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我出生在四川射洪县，1950年考入第二野战军军政大，1951年3月我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31师入朝，担任电台报话员。 

  1952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团完成了金城防御作战后，正后撤到谷山郡修整，在行军的途中，突然传来首长的命令:原地休息待命。不多时间，又命令我们撤出电台，而后跟随部队，快速向上甘岭方向挺近。 在距离前沿十多里的地方，有一条通往上甘岭的必经之路，此地地型较为平坦开阔，敌人不定时向这里发射排炮，有时集中多门大炮，连续急促发射，把这条道路封锁得很紧。我们临进这条道路时，传来首长命令：跑步通过封锁綫，不准掉队。我们趁排炮的间隙，迅猛向前跑。此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哪里还看得清道路呢。不慎，我的右脚绊到一块大石头，“扑通”一身，我重重地摔倒在地。“呜---咣、咣、咣”，炮弹在我身边爆炸，我猛一翻身，滚入一个土坑内，全身蜷曲其中，炮弹碎片、泥沙、石块像冰雹似的重重砸在我身上，我一伸腿，很灵活，一睁眼，还能看见爆炸火光，使劲全力气，拼命爬出泥石堆，估摸着方向朝前跑。跑到安全地带，我才发现右手挂了彩，经简单包扎后我随部队继续前进。 事后，军务股的一位参谋告诉我，通过这道封锁线，有许多同志在这里牺牲了 。 1595304059215890.jpg

 

 到达上甘岭阵地，借着曳光弹瞬间亮光，只见山头光秃秃的，见不到绿草地，看不到树木，一片荒凉。地面好像是被翻耕过一样，泥土被炮弹炸得十分疏松。经过深一脚、浅一脚的艰苦行军，来到了上甘岭北侧无名高地的半山腰，通讯参谋把我们带进了一条长约二三十米的坑道。这坑道宽不过2米 ，高不过2.5米 ，里面十分狭窄，堆放了 枪支、弹药、战利品，还有伤员及牺牲的战友遗体，坑道内空气混浊，汗臭味、大小便、血腥味集于一体。因为人多空间小，缺少氧气，火柴划不着，蜡烛点不燃。坑道外寒风凛凛，坑道内好似酷夏，人人大汗淋漓。坑道口像个大烟囱，向外冒白烟。

 我们找来弹药箱当工作台，把电台架在坑道口靠石壁一侧，因为电台在团司令部仅配属了一部，报务人员共有4人，两人配属营指挥所工作，两人留在团司令部。上机工作时就戴上耳机，思想必须高度集中。各种干扰声特别多，有敌机低空飞行的轰鸣声，有隆隆炮声，有重伤员的呻吟声，战友们进出坑道的脚步声，还有友军电台的呼叫声，敌我双方广播电台音乐声。我们报务人员必须寻找头发丝那么一点点空隙频道的讯号，准确无误地和我部上下级指挥所的电台联络。我抄收一份电报，总要请对方台重复一二次，准确无误才给对方收据讯号，生怕错一个数码，都会贻误战机。用话发报时，除了口念：幺洞洞拐，接着还要用口复一遍：的嗒、嗒、嗒、嗒的的的，收发电报的 工作效率很低，拖的时间很长，但电文准确度极高。 在上甘岭战役中，师、团之间联络是以电话为主，我们日夜不停地呼叫：“长江、长江 、长江，我是黄河，听到请回答”，或者是 “这里有报，请抄收，两洞洞拐，幺洞.....” 喊叫的口干舌燥，嗓子都好像要冒火了，此时，最需要的是水，在上甘岭阵地上要想喝点水，真是一大困难。运输队的担架员冒着生命危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用水壶从后方送来水。首先要送一壶给我们报务人员，我们深知这水来之不易，哪里舍得喝呢？又转送给伤员，伤员说，你们嗓子都喊叫哑了，电报发不出去，怎能打胜仗？又把水退了回来 ，一壶水总是这样推来推去。运输队有时也从后方送点萝卜来，我们把它保存在空弹药箱里当命根子，等待长呼叫，实在忍耐不住时，再拿出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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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战斗最激烈时，运输綫封锁更紧，人员伤亡更大，水和萝卜都送不上来了，我们就用瓷碗接坑道内石缝滴落下来的 水，二三秒 一点，半个多小时能接半碗水。此时此刻才知道水是何等的珍贵啊 ！有的坑道滴水不漏，战友们只能用尿解渴、维持生命了 。

  在上甘岭坚守了 21天，我没有按时吃过一餐像样的饭菜。压缩饼干是携带方便，易于保管的最佳食品，就是硬梆梆的 ，干的难以下咽，吃后大便不畅。21天也没有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疲劳时，坐在 弹药空箱上，和战友背靠背打个盹就行了 。这一仗下来，大家眼睛深凹下去了，但精神状况挺好的，因为心里 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 作者  赖裕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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