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 怀念父亲周纯麟
2013年的重阳节，是父亲的百年诞辰日。
父亲于1986年9月去世。 从我出生到父亲去世整整40年。从父亲去世到如今，又过了27年。这些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他的音容笑貌始终伴随着我。回想起父亲的言传身教，我不胜感慨，写下这些文字，以告慰父亲，鞭策自我，教育后代。
一
给我起名。我1946年3月19日出生。父母为何给我起名为善平呢？其一，抗战胜利了，把日本鬼子打跑了，和平了，内战尚未爆发，全国人民昐望社会平等，生活安定。其二，按照家族的辈份，我这一辈结婚前是家字辈，结婚后应是善字辈。因父亲与家里失去联系，不知道家族有此规矩，所以就按善字辈起了名。其三，就更有意义了，父亲当时任新四军4师骑兵团长，南征北战，纵横驰骋，出生入死，打了那么多仗，能活下来，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有许多智勇双全、不怕牺牲的警卫人员。当时两个贴身警卫员，一个叫皇甫善，一个叫张太平。父母取他们两人名字的后一个字，一个善，一个平，组成了我的名字。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父亲和战友甚至警卫员都是生死之交，情同手足，是为了一个目标走到一起的革命战友！如果没有这些警卫人员，早就没有了我父亲，也就没有我周善平！
千里寻子。父亲于1930年参加红军离开家乡，一直到1943年才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信中不敢说是当兵打仗，就说是在安徽泗南县（现为江苏泗洪县）做生意。结果，爷爷千里迢迢翻越大别山，从湖北麻城一路要饭，不知走了多少时间，8月底走到洪泽湖畔乡政府收容站，就躺着不能动了。父亲闻讯后，与政委姚运良伯伯骑马把他接回部队。爷爷身上都烂了，长了蛆，肠胃也坏了，不能多吃，得慢慢治疗，吃药打针才行。爷爷就骂父亲“想把我饿死啊！”父亲没办法，村里的乡亲们送来鸡肉鱼肉给爷爷吃，结果半个月就病故了。奶奶在老家因思念儿子，担心爷爷，也去世了。爷爷和骑兵团的两位烈士埋在一起。其中一位也是四方面军的，经过长征，从延安和父亲一起到淮北。这个千里寻子的故事在泗洪老区被传为佳话。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说：“把你爷爷送回老家吧。”20世纪80年代末，我到泗洪提起这事。县委、县政府领导婉拒说，“这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点， 如果动了（迁坟），老百姓不答应”。
三代守墓人。爷爷安葬于泗洪县孙圆镇榕花树村。当年骑兵团团部就驻在这里。80年过去了，该村的乡亲们一直守护着爷爷和两名烈士的坟墓。爷爷墓的碑文是当年淮北公署参议员、著名教育家、淮北中学校长任崇高先生写的。解放后，任老曾担任江苏省监察厅副厅长、省一、二、三届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该村村民三代人守护着烈士墓地。2009年，在泗洪县新四军研究会同志的陪同下，我在该村专门召开了会，代表全家人向乡亲们表示衷心感谢！了却了父亲的一桩心事。2011年又为两位去世的烈士和爷爷周承绩立了新碑。
父母吵了两次架。父母结婚后，共同生活了40多年，互敬互爱，相濡以沫。仅有的两次争吵似乎都是因为我。第一次吵架，是母亲怀我3、4个月的时候，反应很厉害，呕吐啊！连黄疸水都吐出来了。当时，抗战刚刚胜利，战事不多，但部队生活极其艰苦，没有什么吃的。母亲在卫生队工作，有时回团部住父亲处。团部管生活的干部见我母亲又瘦又黄，吃不了东西，就到炊事班要了一把黄豆芽，煮了一碗豆芽汤，给我母亲喝。正巧父亲回来，见母亲端着豆芽汤准备喝，就嚷道，“你看，搞什么特殊化? 别人都吃不到，你还喝豆芽汤！”批评开啦。母亲很委屈，年轻气盛，就说，“不喝，不喝了！”啪！连碗带汤摔在地上。一气之下，回卫生队去了，卫生队距离团部3里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父亲不单对部队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对自己的妻子也要求严格。只是一碗豆芽汤啊！现在看不算什么，但那是战争年代，官兵一致。如果当官的搞特殊化，怎么能严格要求部队、训练部队， 还有什么凝聚力和战斗力，怎么去打仗消灭敌人！
