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出凤凰
移步湘西，我是奔着“边城”去的。节令已是“小雪”，凤凰古城细雨霏霏，这让来自北方的我感到了久违的湿润。
穿城而过的是一条清澈的河流，两岸的吊脚楼错落有致，一面临街，一面望河。临河的一面由数根结实的木头高高支撑着，悬浮探出，伸进了河道。两岸岩壁清晰的水线痕迹，让人想象得出，汛期满河之时，吊脚楼仿佛一只只摇荡的小船，漂浮在波涌浪翻之间。
有人告诉我，古城的夜晚其实更好看，我有些不以为然。“灯光秀”里，景物大同小异，哪里还有什么情趣。白日里则不然，美丑都遮不住，原汁原味，比如眼前的吊脚楼，古朴素雅，让人很快就进入了昔日的情景。
那条河叫“沱江”，这个称谓令人心生疑惑，因为还有一条源于川西北九顶山南麓的水系也叫“沱江”，穿行七百余公里后，它在泸州与西边宜宾奔来的“金沙江”合流，变为长江后经重庆向东进入湖北，不可能再流经贵州来到湘西。网上一搜，果然这是另外一条“沱江”，只是它要短得多。
湘西的沱江只有130余公里，而凤凰境内就接近100公里，滩险流急，为“武水”的一级支流。不过，到了古城，它就驯服舒缓起来。
城里的河道不是很深，碧绿的水草在柔波里扭动着曼妙的腰姿，晶莹剔透的鹅卵石洒满了清澈见底的河床，有如珠玑。一位艄公手持长篙，撑着一条涂满桐油的小船漫溯，船上那位苗家姑娘，正在用歌声吸引岸边的游客乘船漂流。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沈从文笔下的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只是眼前少了那条招人喜爱的大黄狗。
我以为，这里就该是“边城”了。古城西门旁“乾元茶馆”的老板龙姑娘笑着告诉我，没有沈从文，凤凰不会有这么大的名气。不过，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说的是北边花垣县的故事，那里属于武陵山脉的中段，“湘黔川”交界，“一脚踏三省”，所以被称为“边城”。重庆变为直辖市后，那里又成了“湘黔渝”的交界处。
龙老板也是位苗家姑娘，个头不高，眉清目秀，汉语十分流利，山歌唱得极好，忙里忙外，嘴里总是哼着小曲。我思忖，怪不得这里出了个宋祖英。
几百里开外的花垣，如今说来路途并不遥远。然而沈从文那个年代，要想去到那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沈从文为什么对小说中“茶峒”那个地方那样熟悉呢？龙姑娘解释，“茶”在苗语中指的是汉人的“汉”，“峒”为山中的小块平地，“茶峒”就是汉人居住的平坝，我们这里叫“茶峒”的地方不算少。
我还想刨根问底，龙姑娘卖起了关子，凤凰这个地方故事多着呢！你到古城里好好转一转，一切就明白了。
雨丝飘飘洒洒，古城内游人不多，几乎所有的门面都变成了商铺，只是生意清淡，幸而几处名人故居保留了下来。
在一处高大的院落门口，门楣匾额上的“凤凰百年筸军文化展览馆”几个大字吸引了我，那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书法，两旁则是他的表叔沈从文题写的对联：“天开图画；人出凤凰”。
“筸军”何意？有点难倒我了，不仅咬不准读音，也不解其意，如此便把我引入了馆内。历史上，如今凤凰县的南部，也就是古城一带，称作“镇筸（gan）”，这个地域唐宋以前基本上都是苗人控制的。
明代以降，朝廷通过战争征服了这一地区后，采取了“屯丁移民”的方略，汉人与苗民形成了混合杂居的格局。然而，由于汉人习惯上的歧视和轻视，苗汉之间冲突激烈，当地原住民也被后来者蔑称为“镇筸苗子”。
为了稳定局面，湘西常年驻扎了一支部队。沈从文在《边城》里就说过，“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他说的“这地方”指的是花垣。由此推论，湘西地区一县当有一营。按照清军“营”的编制，每县队伍的规模在五百人左右，也不算少。
后来，随着民族矛盾的相对缓和，这支队伍里也吸收了部分苗人。湘西历来民风剽悍，苗民一向吃苦耐劳。苗人的加入，使得本已腐朽不堪的“绿营”战斗力大为增强，后来他们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堪与湘军劲旅媲美，被时人称作“筸军”，左宗棠就对他们赞许有加。
沈从文从凤凰文昌阁小学毕业后，曾随当地的土著部队流徙于湘黔川边境与沅水流域，花垣就在这个范围。这个时候，虽已进入民国，但前清的遗迹犹存。他所投靠的“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虽然有了一个新的名号，却脱胎于“筸军”的窠臼，苗人依然不少。
