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冀南地区一个山区农村里,经历了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生产队时期。以我的经历,说说那时生产队的真实情况。
我村那时有约200多户人家、1200多口人,分为12个生产小队,那个生产小队约20多户、百十口人,100多亩地。每个小队设正副小队长两名,会计一名,物资保管员一名。牲口饲养员两名。除了村口有十几亩良田以外,大部分是山坡梯田。生产队里有耕地用的犁、播种用的耧、平地用的耙等农具。种、收粮食主要靠人力和牲畜,最先进的设备算是驴拉排子车。
那时每天上工分三段,早晨不吃早饭到地里干一到两个小时的活,吃完早饭后再到地里干活。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到地里干活,每人干什么活,需要小队长排工。队里有个铁钟,听敲钟后,各个社员来到钟下等队长安排农活。上午和下午到地里干活时先休息二十来分钟,中间再休息二十来分钟。俗称“先抽袋烟再干”“干累了再抽袋烟”。这样,半天实际干活时间也就是3个多小时。由于人多,干活时说说笑笑,气氛很活跃。但是,真正出大力的并不多。要说出大力的还真有,就是那几个青年壮劳力。一个小队100多亩地,犁地、播种、挑担等重活,全靠那几个壮劳力。大部分劳动力不大出力,混工分的多。
生产队实行工分制,青壮劳力每天10分(早晨出勤2分,上午和下午各4分);半壮劳力8分;少壮劳力6分。一年下来,一个10分工大约两三角钱,五角钱的算好的。没有包工活,只有按时记工,处于“大锅饭”状况。因此,很多人是靠熬时间混工分的。由于这种形式的弊病,土地得不到精耕细作,粮食产量自然上不去。村前的良田每亩地产量最高四五百斤,山坡上的梯田产量达百十斤的、几十斤的也有。收获以后,各家的口粮不同,壮劳力没人每天能达到1斤。多子女的家庭每人每天0.6斤。主食是小米粥和红薯,红薯是干粮,蔬菜也不多。每家每年能分到两三斤菜籽油,肉类更少。我记得,大约一年能吃两三顿肉,春节必须吃肉。因此,小时候天天盼望着过春节。
文化革命以前,每家还有几分自留地。由于各家对自留地耕作的比较好,所以能填补一些粮食,每家的生活还不至于那么困难。文革时,把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人们的生活更困难了,吃不饱饭是经常的。我到十来里路外的中学上学,需要自己拿粮食吃大食堂,天天吃不饱。星期天回来之后,饱吃一顿红薯,算是解馋。我娘看我从外地回来狼吞虎咽红薯的样子,很是心疼,但也没有办法。
文革时期,极左路线也影响到了农村。上面说,种粮食是社会主义,种菜类是资本主义。因此,原来地堰边种豆角都不让种了,说是不合乎路线。对此,农民颇多微词,但也搞不清楚什么路线不路线的。出工之前站在镜框画像前,敬祝万寿无疆和身体永远健康,然后再下地干活。每周的三六九晚上集中学习报纸和毛主席语录,有时还唱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曲。总之,一天到晚总是紧绷绷的。
夏收收麦子,时间较短,不过七八天就能收完。秋收收谷子和玉米,时间较长,需要一个多月。夏收和秋收都在一个一亩多地的打麦场上。收割完以后,到场上脱粒成籽,首先把最好的粮食交公粮,然后按人口分给各家各户。夏收期间,能吃几顿新鲜麦子面做成的面条、饼和馒头。秋收时节,能吃几顿小米干饭,新鲜蔬菜,但油水很少。
按农时,春播、夏收、秋收都比较忙。冬天应该是最闲的时间。上面号召要把冬闲变冬忙。没有农活就垫土地、搂树叶积肥,常常天刚亮就起床,天黑了才收工,真是披星戴月,一年四季没有闲的时候,没有自由的时间。时间虽长,但效率极低,农民们疲于奔命,怨声连天。那时候,觉得冬天特别冷。现在看来,一是衣服差不能保暖,二是吃不饱饭,肚里没食造成的。
对于生产队这种束缚生产力的耕种形式,不是没有人看不出来弊病。当时,就有很多人叹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瞎胡闹”“分开地自己种试试”。但都是牢骚话,没有人正面提出来,否则会给你扣上“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帽子批判。
文革后期,粮食产量达到最低潮,吃不饱饭成为严重问题,遇到自然灾害,还要吃国家“返销粮”。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农民们明知分田到户可以解决问题,但谁也不敢提出来,因为当时把分田到户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政治问题。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提出“抓纲治国”,但依然维持生产队的耕种形式,农民的吃饭问题并没有解决。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概是1981年),上面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放给家庭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第二年,粮食产量增加一倍以上。有一家光谷子就收了两千多斤(生产队时不过三四百斤)。这家说,今年就是天天吃小米干饭也吃不完了。后来几年,麦子、谷子、瓜果蔬菜都自由种植,精心经营,家家天天能吃上白面,人们的生活逐年提高,温饱问题彻底解决。现在回老家问一下从那时候过来的农民是否还愿意回到那个年代,没有一个人愿意的。
总的来看,历时二十年多年的生产队形式,并不符合实际国情,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才导致了吃不饱饭的问题。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仅仅一年就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个中原因,还是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对土地进行了精耕细作,粮食产量才迅速提高。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化肥、农药、种籽的作用。试问,一年就有了这样大的变化?一年前为什么就没有这些变化?说到底还是人的积极性问题。至于后来的几十年,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是另一回事。
还有人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是为了解放农民去发展城市的工业。这实在是一种错觉。尽管后来的事实是这样的,但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目的决不是这样。当时的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根本就没想到支持工业。邓小平的三步走的第一步是:奋斗十年解决温饱问题。那时连饭都吃不饱,那里还想得到工业?就连后来的乡镇企业发展,邓小平都说是“意外收获”。要知道,悠悠万事,吃饭最大。吃饭是最大的政治。包产到户解放了农民,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当农民工,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是改革开放的自然结果,并不是开始设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