第二次吵架，是在我4、5个月时，天气热了，还用小棉被裹着我，身上长了好多痱子，一破就流水，母亲心疼，就去后勤领我的津贴。那时，和平时期过去了，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前方已有零星的战斗，各部队都在做临战准备。日子非常艰苦，母亲去了几次没领到。父亲晚上回来，母亲就诉苦，“你看孩子这个样子，我去领块布做个小衣服，真难啊！” 母亲是团长夫人, 有苦不能跟下边的干部说, 只能和自己的丈夫讲啊。可父亲不容了，“你怎么这么多牢骚？你发什么牢骚! 有什么意见跟组织上说去，你有你的组织！”好啊 ，我母亲不干，嚷道，“我生孩子犯罪了？孩子不光是我的，也是你的，你管吧！”说着把我往床上一扔，跑回卫生队去了。这时，60来岁的房东大娘听到我哭，就过来抱我哄我，不管用啊，没奶吃，我饿啊！房东大娘对父亲说：“他大哥，你看孩子饿了，老哭，你快把俺大姐接回来吧。”过了一阵子，父亲就让张太平叔叔骑马把我母亲接回来了。父亲一辈子原则性都是很强的。
二
打了20年的仗。1930年，黄麻起义之后，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三过草地，最后会师于甘肃会宁，就要到延安了，多不容易。可是又奉命西渡黄河，开始了西征。 西路军悲壮惨烈比长征更苦，21800多名红军将士，天天和马匪军打仗。冰天雪地，血战河西走廊，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最后就剩下400多人突围到了新疆，父亲是这400多幸存者之一。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真是难以想象。父亲说过，当时他们在家乡一起参加红军的有80多人，解放时只剩他一人。
有人问我，这些老前辈，这些幸存者，他们出生入死，不为名利所动，与现在的一些人相比简直不可理解。他们是什么情怀，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有三点。第一，他们有坚定的信念。穷人、老百姓要翻身求解放，要有土地，有饭吃，就要拿天下。我想他们那时说不上什么共产主义，大同世界。这个信念是经过逐渐形成和坚定的过程。第二，勇敢不怕死。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为了求解放，就要扛起枪、拿起刀，就要打仗消灭敌人，就要流血牺牲，就要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第三，服从命令。党的利益、人民的安危高于一切，军人的天职和灵魂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退休后，在新四军研究会工作。通过对新四军历史和许多红军、新四军、八路军老前辈生平事迹的了解、学习和研究，和健在的老前辈们交谈，我感到就是这三条。至于他们的人品、性格和脾气；对上下级、同级、同志的关系；对工作、生活的态度；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等等，都是坚守这三条，矢志不渝，终其一生！
当了20年的炮兵司令。从1950年开始，父亲就任华东军区特纵副司令员，1952年任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直至1970年从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任上调离。20年的时间，他先到军事学院学习， 又到政治学院和炮兵学校学习，接受高等教育。他从大别山一个贫困人家的放牛娃、大老粗，成长为我军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将领， 是党的培养和他刻苦努力学习的结果。他针对炮兵是技术兵种，专业性强的特点，带头学习炮兵基础知识，选调一位年轻干部住在家中，教他学习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化学、风向、风流、气温、药温、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从而在整个炮兵机关部队掀起向文化进军的热潮。
这20年，我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毕业，到参加工作，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深刻难忘的。回忆上小学六年，父母亲到底给了我多少零花钱，我记不清了，也不记得自己买过什么东西。好像连块糖都没买过，甭说玩具了。有的叔叔给我做个木头小手枪，就高兴极了。还是在中苏友好的时候，苏联顾问送我一个小照相机，给妹妹一块小手表，是玩具，一直保留到现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时，父亲带我到街上的澡堂洗澡，父母带我坐三轮车到戏院看越剧。虽然住在过去留下来的小洋楼里，但冬天暖气没热过，火墙没开过火。
