鄗（今柏乡县固城店）。鄗位于古槐水北岸，地当南北之冲，是战略要地。赵以鄗为基地，可以长驱北进。中山得鄗，即可沿槐水设防，以制止赵国入侵，所以双方曾在鄗多次发生争夺战。中山曾引槐水围鄗，使赵国几不能守。正如赵武灵王在决定实现“胡服骑射”时对公子成所说：“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保也。”（《史记·赵世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山国的军事力量达到了足以和赵国抗衡的程度。
二是五国相王。
随着中山国的实力增强，除了赵国，周边其他大国也不敢小视，都采取对策，或打或拉。齐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山的控制。魏国眼看中山日益强大，并与齐国结盟，对魏十分不利，魏惠王便一改其先君的态度，主动与中山修好，意在利用中山牵制齐、赵。《史记·魏世家》记，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年)“中山君相魏”。公元前323年，魏惠王与谋臣公孙衍（犀首）共同策划赵、韩、燕、魏、中山“五国相王”活动。在此以前，齐、秦、魏已经称王，而此次魏又发起五国相王，极力怂恿中山君等参加“相王”，以抗衡齐、楚、秦等大国。中山国谋臣张登、公孙弘等也极力支持中山君参加“相王”活动，以摆脱齐国的长期控制。消息传到齐国，齐威王十分恼火，说：“我堂堂万乘之国，而中山一个小小的千乘之国，竟然也敢称王，把我摆在什么名分上？”不仅在外交上和中山断交，“闭关不通中山之使”，而且要以割让平邑，换取燕赵出兵攻伐中山。张登奔走于齐、赵、韩、魏、燕国，以巧计挫败齐国阻挠“五国相王”之谋，使中山一举称王。中山成功地与四个万乘大国一起相王，是中山国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中山国力提升的反映。
三是出兵伐燕。
战国时期，发生了一件牵动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大事，就是燕王哙因让位于子之，君臣易位，招致邦亡身死。
此事发生于公元前314年，见于《史记·燕召公世家》、《战国策·燕策一》、《孟子·梁惠王下》、《公孙丑下》、《竹书纪年》等古文献。由燕相子之与齐使苏代及鹿毛寿合谋，先是激燕王哙厚任子之，又进一步以成尧贤让天下之名，诱使燕王哙将国属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子之三年（公元前314年），燕国大乱，将军市被及太子平攻子之不克，均死于难。燕“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齐宣王趁机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北地之众以伐燕。燕之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使齐军五旬而进占燕之国都。燕王哙死，齐人擒子之而醢其身。
但是上述文献只记齐国伐燕，从出土的中山王铜鼎、铜方壶、铜圆壶铭文的记述中，中山也参加了伐燕，相国司马賙亲率大军，攻占了燕国大片领土，之后即回师。为此，司马賙得到了周天子的奖赏，“诸侯皆贺。”这就证明，中山出兵燕国，是得到周天子和诸侯支持的。至此，中山国在诸侯中名声大振，日益强大。另外，我们还可以从铭文内容看到，中山不但是伐燕的参加者，而且从燕国获得“吉金”（青铜兵器），中山王命相邦司马賙，用这些“吉金”铸成大鼎和方壶，上镂刻铭文，纪其功业，讴歌先王，警告后世，铭记燕国“臣主易立”而招致亡邦的教训。
3、经济之强 中山多美物
经济是国力的基础，是军力的支撑。在经济方面，中山国不仅农牧业发达，而且手工业技术先进，以“多美物”著称于世。
中山国所处的位置，正是滹沱河中下游广袤的冲积平原。这一区域，是水肥土沃、自然条件优裕的地区，是华夏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早在新石器时期早期，这里就萌生了农业文化，开始了农耕桑织。中山国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在经济方面，不仅农牧业发达，而且手工业技术先进，尤其在冶铁、冶铜及铁器、错金银器、青铜器的制造，以及酿造方面，有多项技术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在中山最强盛时期，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都不亚于同一时期的齐、赵、燕诸国。这既有文献资料的记载，而提供最有力证据的，还是从平山灵寿故城、中山王墓及石家庄市各县战国中山遗址出土的大批文物，向世人展示了“中山多美物”。
发达的手工业
中山国的手工业门类繁多，有的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中山国疆域内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文物，从质料上看，有金、银、铜、铁、陶、漆、木、玉、石等；从用途上看，有生产工具、生活和装饰用品，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在中山灵寿古城址发现了冶铜、冶铁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古灵寿城遗址的手工业作坊区，铸铜、铁器作坊遗址面积最大，达50多万平方米，并且冶铁业内部有了明确的专业分工。还有陶器、骨器、纺织、酿酒、木工、皮革、兵器等作坊遗址。由此可见，中山国手工业的规模之大，领域之广，和中原各诸侯国并驾齐驱。 出土的青铜器，突出表现了“中山多美物”的特色。不仅器物式样新颖，造型优美，而且在设计构思、雕塑母型、制模和铸造成器等方面，都有高度的工艺和艺术水平。
