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炉的恩缘 
因为工伤事故我在阎王殿转悠了一圈，生命中便多了好些“贵人”。于大夫是其中之一。
于大夫叫于志静，是当年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党委孙书记的夫人。认识她是在我出事的前几年。
一九七二年春，我在峨眉电信局当报务员。 一天，我们局的党委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听说你有个煤油炉子？”他问、
“是的，我叔叔刚寄来的。”心想：谁舌头这么长啊！我住的宿舍楼纯木结构，柱樑椽檩、楼板墙壁全是木质的，一走道全楼都知晓的那种老房子。
“可能有消防隐患。”我猜想。
我的还没启用的炉子不保了！可惜了那桶昨天刚费劲巴拉找人开后门搞来的煤油，可惜了问遍全局同事才找来做油芯的一把棉绳。
“能不能借出来用用？”书记说。看我一脸茫然，他接着说“省局孙书记在四〇医院住院，需要个煤油炉子用用……”
保卫干事用自行车带着我，我拎着装好油芯的炉子和那桶煤油骑行了多半个小时到医院，礼节性地放下东西就告辞了。
没过多久，他们回成都了。炉子还回来的时候，我的领导说省局那帮闹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人消停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末，一场事故将我大面积烧伤，我住进了当年孙书记住过的那家野战医院。医生说烧烫伤是所有外伤中最疼痛的，而我觉得最痛的是心。从昏迷中醒过来后我一直要求陪护的同事给我镜子。明明听见她们梳头，梳子掉地的声音，可她们天天都说：忘记带镜子了。当我从床头柜上摸到的一个不锈钢杯盖上看到我被毁得惨不忍睹的面目后，三天没说过一句话。主治大夫用长钉子把病房的几扇窗户都钉死了——大概是怕我跳楼吧。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全身都是伤，连翻身都得两个陪护帮忙，哪里去得了窗前。再说两陪护都是同事，寸步不离的守在病床跟前，我想头朝下的跌下床的可能都没有。稍微有点动弹，她们就会马上问：有什么事吗？晚上轮番守在床边，实在困得不行趴一会儿都拉住我的衣袖。
转机出在三天后，一位姓袁的女军医到我病床前对我说“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有整形外科，可以修复脸上的伤痕。”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是我通过信访联系的。一九七八年冬，我拿着单位开的介绍信满怀希望的到省革委会办去上海的手续，凭出省介绍信买火车票，登记住宿，上医院看病。没想到办事员不予办理，说省里的医院可以治疗。
“我已经去省医院找专家看过了，告诉我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功能改善、疤痕大小、皮肤变黑的程度都不好说。多一次手术多一次痛苦的煎熬，希望能到上海去治疗，毕竟是目前最权威的医院。”我摘下了捂在脸上的大口罩，露着牙根下翻的下嘴唇说话漏风、喝汤滴水，连苹果都啃不了；我脱下鞋袜，撩起裤腿，畸形的脚踝、膝关节影响了我行走的功能。办事员的态度非常冷漠，几乎无动于衷。请她验伤原本是想打动她的恻隐之心，可能是平时见得太多了，坚持不放行。
晚上，躺在省邮电招待所客房床上的我伤心地痛哭不已，以致后来口吐白沫、手脚冰凉。陪我此行的是待我如娘亲的师傅，她吓坏了，赶紧在所里找人找车把我送到离得不太远的省邮电医院。
值班医生正好是于大夫。当她确定当年送煤油炉的那个晃悠着一对过腰长辫的清秀姑娘与眼前这个面目全非的患者真是同一个人的时候，搂着我泣不成声。
从这一刻起，几年前不经意间认识的她走进了我的整形治疗，走进了我生命的历程，她是我人生的贵人！
其时的我身体并无大碍，只是伤心过度而已。她让我一百个放心，一切都由她来安排。
第二天，她陪着我再到省革委。办事员还是那人，看我又来了，满脸的不耐烦。当看完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同意我去治疗的回复函后，说：“你昨天怎么不拿出来呢？”昨天不是没遇见于大夫吗？这份回复函在我书包里背着来来回回好多天，要不是于大夫提示，我哪能想到它会是尚方宝剑呢？
（编者注：右图这个眉清目秀的姑娘，就是那场工伤事故前的作者）
“我把小陈接到我家去，接下来的事情我帮她办，你先回单位去吧！告诉你们书记，请他放心，我也有女儿！”于大夫对我师傅说。
晚上，她拎着一个大包，带着我和她女儿去了华西医科大学，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她管一位老者叫“孙主任”，跟我介绍说“这是你孙伯伯的战友。” 在她眼里，我不是孙书记治下的邮电工人，而是他丈夫的什么亲戚。她把拎的那个包往茶几上一放，从里面往外掏东西：香烟、茶叶、白糖、肥皂、牙膏、香皂、水果……
“小陈带来的。” 她一脸真诚地对她丈夫的老战友说。
我惊呆了！这些需要票券……不，有旳是票券也解决不了的，我哪有那本事啊！
她开始说来意，请他帮忙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找专家帮我做整形治疗。
“您不知道她出事前有多美……”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看她的眼睛多好看啊，能够想象得出来。” 他附和。
“您说这孩子才二十多岁，一出事男朋友就吹了。她今后还要成家呢……”她不停地叹气。
“您帮帮她吧， 要不然她这辈子怎么办哪……”
“我有个学生在九院颌面外科当主任，我给他写封信，你去找他吧！”他当即就到书房去了。
几天后，我在她家整理行装准备奔赴上海，她拿给我一双黄色的手套和一个通信地址，说：“这是我上海表姐家，表姐夫是上海铁路医院院长。你就住她家吧，她女儿会到火车站去接你，接头的标识就是你戴一付黄色手套、捂着大口罩。”
我去上海了，不仅带着孙主任写给他学生的信，还带着于大夫写给她的老朋友-----上海邮电管理局局长的信，请他在需要的时候帮助我。
在上海的整形治疗历时三个多月，一切都在她的精心安排之中。通过治疗，我摘下了大口罩，恢复了手和腿脚的功能。
她帮我重新回到了常人的生活中，我此后的人生也因她的帮助而丰富多彩。
因煤油炉子结缘的于大夫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恩人！
此后没多久，她全家随着孙书记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1986年，我到北京西山八大处整形医院再次做整形修复手术还到她就职的邮电部保健室见过她。待我1991年调北京工作后再到邮电部找她时，她已经调走了。再找，说是退休了……
调北京时托运的行李木箱摔破了，记有她在京家庭住址的那本通信录找不着了。
于大夫，我还能找到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