父亲心里从来想的都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哪有为自己、为老婆和孩子的。在他的脑子里，抛大家为小家，为自己是耻辱，是罪恶，是丧失人格的！他和母亲在一个大院里上班，可母亲从来坐不到他的汽车。我们上学两周回家一次，来来回回坐马车或者公共汽车。20里路，有时候甚至是步行，父亲从没用他的小车接送过我们。我的衣服穿小了给弟妹们穿；妹妹穿的衣服小了，改成男孩儿的给弟弟穿。弟弟妹妹都穿打补丁的衣服。就是我这个老大享福，能穿件新衣服。
小学毕业，我被保送到南京第十中学，开始走读。这样和父亲母亲接触得就多了。除了他们出差不在家，每天都能见到他们。 父亲的最大特点就是工作兢兢业业，为了炮兵的建设，呕心沥血。从部队的军事训练、生产经营到后勤保障，甚至思想和政治工作，无不认真对待，亲自抓部署、抓落实。军事训练，尤其是实弹射击，他都亲自组织并到现场检查指导，有时还把我带去。记得有一次马上要开始射击了，他从望远镜中发现有人在靶区内，就赶快派人坐车去处理，避免了事故的发生。他亲自带着部队围湖造田办农场，抓副业生产，改善部队的生活条件。在经济困难时期，他带着机关人员上山挖葛根，累得犯了心脏病。他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令，带头下连队当兵。50多天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他到安徽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带着部队去农村夏收秋收；参加南京市的公益劳动，修整太平路大街，去长江大桥工地搬运建筑材料，也多次带我参加这些活动。父亲就是这样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和引导着我。他的优秀品质和作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使得我健康地成长。那时的中学里都有小工厂，所以，车、钳、铇、铣，我都干过。父亲对我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进步是满意的。他经常鼓励我，要全面锻炼自己，做一个全面发展的接班人。那时候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部门没有一个不认真贯彻执行的。
父亲很能团结人。在南京炮兵工作20年，父亲先后同7位政治委员共事。他们当中有的资历老，有的资历浅，有的经验丰富， 有的缺乏经验，有的性格直爽，有的性格内向。父亲注意学习他们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团结一班人，发挥集体才智，为部队建设尽心尽力。不但他们这一代关系很好，我们这一代的关系也都非常好，没有红过脸、打过架、闹别扭的。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不管过去是哪个方面军的，都团结得很好，20年如一日，是很不容易的! 这也是炮兵党委总是军区先进党委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4年，我高中毕业要高考。父亲非常尊重我自己的选择，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有个正确的选择。我的第一志愿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录取分数线是平均70分，结果我考了68分，差2分。当时哈军工负责招生的同志住在军区招待所，离家很近，要接触一下很容易。但是，父亲自己不去见他们，也不准我们去，那时根本不存在找关系走后门一事。结果，我被第二志愿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录取了，考到哪里就是哪里，坚决服从分配。
入校后，先下连当兵，当兵的部队正好是南京军区炮兵部队。半年时间，得到很大的锻炼。那时工农出身的老兵真好，手把手地教我们, 怎样艰苦奋斗、怎样做事、怎样做人。父亲来部队视察，我就躲开，不见他。谁都不知道我们是父子关系。哪像现在的一些孩子，“我爸爸是什么官，什么老板！”晚上天黑了，父亲才派个人把我接到他那里，说说情况、交代交代、要求要求。他不会当众跟我说几句话，不可能给我特殊照顾。后来，我陪着父亲去部队看弟弟妹妹时也都这样，在旁边打个招呼，说几句要求的话就走了。回去后，再让妈妈给我们写信，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希望。