更为显著的是，在中山灵寿古城遗址和其他中山国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反映了中山国铁器冶铸业比较发达， 在出土的大批生产工具中，铁器占67％，这说明铁器已经成为中山国的主要生产工具。从出土铁器的形制和功能看，大致可以分为农业生产工具、手工业生产工具、兵器和防护装备、生活用具以及车、船构件等五类，铁器在中山国已经被广泛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铁制生产工具已广泛应用，必然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中山国的生产技术在诸侯国中保持先进地位，这也是中山国能够在复国后迅速强盛的重要因素。在中山王墓中所出长方形大铁盆，重126.4公斤，是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铁器，是中山国铁器的代表作，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山国的冶铁技术水平之高。
中山王墓出土的大铁盆
在石家庄市区市庄中山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中有的铁斧是采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的铸铁制造的，有的铁斧还经过了柔化处理，避免了铸铁易断裂不耐用的缺点，增加了器物的柔韧性。 （《战国两汉铁器的金相学考查初步报告》，《考古学报告》1960年第1期。）经过淬火技术处理的铸铁斧子，在目前发现的战国文物中是绝无仅有的。从而证明早在2300多年前，中山国的工匠已经能利用范具成批生产铁制农具，并掌握了先进的铸铁柔化退火处理技术。铁制生产工具已广泛应用，必然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中山国的生产技术在诸侯国中保持先进地位，这也是中山国能够在复国后迅速强盛的重要因素。
在中山王墓，发现了用木板建造的木船，船板除使用卯榫结构外还使用铁箍接拼。将铁箍用于造船的作法，比欧洲要早出千余年。
考古发现，丝麻织业在中山国分布比较广泛，是中山国的重要经济门类。
中山多美物，其中美酒佳酿声名远扬。 在中山王墓东西两库的随葬品中的青铜壶中，发现呈淡翡翠色的清澈透明液体，伴有酒香味。经北京市发酵研究所鉴定，化验分析，认定是经过曲酿发酵而未进行蒸馏的酒。考古人员根据墓中出土有稻、粱，推论是用粮食酿造的。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保存年代最早的古酒实物。
河北省博物院存中山国出土的酒
商业贸易
早在商代，滹沱河流域就开始了商业贸易。到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商业贸易有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史籍记载，还是考古证明，都反映出了中山国的商业贸易状况。《史记·货殖列传》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史记·货殖列传》还记载了中原两个繁荣的城邑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轵(河南济源县南部)都曾“北贾赵、中山”。 中山墓群中出土的玉器，制作材料据鉴定有新疆子玉、辽宁岫岩玉、河南独山玉及张家口北部新河地区玛瑙等，表明中山国贸易范围甚为广远。
尤其能反映中山国商业贸易状况的是货币使用情况。首先是各国货币在中山国的广泛流通。在滹沱河流域中山国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燕、齐等国的刀币和赵国布币，证明了中山国与邻国间贸易往来频繁。早在战国时期，金、银已具备货币的某些职能，战国中山国墓葬出土的金贝、银贝，在国内尚属首次，数量极少，弥足珍贵，堪称国宝级钱币文物。
在中山国遗址，还出土了中山国货币“城白”圆首刀币。中山桓公复国后，中山国除流通或仿铸燕、赵两国刀、布币外，为适应货币经济的需要，亦开始铸行中山国特有的“城白”圆首刀币。考古出土了“城白”钱范，提供了“城白”刀币铸造的重要证据。
中山国钱币
4、城垣建设 灵寿之灵
中山强大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垣建设。这一时期，中山先后建成了石邑（今鹿泉南故邑村北）、东垣（今市区东古城）、中人（今唐县西）、房子（今高邑县故城村）、苦陉等十几座城邑，在和周围大国的抗衡中，发挥了重要的防御作用。特别是都城灵寿，无论是城垣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是显赫一时，成为河北先秦时期三大古都之一。
中山国都城灵寿城址，位于今石家庄平山县城北三汲乡东南，今灵寿县城西北一带，距石家庄市区约50公里，坐落于滹沱河北岸的丘陵台地上，城址北依林山，南濒滹沱，城址东西两侧为高坡，东西城垣外有源自林山的天然溪流，自北向南流入滹沱河，相传为“京御河”。
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桃形，北高南低，从发掘的地下夯土城基来看，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城址范围内现有13个自然村并黄山一座。故城由7道城墙围成，中部一条南北向夯筑城垣将城分成东西两城，城垣基部宽25米，深约4米。东城北部为宫殿建筑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区；西城北部为王陵区，南部为商业区、居住区和农耕区。
中山国灵寿城示意图