我渐渐清楚了，为什么《边城》写的是花垣的故事。
沈从文生活在湘西的年代，那里已经平静，用他的话说：“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兵卒纯善如平民，与民无侮无扰。”《边城》里的军汉“顺顺”，应为那个时期“筸军”里的士卒，说不定就是沈先生的战友。那个颇具情义的苗人，就是“翠翠”的生父。
沈从文虽然出生于凤凰古城，然而祖籍却是贵州铜仁。湘西这一带，与其说属于湖南，倒不如说属于贵州，它们之间的关联似乎更为紧密一些。明清时期，“湘黔渝”这个三角区域就曾有过“苗疆”的概念。
我在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溜达，漫天的雨丝使眼前的景物有些模糊。然而，朦胧之中还是发现，这座小小的古城竟然坐落了三处提督府，实在令人惊讶。虽然高高的台阶之上大门紧闭，但门楣上方的黑色匾额，还是增加了庄严肃穆的气氛。它们分别是“田兴恕提督府”、“沈宏富提督府”、“张文德提督府”。
有意思的是，这三位在凤凰如雷贯耳的人物，都曾在贵州这同一个地方担任过提督。也许是清廷深谙“以夷制夷”之道，“苗疆”的事务，还是以熟悉风情的当地人来治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田兴恕咸丰十年（1860）受命；三年后，沈宏富于同治二年（1863）接任；十二年后，张文德于光绪元年（1875）也坐上了那把交椅。他们三人皆为“筸军”出身，都是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逐渐崭露头角，博得功名，最终当上了清军中陆路的最高将领。彼时，清廷在全国只设立了12名陆路提督，这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军职。
田兴恕在贵州总督任上诛杀了法国传教士和教民，先后卷入了“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在洋人的抗议下，去职流放。沈宏富长期担任他的副将，两人关系密切。田兴恕当贵州提督时，沈宏富为总兵。田兴恕撤职后，沈宏富虽然接替了他的职位，朝廷却并不放心。沈宏富恐有不测，激流勇退，以枪伤复发为由辞去了官职。
有清一代，当上提督的人并不算少。然而，在古城这块一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下子聚集了三位几乎同时代同一个地方的提督，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本为凤凰苗人的田兴恕，在古城有处宅子不足为奇。令人感叹的是，祖籍贵州铜仁的沈宏富，牵挂着落难的田兴恕，竟然离开老家，也跑到凤凰落了户。铜仁与凤凰虽然相距不远，翻过梵净山，跨过沅水河，也就到了。然而，舍此求彼，也非易事。
这位沈宏富，就是大名鼎鼎的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清楚，凤凰的确是个吸引人的好地方，青山绿水充满了灵秀之气，一砖一瓦布满了昔日的沧桑，苗人勤劳淳朴，厚道友善。这一切，终于交融在了沈从文的身上。也许，冥冥之中，上天注定要让这只祥鸟从凤凰飞上天空。
勇猛的武人固然令人敬重，潇洒的文人似乎更容易青史留名。早些年，《边城》之外，我还曾读过他的《湘行散记》，只是情景有些记不得了。出行之前，翻出了那本书页泛黄的小册子装进行囊，想要抽空补补课。只是行期匆匆，还未来得及展读。
晚上，在“乾元茶馆”温馨的民宿里，倚靠在床头翻阅之后，愈发觉得，这本薄薄的散文集，如同一壶浓酽的红茶，随着岁月的沉淀，越品越有滋味。
那是一个淫雨霏霏的季节，沈从文的心里也充满了阴郁和伤感，他沿着长江进入了洞庭湖，来到了湘北常德，这就抽拽出了其与丁玲的关系。
沈从文与丁玲是在北大旁听时相识的，早年相交甚笃。同乡同学，本来是可以有些故事的。然而沈从文生性腼腆羞涩，似乎没有苗家人的骨血；青春绽放的丁玲自然不喜欢这种慢节奏的濡润，很快就与胡也频擦出了火花。
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尽朋友之责，护送丁玲母子返回故乡，一路上不知有没有新的故事。离开常德后，沈从文沿着沅水流域，自北向南，溯流而上，终于重返了凤凰。从喧嚣的都市回到空寂的山野，仿佛瞬间就抹去了心灵的尘埃。很快，《湘行散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湘西的奇山异水、风土人情在他的笔端像沅水一样，娓娓流淌，亲切自然。