我当兵半年后回学院学习，学习了三个学期， 一年半时间， 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了。父亲要求我们: 相信党，听党的话，不管参加什么派都不要乱来，不能搞打、砸、抢，好好读书学习。父亲对我没有多余的话，就这三点。1968年底，我大学毕业。先在沈阳军区39军116师农场劳动锻炼，后调到沈阳军区后勤部兵器鉴定研究所任研究员和沈阳军区国防工业办公室科研所任参谋。前后在辽宁工作了3年。父亲要求我多学习、多实践，多向领导和老同志学习，认真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1971年9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饶子健伯伯把我调回南京，准备安排到南京军区国防工办工作，正好对口。调动的过程中，父亲一直没有说话。后来他对说，“你不要到国防工办去工作，还是到基层连队去，吃点苦，锻炼一下，对你今后一生有好处。”我说，“我是学炮的，就到炮兵连队。”父亲说，“还是到步兵连队更能锻炼人。不能当从家门到校门，又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 这样才能真正接好班。”在父亲的说服教育下，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到了60军179师，即“临汾旅”537团3营9连当了副连长。后因各方面进步快，工作好，又到7连当了指导员。5年的连队生活使我得到全面锻炼，了解了兵，了解了基层连队的一切：训练、演习、夜训、生产、生活、学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等等，为后来的机关和领导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受益终生。
三
上海的8年比抗战还难。1970年5月，父亲奉命调到上海工作，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父亲是有顾虑的。一是在炮兵工作多年，情况熟悉。党委内部、上下级之间团结、 工作顺手，舍不得离开；二是入伍几十年，一直搞军队工作，没有地方工作经验。到上海警备区要与地方打交道，怕搞不好；三是听说上海警备区内部矛盾很大，机关搞“四大”，工作很难做；四是听说上海市与南京军区有矛盾，尤其是许世友司令员与张春桥之间的矛盾已很尖锐，怕去了之后，夹在中间不好办。弄不好两头受气。后来，许世友司令员、周贯五副政委当面谈话，介绍情况，才知道这是党中央决定的。周恩来总理指示南京军区要派一位能干的、身体好的、能压住台的领导去上海工作，尽快把上海警备区机关搞好， 把部队搞好，在部队全面建设上不要拖军区其它部队的后腿。当父亲知道这次调动是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后，心里非常激动。当即向军区两位领导表示：“我坚决服从命令，去！”同时还表示，“我到上海工作有三种可能：一是干好了，军区开个欢迎会；二是干坏了，开批判会；三是干死了，开个追悼会。”父亲从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决心争取干好，不辜负周总理和军区党委首长的期望。
1971年9月底，我回到上海。“9.13”事件刚刚过去，在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指令下，父亲和南京军区派到上海的肖永银副司令员一起，不分昼夜，不顾身体有病，废寝忘食，象在战争年代执行命令、指挥作战一样，精心组织，亲自部署，完成中央布置的任务，坚定地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事情处理之后，周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的赛拉西皇帝到上海，知道父亲身上长了个东西，带病完成了任务，对父亲说，“周司令啊，听说你生病了。现在大事都办好了，办完了，你抓紧时间住院治病吧。”父亲很受感动。父亲住院，我来到他身边，当时小弟弟在上中学，其他弟弟妹妹都在外地工作，不在上海。看得出来，父亲特别希望我能陪着他。我在医院陪他，心里确实有些紧张。一是“9.13”事件刚过，上海还比较乱。医院里是否有心怀鬼胎的黑人不清楚；二是父亲来上海后，感觉和“四人帮”就不是一路人。从感情上、政治观点上、在谈吐上、在待人接物上，都融不到一起，合不到一块。另外，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上海的这一伙是造反起家，搞武斗，反军乱军。所以，我担心“四人帮”的人，更恨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他们对父亲是又打又拉，不怀好意。我暗中带着枪，心想谁要加害父亲，我决不饶他。不管是什么人，甚至是张、姚这种人，我非枪崩了他们不可。豁出去，无非把我先打死。我认为，这就是父亲他们红军的本色，这就是红军西路军传承给我的血脉和精神。
