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永远的怀念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军队，经历过根据地人民乳汁的喂养和冒死相救，被作为革命的未来和希望而倍受关爱。从小到大、到老，接触了很多老前辈，他们的言传身教是我宝贵的精神财富，令我终生感动、永远怀念。
我的父亲吴立准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由吴焕先、吴先筹介绍入党，先后当过事务科长、区委书记、便衣队长，威震一方。1937年服从组织安排，改行做后勤工作，一直到1952年因病离休。抗战初期，父亲任新四军4支队留守处长，管钱管物，清清白白。十多年前，我去看抗战初期任舒城县游击大队长的鲍有荪阿姨（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顺元的夫人，也是我同学的母亲），她跟我说：“我们打土豪得到的款子都不敢用，都给你爸爸了。”我笑答：“我爸爸也不敢用，都买武器装备了。”一贯正直、谨慎、廉洁的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时实在没有问题交代，思来想去，只有1950年我母亲生我大弟弟时接受了部属送的一只老母鸡还算回事，作为问题交代了。
母亲李先英1933年参加红军，经历了长征，多次受伤。在草地受伤后，她坚持与部队同行，是朱老总的马驮着她走出了草地。1991年，母亲病危，她生前最后的一句话是嘱咐我：“常去看看我的战友”。
何子友阿姨是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夫人，也是与我母亲一起参加长征的战友。她从小习武，功夫十分了得。三年困难时期，她常常步行三四里路，把自己种的南瓜送给我们。四年前，我去南京时看望她，问她是否记得我母亲，年过百岁的她快言快语地回答：“李先英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能不记得呢！”
吴大胜（曾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江苏省军区政委、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与父亲的关系既是战友，也是亲戚。1961年夏，我们南京市50个被保送上哈军工的学生到浦口火车站乘车，来送儿子的吴大胜叔叔看到又高又瘦的我提着个大箱子很吃力，立即从后面赶上来，一把夺过我的箱子扛到了肩上，我实在难以预料年近50、身居高位的吴叔叔这一举动，过了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求他把箱子给我，可他只是笑，不答应我的请求，直到把我送上火车，把箱子放到行李架上。1994年夏，我到南京出差时抽空去看望吴大胜叔叔和袁明阿姨，看到年过80、面容憔悴的他依然无微不至地照顾病瘫在床的袁阿姨，心中异常感动，忍不住说了句：“吴叔叔，你要注意身体，别把身体搞垮了。”吴叔叔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垮了”，令我十分惊异，可又不敢问。十多天后他离世，我去送他最后一程，才知道他早已身患癌症。在自己极需照顾的时候，他却以自己的坚强、隐忍实践了世间难得大爱。
自称九级厨师的胡弼亮伯伯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曾任新四军2师和三野供给部部长，是父亲从事后勤工作的直接上级。胡伯伯因年纪大，离休早，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他的家便成了一些所谓“走资派”的避难所。1967年夏，我回家看望生病的父母后准备回学校，途经北京时得知长春铁路被毁，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被他和夫人汪清阿姨称为干女儿，他们的女儿则说她们比我妹妹还像我妹妹。当时，有些省部级的领导被斗得受不了了，就躲到他家。他亲自下厨做饭做菜，热情招待。胡伯伯的烹饪技术高超，他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并把这一手艺传给了我，使我做的红烧肉也屡获好评。胡伯伯还特别嘱咐我：不能整人。告诉我，井冈山时期反“AB团”，一位丧妻的30多岁的伙夫被诬陷为AB团，要他交代同党，他根本不懂什么“AB团”，不肯诬陷别人，只好说跟他一同参加红军的十来岁的儿子是同党，最后父子两人皆被杀。父亲也多次跟我说过张国焘在鄂豫皖杀了很多革命者，其中有程启光伯伯的妹妹、徐帅的夫人程训宣。父亲嘱咐我对遭遇迫害的前辈只要有机会就要去看望，如果能帮助他们解决一点困难就一定要伸出援手。父母熟悉的，我去看望；父母不熟悉的，别人委托我，我也去看望；对他们的子女，我也是能帮则帮。长辈的教诲使我明白了做人必须正直无私，同时，还要学习斗争的技巧来应对某些别有用心和糊涂的人。
1967年在京滞留期间，我和几个同学去看望开国大将张云逸，看到我们这些晚辈来了，张伯伯特别高兴，亲自用盘子端了水来请我们喝，非常热情地一一询问我们父母的情况和我们在学校的情况。此情此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每逢看到那些官不大，僚不小的公务员摆谱，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位功勋卓著、平易近人的老人。
宋裕和伯伯先后任新四军供给部长和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员，我和胡伯伯的女儿胡华军一起去看他，他高高兴兴地说他和华军的父亲、我的父亲抗战八年级别、职务都没变，他是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到头了，不能升了，而胡伯伯和我的父亲是因为干得好，领导舍不得放。对此，胡伯伯和我父亲从无怨言，有不少参加革命比他们晚，或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后来成为开国中将、少将的人对他们都很敬重。