丁玲返回上海后很快嫁给了冯达，不久也被捕了，接着就传闻去世了。沈从文怀念故人，写下了《记丁玲》一书，这位鲜活的女性跃然纸上。
然而丁玲并没有死，虚惊一场后，沈从文为她庆幸，但他踮起脚尖也够不着这位昔日的朋友了。沈从文就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心无旁骛，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解放区，他都没能进入主流。文艺界那些呼风唤雨的人，就像当年鲁迅先生看待前清遗老一样，也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
全国解放前夕，沈从文被左翼文化界批得一塌糊涂；与之相反的是，丁玲却扶摇直上，不仅担任了全国文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后来还接替周扬出任了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一身光环。
躲在历史博物馆里的沈从文，天真地指望丁玲会施以援手。没想到的是，她反而再踏上了一只脚。丁玲抱怨，沈从文在书中对她进行了侮辱，这位曾与胡也频、冯雪峰两人在西湖边上共度时光的大胆女性，何以如此回避那段真实的岁月呢？无非就是书中的描述与她现在的身份不符。再往深究，则是她决心要与沈从文这个组织上嫌弃的人彻底切割罢了。
沈从文究竟说了些什么，不过就是“不虚美，不隐恶”罢了。问题是后来组织上与丁玲本人也切割后，她竟然还是把无端的怨气洒向了这位生性懦弱的书生。
多少年后，沈从文在给徐迟的信中凄楚地说：“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的。”
一夜无眠，重读了一遍《湘行散记》。
早晨起来，雨歇了，云开雾散，山头一抹淡淡的阳光令人感动。龙姑娘泡了一壶老树红茶，送来了一碗当地的名吃“鹅肉粉”，然后很神秘地告诉我，你不知道，大画家黄永玉也是凤凰人，他还是沈从文的表侄呢！
黄永玉是大自在之人，与他的表叔性格完全不同，该出手时就出手，把苗人的血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与学生范增的对骂，就很有意思。
范增此人比较会“秀”，出国回国，地震捐演，国学开讲，诺奖对谈，林林总总，眼花缭乱，该出场时定不缺席；黄永玉则完全不同，他有“竹林七贤”之风，盖园子，飙跑车，养名犬，穿名牌，设计名酒包装，上时尚期刊封面，潇洒自在。
有一段时间，范增似乎占了上风，画作行情逐日见长。不过，那种工厂式作画，似乎与艺术渐行渐远。画作孰高孰低，见仁见智，外行难以评述。不过，前些日子雅昌胡润艺术品拍卖纪录显示：在世画家排行洗牌，首位的范增跌出前十，黄永玉则跃居第二。此消彼长，也许就是世道人心。
1947年夏末，汪曾祺在浦江岸边法国梧桐的浓荫之下，见到了二十出头的黄永玉。他给自己西南联大时的老师沈从文写信说：“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真的有眼光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会蚀本。”
几十年过去了，足见汪曾祺的眼光不凡。
我的思绪还是随着《湘行散记》那只小船在漂移，“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浮现在眼前，令人忍俊不禁。
沈从文说：“我还不曾遇见过什么学者，比这个朋友更能明白中国格言谚语的用处。他说话全是活的，即便是浑话野话，也莫不各有出处，言之成章。而且妙趣百出，庄谐杂陈。他那言语比喻丰富处，真像是大河流水，永无穷尽。在那旅馆中住下，一面听他詈骂用人，一面使我想起在北京城圈里编国学大辞典的诸先生，为一句话、一个字的用处，把《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以及其他全部元明清杂剧小说翻来翻去，剪破了多少书籍！”
细思一下，这不正是沈先生的自我描述吗？儿时出没在古城的吊脚楼里，少年之后在沅水流域逡巡游荡，湘西的山水浸润了他的心田，风土人情了然于胸，语言功力自然娴熟，就像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一样。
沈从文是个懦弱的人，在大学里教书，他的学历被人瞧不起。昆明时期，刘文典得知沈从文提拔为教授的消息后，曾对着众人大喊大叫：“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大洋，我该拿40大洋，而沈从文只配拿4块大洋……”