父亲是1971年10月国庆节后开的刀。是肾脏上长了个不小的囊肿，不是癌瘤。全家人松了口气。可是手术后不能正常排尿，刀口一直往外渗尿渗水，非常疼痛，可能是手术出了问题。周总理后来知道了，马上就派中央保健组吴阶平教授来沪会诊，确定为手术事故。主刀医生江鱼由于压力大，在急于缝合出血伤口时，不小心把输尿管给扎死了。吴教授后来派了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主任于惠元医生到上海。20天后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成功了。但经过这两次大手术，父亲伤了元气。当时，上海那几个人表面上是表示关心，执意要把第一次的主刀医生抓起来处理。父亲说，“不要追究他的责任了，又不是故意的。”这位医生当时才40多岁，正年富力强。如果当时父亲点一下头，也许他的人生轨迹就要另写了。这说明父亲对劳动人民、对专业技术人员是很宽容爱护的。江医生很感动，很感激。后来在父亲去世的追悼会上他痛哭流涕！
父亲一直坚信党的正确领导，坚持军队建设的方向，忠于党的事业。在上海工作期间，一方面他顶住“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的干扰和打压，和他们斗智斗勇。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成立“民兵指挥部”，他们妄图夺取对民兵的指挥权，建立第二武装；召开“两常委会”批斗警备区几位主要领导，忘图扰乱警备区机关；搞所谓反回潮，批林批孔，他们急于改选警备区领导和机关各部门干部，搞了个“78人的升官图”名单，逼着父亲签发，父亲坚定地说：“未经党委讨论研究，我个人不能签名，只要军委没撤我这个司令的职，没有我这个党委书记签名盖章，什么都是无效的。更何况有些领导干部工作能力很强为什么要动！”按张春桥说的“军队靠不住，是支持保皇派的”, “要准备打仗，要经受严重考验”，在张的眼里“周纯麟是个试试看的书记”，和他们不是一条路上走人。另一方面，父亲倾心抓党委、机关和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抓部队的军事战备训练，所以上海警备区机关部队一直是稳定的，工作是扎实的，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是好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我在南京60军179师537团连队工作，南京与上海来往较方便，我和父母接触交谈的机会多了。随着我的成长进步，有时候休假后返回南京部队前，父亲让我给他带信。我记得至少带过两次，都是父亲起草由母亲抄写后，让我带到南京。一次是送给军区杜平政委，一次是送给王展副政委。呈送面不能大，内容我也不知道。猜想是汇报上海的情况，向军区首长反映在上海工作的错综复杂和他的意见，请示军区党委的指示。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不愿跟“四人帮”是父亲的坚定立场。父亲对我的信任，他即把我当成儿子，又把我当成他的下属，有时还把我当成他的参谋，倾听我的意见。父亲也十分重示倾听弟弟妹妹带给他的各种信息，尽管我们的意见、信息有时不够准确，甚至是错误的，除了给我们必要的指正和诚恳忠告，他就听着，从来没有训斥、施压强迫过我们。我是老大，所以父母有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讲，包括一些政治斗争方面的事情。父亲之所以能够在上海8年立于不败，完全是他政治坚定和对党无比忠诚的结果。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不是唠唠叨叨，也没有那么多的文字书信，重在身教。