王宫建筑气势宏伟，装饰华丽；手工业作坊分工细密，从遗址可以分别出不同的功能区：西南部是作坊的管理机构或居住区；东部是铸造铜、铁器的陶范作坊；东南部是铸造铁铲、镬、镰、削等生产工具的作坊；中部是铸造兵器、货币及其他小件铜器的场所；北部是铸造实用铜器的作坊。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灵寿城经济繁荣景象。
城址外西部的西灵山南坡下为中山王陵区，出土了震惊中外的1.9万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金银器、铁器、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丝织品和酒类遗物，有殉葬的战马、狗，木船，甚至活人遗骨。而在这些遗物中，中山王陵兆域图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引起学术界的格外关注。
这张铜图版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约1厘米，背面中部铸有一对铺首便于提携，正面是一幅完整的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设计图内不仅包括三座大墓、两座中墓的名称、大小及四座宫殿（正奎宫、执旦宫、绍宗宫、大将宫）、内宫垣、中宫垣的尺寸和距离，而且还有中山王颁布的修建陵园的诏令，大意是：中山王命令相邦（司马賙），对王、后陵园的规模进行设计，并由有关官员测绘成图，营建时要按图样的尺寸大小施工，有违背者杀无赦，不执行王命者罪及子孙。此图一份随葬，一份府库存档。
此图版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刻在铜版上的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罕见的一件标明比例尺寸的设计图。经科学工作者对兆域图上平面的实测与文字记录的尺寸作换算，发现此图是按1 ：500的比例尺缩制而成。中山兆域图的发现，把中国缩尺制图的历史提前了600多年，这种先进的制图方法不仅改写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也改写了世界古代科技史的记录。
在灵寿故城遗址附近还发现珍贵的中山守丘石刻和中山王池囿遗址。守丘石刻约刻立于前378年，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碑碣实物，是中国碑刻的鼻祖。中山王池囿则是在石家庄一带发现的最早的古园林遗址。
由于中山灵寿故城在中国考古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1982年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 中山何为贵 中山文化的历史地位
公元前296年，中山国被赵国灭亡。从大约在公元前506年以前落脚在河北中部一带，到公元前296年灭国，先后历时200多年。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滹沱河流域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上下200多年的生存发展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尤其是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以其精美绝伦、极高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震惊中外。物证无可辩驳地表明，中山文化是滹沱河历史文化的源流，是石家庄历史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同赵文化、燕文化，一起架构了燕赵文化，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了“燕赵中山文化”的概念。而中山国出土文物的多项中国、乃至世界之最，更显示了不同凡响的文化地位，使中山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的历史之最——中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
在春秋末期和整个战国时期，中山国作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不仅丰富了战国历史，提供了兴亡的历史经验，而且中山国在经济、科技、文化诸方面的成就，对推进历史发展也有重要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无可厚非地占有一席之地。
证据就遗留在中山国的故土中，写在中山国留给后世丰富多彩的历史遗物中。中山国遗址出土了震惊中外的1.9万余件珍贵文物，可以说，中山国遗址就是一座地下宝库。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给它下了中山“多美物”的结论。中山国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有几项开创了中华乃至世界“历史之最”：
第一个“历史之最”，是在中山王陵出土了酒的实物，这是距今2300多年用粮食酿造的酒，这是世界上发现的保存年代最早的酒的实物。
第二个“历史之最”，是在中山王陵出土了“中山王陵兆域图”，距今有2300多年历史，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刻在铜板上的平面设计图，这也是世界上罕见的标明比例尺的设计图。它的发现，把我们中国缩尺制图的历史起码提前了600年。这种先进的制图方法，不仅改写了中国科技史的历史记录，也改写了世界科技史的历史记录。