沈从文知道后自然也不舒坦，但他从不与人争吵。刘文典也就是欺侮沈从文这样的书生罢了，若是遇到萧军那条东北大汉，不飞起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也会拿起那支著名的大烟斗敲破他的脑袋。
不过，沈从文也有自己的办法，上面那段话，不是也把象牙塔内的人挖苦得够呛？不知刘文典先生若是看到了这番说辞，会作何感想。不幸的是，沈先生后来也落入了象牙塔内，最后这世上多了一位古代纺织服饰研究领域的专家，却少了一位能够吸引无数读者的作家。悲乎哉？不悲矣！惜乎哉？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追根溯源，与沈从文同台执教的陈寅恪似乎也与凤凰有些关联，古城里就有他祖父陈宝箴昔日的府第。不过，那里如今成了凤凰古城博物馆。陈宝箴祖籍江西修水，湘军起家，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光绪元年（1875年）署理“辰永源靖”道台，衙门就在凤凰古城。
他在凤凰整整呆了六年，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一大片宅子。偌大的院落中，一棵硕大的榕树遮天蔽日，树荫之下，斑驳的阳光犹如一块块闪闪发亮的小镜子，折射出了昔日的光芒。
宅子两旁也悬着一幅对联，上联为：仲尼垂训曰忠曰恕；下联为：杰士为怀能屈能伸。对联容易读懂，横批“清河兴第”却难解其意。
看到我伫立凝视，一位须发皆白的耄耋老者笑着问我，是不是吃不透啊？我连忙请教，他告诉我，陈宝箴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亲率百姓开凿沱江的险峻之处，通畅舒缓了河道，便利了商贾贸易，苗家人感念他，请人为他的故居撰刻了此联，我豁然开朗。
陈宝箴是清代数得着的通达之人，辗转多地之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升任湖南巡抚，再次来到了三湘大地。上任伊始，就开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了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刊行《湘学报》、《湘报》， 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他是地方督抚中唯一支持变法的实权派人物。
戊戌之年，他先是奏请朝廷采取兴事、练兵、筹款等举措挽救危亡，接着又保荐杨锐、刘光第参与朝政，很快又上书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总理新政。变法失败后，这些都成了他的罪名，他的仕途也走到了尽头。
陈宝箴回到了故乡，隐居南昌西山。一年多后，他的长子陈三立称其父“忽以微疾卒”，时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春夏之间。很多年后，人们方才得知，他是被慈禧秘密赐死的。
陈宝箴自尽前，嘱葬凤凰故地，那里处地偏僻，易避灾祸。陈三立也在凤凰生活过，对那一带充满了感情，然而朝廷并不应允。
陈三立也是位名人，他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还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他的长子陈寅恪失明后还完成了八十万字的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傅斯年先生评价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弟弟陈衡恪也很了不起，是位有影响的画家，他的儿子陈封怀还有中国植物园之父的美称。陈宝箴四代家传出了五位杰出人物，后人称之为“陈氏五杰”。凤凰古城博物馆如数家珍，把陈氏一脉视为了湘西的骄傲。
民国十四年（1925）陈寅恪留学回国后，立刻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在北大旁听的沈从文曾去拜访过他。两人都属虎，相差一轮，“老虎”对“小虎”多有关照，沈从文后来进入北大任教，与陈寅恪向胡适推荐不无关系。
陈寅恪对沈从文说过，我也应该算半个凤凰人。沈从文每次回乡，都会到陈家的老宅转一转。这两个人，做学问，搞创作，惺惺相惜，名满天下。
凤凰初以武夫为荣耀，有人总觉得有点缺憾。自从熊希龄高中进士后，乡人们终于舒了一口气，熊希龄故居那条巷子，也顺理成章变成了“文星街”。