在我们成长的关键时节，在我们遇到难以处理的重大问题时，父亲总能给我们寓意深刻、简明扼要的点拨和启示，就像一个指挥员站住高处，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观测天候、摆兵布阵那样，关注着我们的成长过程；就像园艺师精心修剪小树的枯枝乱杈那样，纠正我们的不良行为，指明我们发展的方向。大弟弟在部队得了急性肝炎，他很着急、关心，想方设法给予及时治疗。妹妹从医大毕业，他没让妹妹到离家很近的85医院工作，而是到了较远、条件又比较艰苦，且是传染病的109医院，长住医院的集体宿舍；二弟和小弟在部队基层，分别已经被部队推荐到安徽大学和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可父亲坚持让他们在基层锻炼；两个双胞胎弟弟14岁当了坦克兵驾驶员，开始连操纵杆都拉不动，父亲叫他们咬牙坚持，向老战士老坦克兵学习，加强锻炼，后来两个弟弟都能熟练地开着水陆坦克，渡江过湖。
四
父亲对我们要求严格，在对母亲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邓文秀是个大孝女。我们亲爱的妈妈邓文秀于1939年参加八路军，后到新四军4师工作。1946年底，解放战争开始了。父亲离开骑兵团，调华野2纵5师，部队驻临沂地区。母亲请了假回郯城老家。她1939年出来，直到1947年都没与家乡联系。我姥爷1938年被日本鬼子凶残的“三光”政策砍死，房子也被烧了，尸体都没有了，姥姥32岁守寡，拉扯6个孩子，非常艰难。 母亲于1939年5月参加八路军115师，二姨和大舅于1940年先后参加革命。姥姥带着二舅、三姨和小姨在家里渡日如年。母亲抱着我到家之后，姥姥都不认识她了----哪里来的丫头? 还抱个娃娃。因为母亲离开家的时候才14岁，变化能不大吗。周围邻居对姥姥说: 是她大姐回来了啊! 娘俩抱着喊啊，哭啊！面对惨不忍睹的家境，我母亲一咬牙，把我三姨、小姨和二舅都带了出来。不久，二舅和三姨参加了解放军。剩下姥姥、小姨和我跟着母亲，跟着部队后方留守处，在山东打游击。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父亲一直在前方打仗。当时规定，为了安全，团以上干部的老婆、孩子坐船都去大连，但非直属亲属不能去。姥姥和小姨上了船又被拉了下来。母亲说，“要么让我们都上去，要不然我们都不去。我父亲让鬼子杀了，不能再把母亲让国民党反动派杀了吧！要死我也要和儿子母亲死在一起！”就这样，母亲带着我们在留守处，在沂蒙山区和胶东地区打游击，一直到大军南下，渡江解放。3年时间，终于艰难地坚持下来。父亲有时候打了胜仗，距离留守处较近时，就抽空过来看看我们。组织上给了头骡子，驮着小脚的姥姥和幼小的我。姥姥咬口杂面窝头，嚼碎往我嘴里一抹，就这样长大了。所以说，无论我母亲还是我父亲，都是非常爱护自己的战友、同志和亲人的。既憎恨敌人，消灭敌人，又热爱人民、保护人民。多年之后，张震叔叔一见到我母亲就说：“邓文秀，你可是个大孝女啊！”
建国后,妈妈在炮兵幼儿园工作近20年，在上海延安饭店和南京华东饭店工作13年。几十年中，多次机会可以重新穿上军装。有几次，组织上都研究过符合政策，但到父亲这一关通不过，不允许。至此妈妈离休按小教级，也就是个打引号的副处级，工资很低。妈妈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工作，一辈子相夫教子，她是一支一辈子燃烧着的红烛，桃李满天下，在同辈的老阿姨老妈妈中可以说是德高望重的。所以父亲临终前在他的遗嘱中说“最对不起最挂念的是你们的妈妈”。父亲留下的全部积蓄2千元稿费作为请个保姆的开支，照顾妈妈。
五
父亲在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如何参与、起了什么作用？我摘录出母亲于88岁时候出版她的回忆录《我是一个兵》中以及父亲回忆录《风雨五十年》中的章节，有些我做了修改和补充。以下是《我是一个兵》中的内容：
1976年10月7日凌晨3时许。突然，红色保密机响起来了。因电话在我睡觉的房间，我来不及穿衣服和鞋，赤着脚急急忙忙的接电话。电话是中央办公厅直接打来的。老周来不及穿衣服，马上拿起电话，对方说：“你是周司令吗？我是中央办公厅的某某（现有原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同志回忆是他打的。据父亲说，当时好像是秘书局的处长李鑫打的。现在看是谁打的已无考证的必要了。这个电话是6号晚政治局会议后，由华国锋同志直接交代汪东兴必须直接打给周司令员，是确实的。）中央决定明天请您到北京开会，上午派专机来接您。听说您身体不好，可以带一个医生陪同。” 老周放下电话沉思一会儿，就和我说起来，以前中央通知开会从来没有直接打电话来，都是通过‘康办’（即上海市委办公室），然后由他们再通知有关领导。今天是中央直接打电话到家里来，让我亲自接的。还有，中央知道我身体不好，让我带个保健医生。