吴先恩叔叔是我父亲的战友和亲戚，也是我母亲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长征时，他是红四方面军后勤工作的最高领导。西路军被打散后，他历尽艰险回到部队，妻子改嫁了，他被安排当了给养员，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战士为他鸣不平。毛主席亲自做工作，让他的前妻回到他身边。他接受了现实的考验，从家庭到事业都从头干起，毫不动摇，一心一意干革命。建国后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长期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我1968年分配到北京工作后常到他家去，由于战士服役年限的原因，他家的警卫员隔两三年就换人，见到陌生的警卫员开门，我自报姓名后，对方总是很热情地说：“回家来了！” 1976年秋，我的儿子只有两个多月，可我必须到西山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们当时因地震搬到离我开会地方不远处居住，就让我的儿子和保姆住在他们那里，由他们照管，我利用会议间隙去喂奶。事后，大家表扬我以工作为重，我自己明白，是长辈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支持晚辈为国家尽力为重。没想到的是他们对我亲如家人，而吴叔叔配药需要用柚子皮，让我到广西出差时带几个回来，我带回柚子交给他，他让秘书给我钱，我不收还不行。
林维先叔叔先后任南京军区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是开国中将，在南京时，他就常常去看望我的父母。1965年，我父母回到父亲的原籍湖北红安定居，1970年父亲因病去世，民政部批准为烈士，我和弟妹六人分布在六省市当兵，伤残、多病的母亲一人住在县城里由人武部代管。1974年春，母亲病重，我接她到武汉军区总医院住院，看到我家的这种情况，母亲的战友吴朝祥阿姨（湖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给我出主意说：根据你妈妈的情况，可以在武汉重新安置，这样，你妈妈看病和将来弟妹调动、复员都好办一些。后来，我跟林维先叔叔商量此事，他说：孩子，你们家的情况我们很多人都了解，都会尽力帮助解决的，你不用一家家跑了，只去找几位不熟悉的反映一下情况就可以了。我想来想去，以为那位名叫张海，延安时期当过张国焘警卫员的省军区副司令员不熟悉。我见到他，说起我母亲的情况时，他主动说跟我家熟。见此情况，后来，我干脆谁也不找了，写了个报告交到湖北省军区干部部，把住院的母亲也托付给他们后就回京了。不到半年，母亲就被安置在湖北省军区元宝山干休所。林叔叔的夫人陈岩阿姨跟我说过，林叔叔身体不好，炊事员煮了银耳桂圆汤给予他补补身子，陈岩阿姨和他的孩子们都没有份，但在他们家作客的别人家的孩子是一定要和林叔叔共享的。林叔叔曾让我出差到广西时给他买蛤蚧配药，也是买回后非给钱不可。
郑位三伯伯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我父亲参加革命的领路人，人们习惯称呼他位老，他的夫人蒲云阿姨是我母亲的战友，加上吴、郑两家多重亲戚关系，以及他与我父亲年纪相仿，长期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等，关系非同一般。文革中，他们遭到残酷迫害，在他们离京前和回京后，我都按长辈的教导，常去看望。位老于1975年7月27在北京病逝，8月3日，中共中央举行追悼会，邓小平主持，李先念致悼词。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92年10月20日发布了《郑位三同志生平》，为他彻底平反，评价他“毕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郑位三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他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不畏强敌，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群众路线，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恃，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作风民主，从善如流，始终保持革命传统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2001年，为纪念郑位三诞辰100周年，蒲云阿姨让我住到他家，帮助写回忆文章，我看了一些他的资料和他留下的书，听了阿姨的叙述，对程子华、郭述申、韩先楚、刘震、刘华清、陈先瑞撰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如今，蒲云阿姨90多岁了，依然关心国家大事，我每次去看她，她总是要谈论国家大事，始终把忧国忧民放在心里。