熊希龄祖上三代行伍，也是“筸军”。他的父亲熊兆祥投身军旅之时，正值曾国藩提倡“选士人，领山农”之际。熊兆祥自愧一介武夫，难预风流，于是着力培养熊希龄。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禀赋异人，被誉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
辛亥之后，熊希龄当上了堂堂的中华民国第四任内阁总理。晚清以降，湖南向开风气之先，谭延闿、赵恒惕等主张“湖南自治”，熊希龄是他们在朝中的内援，老袁、老段也有些头痛。后来虽然下野，凭着昔日的影响，还是经常领着京师的湘人为湖南摇唇鼓舌，在潇湘大地人脉很深，毛泽东就曾对这位前辈乡贤颇有好感。
凤凰城内，熊希龄更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沈从文初到北京时，熊希龄已经离开了官场，但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曾被誉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慈善第一人。沈从文随乡人在湖南会馆见过这位长辈，还应邀去过他的香山别墅。在那里，沈从文遇到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高青子。
初次相逢，两人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个月后再次相见时，沈从文发现，高青子的装束似乎也在模仿自己的小说《第四》里的女主人公。最终，高青子还是像流星一样在沈从文生命的天空划过去了……沈从文备受争议的《看虹录》，大概就与这段情愫有关。
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秋天，沈从文的《边城》问世。春节前夕，他从北平把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小书寄给了熊希龄。正月初五这天，熊希龄收到了这本书后，笑着对毛彦文说，这是我的小同乡送的结婚礼物。第二天，38岁的毛彦文和66岁的熊希龄就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毛彦文与熊希龄的内侄女朱曦为吴兴湖郡女校同学，巧合的是，她后来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转入南京金陵大学后，又与熊希龄的女儿熊芷成了同学，故而经常往来于熊府，与熊希龄很熟。
毛彦文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吴宓对她狂热追求。吴宓虽为著名学者，但非毛彦文心仪之人。为了散心，1931年暑假，她应熊芷之邀，去北平参观了其父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北京之行，毛彦文对熊希龄的善举有了很深的印象。这年年底，熊夫人朱其慧不幸去世。
三年很快过去了，内侄女朱曦看到姑父孤独的身影和毛彦文寂寞的脸庞，撺掇熊芷一起为他们牵线搭桥。熊希龄当然愿意，毛彦文也想有个避风的港湾，只是年龄的差异让双方都有顾虑。朱曦、熊芷巧舌如簧，终于玉成此事。婚前，熊希龄专门剃掉了蓄了二十多年的长须；婚后，毛彦文出任了北京香山慈幼院的院长。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底南京沦陷前，熊希龄带着毛彦文转道香港，准备回湖南老家继续慈幼事业，一路疲惫，中风不治，12月25日病逝于香港客寓，国民政府给予了这位民国元老以国葬的礼遇。
这是一个有些凄苦的爱情故事，沈从文晚年回湘西时，还曾提起过这件事，不胜唏嘘。然而，凤凰人心中并无悲情。他们津津乐道的是，老熊真的有本事，老牛吃嫩草，一大把年纪了，还能找这么个年轻漂亮、一肚子学问的妹子当老婆，忘记了毛彦文后来的孤独。
毕竟到了“小雪”时节，天空中又飘起了细细的雨丝，一片朦胧。“乾元茶馆”内，龙姑娘的夫君马先生舀了两大碗用野刺梨浸泡过的苗家苞谷酒，酒液橙黄，飘散着甘洌的清香；灶台上那只炖着的柴鸡味道诱人，“咕噜咕噜”升腾起的蒸汽，与朦胧的雨雾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了时空穿越，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旧时的湘西。我突然觉得，沈先生笔下的某个场景，在这个细雨濛濛的夜晚，渐渐地鲜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