这里一定有重要情况 ……老周越分析越兴奋。我也和他一样，推想中央一定知道了“四人帮”在上海的情况，肯定要采取措施了。就这样到了大天亮，我们都没有再睡。老周是10月7号第一批到北京参加打招呼会的成员。当天晚上就到玉泉山参加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接见。会上，中央领导宣布把“四人帮”抓了起来。他高兴的把拄了两年的拐杖都不再用了。同时去的马天水可不行，像死了爹娘似地垂头丧气，对中央的决策很抵触，思想上转不过弯。老周决定要单独向中央报告上海的情况。他向陈锡联同志报告了自己的这个想法。陈锡联同志很快就做出安排。10月9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首长，还有政治局的其他几位领导单独召见了老周。华国锋和老周挨着坐，听取老周对上海军地情况汇报，并详细就解决上海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华国锋一边听一边问，还一边记。他这次西山汇报，为中央顺利解决上海问题定下决心，采取一系列断然措施，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回想这段经历时，老周对我说，“10月9日晚，李先念在门口等着我, 第一句话就说，‘周纯麟啊，我就不相信你会带部队来打我们。’这句话是对老周的信任和肯定，是对老周革命几十年的褒奖！”（红军时期，父亲曾是李先念的通讯员）。
父亲于10月13号回到上海。当天，迅速按照南京军区指示，对部队进行了调整和部署。下午，又在市委常委会上，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进行了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天，召开上海区、县、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当宣布“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时，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情绪非常高昂，有的情不自禁地喊出口号“打到‘四人帮’！”“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少数人闷坐不吭声。
15日下午，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直接向上海广大人民群众传达中央精神。上海人民恨透了“四人帮”以及在上海的余党、帮凶和爪牙。马天水先是讲了几句话，徐景贤念了一段材料，就被愤怒的群众轰下了台。还有一些群众冲上主席台，要抓马、徐、王。这时会议已经无法开下去，他们三人只得从后门溜走了。后来会议在父亲主持下，会场才逐渐安静下来。父亲将文件继续宣读完，并且要求干部、群众坚决听从党中央的话，按中央的指示办事。15日开始，大字报、游行铺天而来，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市委失控，15日、18日向中央告急。20日，中央工作组到沪。父亲与他们一道，按照分工抓军地武装，加强战备值班，保证社会稳定。27日晚，新的市委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召开大会。正式宣布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同志为上海市委第一、二、三书记。父亲仍为书记，原市委常委仅剩父亲一人。
下面抄录几位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文字：
李先念主席的夫人、敬爱的林佳楣妈妈写到“赤胆忠勇革命一生。”
王树声大将的夫人、敬爱的杨炬妈妈写到“功德伴山河，后人记心间。”
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将军写到“敬爱的周纯麟将军是鄂豫皖的优秀儿女，红 四方面军的英勇卫士，新四军骑兵部队的抗日英雄，党中央在上海粉碎‘四人帮’的一线总指挥。”
华国锋主席之子、我的好战友、好兄弟苏斌大校写到：“周纯麟伯伯在粉碎‘四人帮’、稳定上海局势上，为党、为国、为人民立下了功劳，我们全家都敬重他。”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叔叔长子张小阳将军代表全家写到“纯麟伯伯是毛主席的红军战士，是彭雪枫伯伯的骑兵团长，是华东部队的炮兵司令，是爸爸、妈妈战争年代的生死战友，是我们从小敬仰的革命前辈；世交亲情，永志不忘，我们深切地怀念纯麟伯伯！我们要继承发扬前辈的战斗精神和优良作风，高举前辈红旗、世代相传不息，不忘根本，以慰天灵。”
