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25，文工团随部队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跨上了出国作战的征途，当年的朝鲜到处是战争的创伤，城市变废墟，农村变焦土，朝鲜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情景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美帝的仇恨，对朝鲜人民的同情。

  进入朝鲜的当晚就开始连续十八天的艰苦夜行军，我们爬高山越峻岭，淌过大江大河，遭受过敌机袭击，通过燃烧着的公路，走过弹坑片地的原野，钻山沟，宿树林，喝冷水，吃炒面，十八天后到达了集结地---谷山。

  在谷山，经过短期休整，我们文工队随师指挥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时间是四月下旬。四天的急行军前进到“三八线”附近的汉滩江，我的脚背肿得像馒头一样，走路疼痛难挡，一腐一拐，过汉滩江时，江水齐腰深，行至江中，敌人投了一串照明弹，照得满江通明。江中挤满了部队，大家都抢着过江，走在我身边的副指导员王平同志叉着我的胳膊帮助我过了江。过江后，大家都在沙滩上休息，我因脚疼倒在背包上睡觉，一听到出发的命令，我爬起来正准备赶路，不知是谁踩响了敌人埋在沙滩上的地雷，“轰”地一响，我只觉得腮部一麻，用手一捂，鲜血直流，我负伤了！同志们抢着给我包扎了伤口，把我放在担架上，这颗地雷炸伤了好几个同志，文工队的汪德，刘立德也负伤了。我受伤的部位因毛细血管多，血流不止，舌头被震僵江了，说不出话来，气管被压迫的喘不过气，躺在担架上好像要被憋死一样，看到我难受的样子，担架也不得不停下来，我在担架上辗转挣扎，好容易才透过气来，不敢再躺下，无奈只有坐在担架上，只听旁边有人说这位女同志神经被打坏了，其实我心中还是明白的。还看见路旁横躺着敌人的尸体，担架由周易、胡荣经护送，半路上，指导员李永勤追上来给了我两张朝鲜币，嘱咐我好好养伤。天明时担架和伤员隐蔽在树林里，由于过江时衣裤都打湿了，又因流血过多，身体虚弱，是周易、胡荣经像兄弟一样替我换下潮湿的衣服，把我们转到野战医院后，周周易、胡荣经等追赶部队去了。

我们留在了野战医院，说是医院，其实就是在瓦砾堆中搭起来的简易防空洞。伤员多，护理人员少，很少有人过问我们，是刘立德在防空洞外面捡空罐头盒，给我方便。在转院回国途中，还有不少好同志，如三十四师有位伤员叫燕国安，是个模范党员，他像老大哥一样事事处处关怀呵护着我，当我想念战友亲人而忧愁时。他就劝我写日记，在火车上为了不让我被人踩着，总是说这里有个重伤员，这些战友的深情厚谊永远铭刻在我心里，使我终身难忘。

  转运伤员的列车都是在夜间行驶，为的是防空。白天列车隐蔽在山洞里，有时伤员分散到朝鲜老乡的茅草房里休息，由于流汗流血，头上身上脏的生了虱子，（我们都戏称它为“革命虫”）。朝鲜的“阿妈妮”看见非常心疼。用灭虱子粉替我除虱。出太阳时，在阳光下朝鲜小女孩还替我捉虱子。这些往事都历历在目，常使我忆起战争年代，从小事上也反映出中朝人民的情谊。

  记得有一白天，火车藏进山洞里，我们也在山洞里休息，有一位列车员对我说，在重伤员车上还有一个女同志，姓黄。我想是不是和我同时负伤的黄启莹？于是我和他一起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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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伤员车上。车皮里躺着的全是重伤员，有的是被敌人汽油弹烧伤的，有的是断腿有的是断胳膊，还听到个别同志大声喊着，“疼死我了！”，靠门边躺着个女同志，仔细一看，果真是卫生营的黄启莹，只见她大腿以下缠着绷带，见到我时眼泪汪汪的说：“我的伤口已化脓了，里面生蛆了，真疼啊！”

第二天晚上，火车仍在轰隆隆的开，我正熟睡着，朦胧中突然有人喊，“新义州到了，新义州到了！”我迷迷糊糊的随同志们下了车，突然眼前一亮，惊得我叫了起来，“怎么这么亮？不防空呀？”同志们笑着说，“这江边就是我们的祖国呀，”当时我激动的热泪盈眶，用颤抖的声音轻轻的喊着，祖国，祖国，我的祖国，这就是我们日日夜夜保卫的祖国！”与朝鲜对比，江那边是黑夜沉沉，见不着灯火，江这边是灯火通明，耀眼辉煌。陡然，我明白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深刻含义和深远意义，为了祖国再苦再累，流血牺牲，也心甘情愿，万死不辞。

在安东（现在的丹东）住了几天，血衣换成了新军装，转院时因为女伤员少，我受到了特殊的关照，坐的是头等军人软席车厢，幸福地享受着祖国的自由和安宁。在辽西开原战地医院养伤时，得了一场伤寒病，病愈后，医院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留在国内医院工作，而我想念自己的部队，想念战友，想到战争尚未结束，不愿留下。于是与长甸河口师的留守处联系，要求归队。留守处同意回队与又与前方联系，后来副队长洪雷回国时带我重返朝鲜，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 作者  黄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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