第三个“历史之最”，是最早的碑刻实物，也就是中山守丘石刻。经专家鉴定，结论是：这是中国碑刻的鼻祖。
第四个“历史之最”，是中山国遗址发现了供君王游乐的池渠和园囿——中山王池囿遗址，这是我国目前发现较早的“园林遗址”。
中山国出土文物的这些中国、乃至世界之最，是中山经济和文化实力的反映，显示了中山国在华夏文明史上不同凡响的文化地位。
对河北、石家庄历史研究的意义——中山国历史和文化填补了燕赵文化空白
中山国历史和文化填补了战国时期河北相当大的一块地域历史文化的空白。
现在，无论是官方、学界，还是民间，一直将河北历史文化定位、概括为燕赵文化，其依据，主要是战国时期的两个重要诸侯国——燕国和赵国占据了河北地域。随着中山国历史面纱逐步撩开，我们无可置疑地发现，过去对河北历史、文化的研究、展示，少了一大块，这就是从春秋末期开始活跃于河北中部滹沱河流域的中山国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战国时期从燕国、赵国的地域来讲，还不能全部涵盖现在河北省的地域。当时燕国地域“跨两省两市、一区”，就是：河北的北部，辽宁的西部，天津、北京全部，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这是燕国的疆域。赵国的疆域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北部和山西的东部。而现在河北的主体部分之一冀中——石家庄大部和保定一大部分，并没有包括在燕和赵的地域内，它是中山国的疆域。当赵惠文王于公元前296年正式将中山国的版图收入自己的囊中，离自己的版图归入别人的囊中，也仅仅只有不足60年的时间。
历史在这里断裂，文化在这里短板。以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战国历史时期的燕赵全部历史，就是没有河北中部滹沱河流域，即石家庄大部和保定一大部分这一区域的历史。
中山国遗址的发掘，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研究中山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说，填补了战国历史的一段空白，这对河北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山国的多民族融合——中山文化对研究民族融合历史的价值
中山国历史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河北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滹沱河流域是文明开发比较早的区域。它的地域特殊性——作为漠北和中原的一个连接点，使之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在这里频繁进行着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远在春秋时期，北方戎狄族与西周族就在石家庄域内的滹沱河流域一带，反复征战，开始了民族版图族属间的交流、融合。而到了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这种交流、融合更普遍，也更有代表性。在中山国内部，这种交流和融合已不再通过战争的形式进行，而是通过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方式进行。中山国是一个混合民族的国家，既有从西北迁入的原中山国族属，又有原住民鲜虞人，还应该有中原华夏族属。正是这种多族属的交流、融合，带来了中山国不亚于同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先进科技、发达经济和辉煌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相邻的国家。这从中山国遗址的出土文物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中山国的民族融合史，在同时代河北地域的民族融合史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对研究汉代以后河北各民族的形成和交融历史也有重要意义。
中山文化是构成河北人文精神的重要成分
长期以来，把河北人文精神定位于“慷慨悲歌”，将这种脱胎于荆轲刺秦王表现出的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作为燕赵精神的内核。这无论是从人文精神内涵把握的准确性，还是地域历史文化涵盖的完整性来讲，都是欠缺的。只有把燕国、赵国和中山国的文化融合起来，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河北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内涵。
中山何为强？强就强在有一种民族凝聚力，集中地表现在，面对强敌顽强不屈、历经坎坷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上。这种威武不屈、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和燕文化的“慷慨悲歌”、赵文化的改革图强精神相融合，凝结成河北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成为河北人文精神的文化内核。可以说，中山历史文化丰富了河北历史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河北文化的精神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