1986年9月，父亲去世时，为了生平上的两个字，我们全家跟治丧办进行了反复的商量。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要求写上“坚决”斗争，可他们坚持“积极”斗争。现在看来，什么“坚决”、“积极”都无意义。事实客观存在，历史最公正。父亲在上海是用他的坚定信念，勇不怕死，服从命令，在与那伙人进行着大智大勇的斗争。当初派他去，他是军区多位副司令员中身体较好的一个，可到了上海，身心精神受到巨大压力，连续几次的大手术，大伤元气。如果他不在上海这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工作那么多年，他不会去世那么早，73岁啊！
父亲没有享过我们儿女的福，一点也没有。战争年代负了七八次伤；建国以后，特别是到上海之后，又开了五六次刀，浑身都是伤疤，过早的离我们而去。所以我们把对父亲的爱全部转移到了母亲身上。不管哪个弟弟、妹妹，不管他们自身有什么情况或问题，对母亲的爱戴、孝顺完全一致，无可挑剔。作为老大，我尽力带好头、做正，不搞歪门邪道的，不能让弟弟妹妹背后说三道四。诚然，兄弟姊妹之间也有争吵，但很快就过去了。争吵是正常现象，因为年龄、阅历、性格、脾气、现实处境、思维方式、处事方法，甚至某些观念等等不尽相同，都是可以理解、应当谅解的。
父亲革命近60年，已经为自己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母亲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女性美德，肯定是个更加完美的句号。
我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入伍、学习。 最后在北京陆军预备役高炮师政治委员的岗位上退休。我认为我已经接了父亲的班，而且基本上是合格的，没有任何污点，向党、向人民、向家乡父老交了一份比较合格的答卷，问心无愧，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我们兄弟姊妹7人和他们的爱人都曾在在部队工作过，无论在部队退休还是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到目前为止都是圆满的句号。小弟善军前年退休，他最后几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当第一任的副政委，坚持原则，尊重领导和技术人才，关心部属，深入科室，呕心沥血，狠抓总医院的政治建设，使南京军区总医院进入全军先进医院的行列。我们7个小家庭，现在都是和谐和睦，是稳固的，没有一个闹离婚的。找找看，现在哪有这样的大家庭，离婚一次两次，多次的有，胡搞乱来的也不少。我家第三代教育得也都非常好，学有所成；凡是出国留学的都回来了，报效祖国。母亲健在，党和人民给了一幢大房子，这是党和人民给父母亲一生奋斗的奖励，是革命前辈奋斗一生和千百万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呀！新家由母亲带着我们齐心协力共同装修好，顺利搬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点子的出点子。房子没有分，不像有的家庭，为房子、财产兄弟唇齿相讥。这是父母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发扬光大在我们这一代的结果！兄弟姊妹7人各自的小家庭，都努力争取象父母一样写好自己的一生。
我深切地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为有一个慈祥而伟大的父亲和母亲而自豪。是父母的完美才有了我们和谐美满的家庭，才有了我们第二代、第三代，以及第四代的健康成长。我坚信，我们后代能继承团结、和睦、厚德、进取的家风；能传承大别山沂蒙山贫苦农民诚实、淳朴、坚韧不拔的血脉；能传承红军、红西路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能传承江苏泗洪老区人民不怕艰难困苦、英勇善战的斗志；能传承父亲坚定信念、舍生忘死、服从命令、勤于学习的品质；能传承母亲谦和坦荡、无私奉献、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道德情操。
（4师分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