曾担任江苏省省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和中纪委副书记的刘顺元伯伯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抗战时期，刘伯伯与她的夫人鲍阿姨（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与我父母都在淮南，相互熟悉，加上我与他们的女儿刘小林是中学、大学的同学，因而常到他们家里去，两位老人亲切地叫我吴家大姐。刘伯伯是北师大外国文学系的高材生，可看他的穿着，真是土得不能再土。他参加革命后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出狱后负责审查入狱人员的历史问题。东北解放后他在大连带头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陈毅称之为“中共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斯大林不准中共用他，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刘少奇跟他说可以用他了。他后来任江苏省省委书记，主管农业，本来干的很好，江苏的农业生产稳固发展，由于他马列主义水平高，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敢说真话，被人告了黑状，毛主席要江苏省省委书记江渭清整他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知江渭清也是马列主义水平高、骨头硬，强调说自己是省委领导班子的班长，要打右派得先打自己这个班长。后来，毛主席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刘顺元的工作做得很好，亲自表扬了他。文革中，他难逃噩运，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大约在1975年，我出差到南京时见到袁振威，得知刘伯伯和夫人鲍有荪阿姨被放出来了，立即赶到中山门外看望他们。两位老人历经磨难，却毫无抱怨，关心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教导我做人要有原则性，敢说真话；做事要务实，能解决问题。刘伯伯任中纪委副书记时，为拨乱反正做了很多工作，在工作中总是强调“开会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能你好、我好、他也好，什么问题都不解决”。刘伯伯极善于用简单的语言阐明深奥的道理。他在为《陶白文集》作序时写道：“自古以来，做官也好，做文人也好，可以很容易，即走一条没有风险的路；也可以很困难，即走一条崎岖不平的路，这便是拿出良心、骨气，来做人、处世、说话、著文。”小时候，我以为谦虚就是当别人说你好时赶紧说“哪里，哪里”，予以否认。大学毕业那年，我跟刘小林讨论何为谦虚，她告诉我他爸爸说“谦虚就是实事求是”，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我原来所理解的谦虚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既懒惰又糊涂。此后，再碰到别人的评论时，就注意客观地进行分析，即使别人没有评论，也会反省自己。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功过是非，心态也就平和了。敢于正视自己，就容易发现自己的不足，明白自己该向什么方向努力。知道自己的不足，就会努力发现别人的长处，给自己找老师，认真向老师请教。有了平心静气，思维就容易清晰，做事、解决问题的效率也就高了。实事求事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智慧，可以帮助我进退自如。我在审查一个关于军队信息化的基础性重要标准时，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编制方主笔认为提得对，同意修改。但标准中有一段文字，我始终看不明白，提不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我只好请他改。这位主笔姓耿，比我年长，又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单位里号称铁嘴钢牙，他们单位的领导怕他“欺负”我，派了一个研究员参与我们讨论，不知为什么，那人始终没说话。标准的关联性很强，改了一处，其他相关联的部分也必须改，我其实是给他出了不少难题，这些他都接受了。对于我看不懂得那一段，他则强调是我不满意，让我自己改，我没办法，又没本事，改了七、八遍，也没改好，我明白再改下去是瞎耽误工夫，就对他说：“我都成贵州的驴子了”。听此言，他笑了，说：“小吴，你累了，歇会儿，我来改”，他一改就改好了，我们两人都很高兴，颇有成就感，我也切实尝到了示弱的功效。
2012年12月，我和老伴去看望了母亲的战友王定国阿姨。以往，我们只是在电视上见过她，也听过一些阿姨谈论她，了解她古道热肠、多才多艺。如今一百多岁了，依然关心国家大事，热心公益事业。初次见面即感受到她的真诚、朴实，话不多，但情真意切。我送她一件大红披肩，她披着和我们一起照相留念。她送我一本影印的谢老1921年的日记，还亲笔题字，并钤印，离开他家的时候，她一直送我们到门口，使我们既感动又敬佩。后来我还请她为哈军工创建60周年和哈军工纪念馆题词，并把她作品编入纪念哈军工创建六十周年系列丛书《诗词书画摄影集》。书出版后，我把书送给了她，她很高兴，认真地一页一页翻看。那天，她家里客人很多，很温馨，我们和大家一块观看荣宝斋为她出版的书画集，感受着一位老共产党员坚强、乐观、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
我接触过的父母的老战友还有很多，他们给我讲历史，讲传统，教导我如何做人、做事。我当兵离开父母，乃至父母离世以后，得到了许多长辈父母般的关心、爱护和帮助。前辈们为新中国的诞生流血牺牲，为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尽心尽力，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习惯于有问题说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废话，活得真实、简单、快乐。
（2师分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