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剩人”萧远淑的传奇人生 
喜闻萧远淑老师荣膺抗战胜利70周年老战士纪念勋章
洛钊
毕生执教苦乐尝
桃李天下满庭芳
学子知恩报泉涌
嘉木参天成栋梁
曾于烽火出蜀地
施爱不辞燕赵乡
九十功名垂伟业
身佩勋章喜若狂
我的老师萧远淑，四川人，中共党员，毕生从事党的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抗战时期1944年随丈夫杨一帆（中共地下党员，曾任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出川投身革命，先后任张自忠中学，南宫中学教员，解放后任石家庄女中、一中、三中、师大附中、师范学校教员、副校长、校长，市政协委员，是石家庄德高望重硕果仅存的老教育工作者，笔者高中时的班主任和代数老师。
“剩人”萧远淑
萧远淑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老师。老师虽年事已高，却矍铄如旧，谈笑间风采一如当年。
老师自称是“剩人”而非“圣人”。那是说自己“是一个受封建专制迫害剩下的人，一个经历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统治剩下的人，一个遭际文革十年浩劫，受侮挨打被批斗和家破人亡各种磨难剩下来的人。”
第一次出走：挣脱封建礼教桎梏
萧老师是四川省南充地区岳池县人，东距伟人邓小平老家广安县30公里，东南在望的便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名的华蓥山。萧远淑1927年出生于岳池县城里的萧家。萧氏在城里也算个大家族。
萧家封建传统礼教中对女孩子歧视的固有理念，无形中对萧远淑叛逆性格的形成，以至于离家出走投身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2年萧远淑初中毕业，考上了重庆师范和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1943年萧远淑转学到岳池县的“新三中学”。“新三中学”的“新三”并非学校排列序号，而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父亲于新三的名讳。于新三曾把儿子于右任的文章请当地一何姓进士予以指教修改。后来于右任回原籍陕西三原应试中得秀才。因此，于新三十分感谢岳池的旧交故友，称岳池为其第二故乡。“新三中学”以于右任父亲之名命名，寓意明确，即借于氏名望以能得到国民党上层的支持和庇护。（作者右，与老师萧远淑）
学校的董事长柏被农是一位开明人士，解放后曾任岳池县副县长。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教员也大都是进步人士，其中不少共产党员。
萧远淑在转到新三中学上高二时，认识了教高一国文的杨一凡老师（当时名字杨子范）。杨一凡身为中共党员，为了扩大革命思想影响，时时处处关注学生的思想倾向。他除了课余时间广泛接近学生、和学生谈心交友之外，还在教研室留心审阅学生作文。他注意萧远淑就是从看了她的作文之后开始的。
那时，面对全国抗战的形势，萧远淑在作文中经常揭露和鞭挞国民党的一些腐败丑恶现象。
杨一凡看了她的作文后，便主动与萧远淑接近，并介绍一些苏联小说给她看，如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以及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等，此外还给她介绍国内反封建争民主自由的小说，如巴金的《家》、《春》、《秋》等。这些进步书籍为她认识外面精彩的世界打开了窗口，开始向往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平等的社会。杨一凡告诉她，这样的社会中国就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杨一凡见萧远淑思想进步很快，个人之间也产生了感情。杨一凡是山东省夏津县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不甘做亡国奴，便与同学结伴，步行流亡到四川，考入设在梓潼县专为山东流亡学生开办的国立六中师范部。1940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毕业后，以在重庆读书出版社当店员和在几所中学任教员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长期奔波，居无定所，一直未婚。
萧远淑接到杨一凡的求爱信，很感意外，一时无法接受：因为对方是老师、年龄偏大，又是外省人，而且家里贫穷。自己父母决不可能接纳这样一门女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考量，最终她决定要走自己的路，接受了杨一凡的爱，准备去追求那个理想的社会。
此时已是1944年暑期过后。再有几个月萧远淑就高三毕业了。岂料，她与老师谈恋爱的风言风语逐渐传开，以致被父母知晓最终掀起轩然大波，一下子把她推到风口浪尖上。
一天下午,萧远淑被人从学校叫回家,但见父亲面带愠色,愤然端坐;母亲则怒气冲天,大声喝斥,令其跪下,并厉声吼道:“你丢尽了萧家的人,全家人跟你脸上无光!你下面几个妹妹怎么找婆家?”萧远淑申辩说:“我根本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呀!”谁知母亲雷霆大发,“你还嘴硬?全城都传遍了,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你说怎么办吧?”说着,手向桌子上一拍,“看,这是给你准备的老鼠药,你吃药死了算了!你是自己吃,还是让人给你灌!”原来父母竟要自己亲生女儿服毒自杀,萧远淑感到委屈,自己才十七岁,也没做什么越轨之事,竟要在封建道德舆论压力下走绝路,于是悲伤地大哭起来。
父亲估计女儿真要服毒自尽,便痛苦地失声而泣,母亲也一边骂一边哭。父母之哭是不忍心,女儿之哭是不甘心,全家上下一片伤心悲泣。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同住祠堂大院的大嫂大姐赶过来连拉带劝,才算把萧远淑拉到同院的芬姐姐房里。当晚,她没吃没喝就和芬姐姐同宿一床,她辗转反侧整宿未眠,好容易熬到天亮,希图继续上学。岂知起床穿衣时发现,自己的衣服鞋袜都不见了。一问才知道是母亲让人将其衣服收起,把她软禁起来了。
后来,那位芬姐姐传达了她母亲的意见,要她写一封与杨一凡断交信,由母亲寄出,方可放她出门。萧远淑拒绝了,于是双方僵持起来,她只得一天天躺在床上。第三天下午,学校老师派几位女同学前来看望,并做其母亲工作,而遭拒绝。后来,学校中共地下党老师出面,请萧远淑的一个亲戚——邓惠中表嫂来家做母亲的工作,她苦口婆心、晓以大义,母亲终于同意放萧远淑出门继续上学。
萧远淑的这位表嫂,是她们萧家姑姑的儿媳妇,表哥邓福谦是地下党员,当时已去了延安。表嫂邓惠中是1939年入党的地下党员,社会职业是小学校长,年龄和萧远淑母亲差不多。是后来在1948年华蓥山周围几个县联合武装起义的负责人之一,不幸于重庆解放前夕和二儿子邓诚一起牺牲在重庆渣滓洞。传说为小说《红岩》里“双枪老太婆”的生活原型之一。
萧远淑又到学校读书了,但学习和生活环境全变了,昔日高才材生的风光,全被这场风波荡尽。在家中,她是“罪人”,无人理睬;在学校,她是“坏东西”,遍遭白眼和讥讽辱骂。这种屈辱的生活,使她无法长期忍受。她将情况通知杨一凡之后,杨向组织作了汇报,征得了组织的同情和支持,决定接她走出困境。
一个寒冬的下午,萧远淑收到接她的消息后,便向学校请假,回家收拾行装。母亲在家避而不理,反倒给她出走以方便。
在蜿蜒山路上日行近百里,当晚赶到一位同学家住宿。第二天与护送同学分手,赶到合川,第三天便沿嘉陵江乘船东下,到达了重庆。
这是萧远淑的第一次出走,是为追求革命理想和婚姻自由迈出的一步。
第二次出走，千里奔赴解放区
萧远淑在重庆,为躲避家庭寻找和国民党查户口的麻烦,换住了几个地方,地下党把她介绍到南坪中心小学去教书。这是1945年1月,是她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此时的杨一凡在距重庆60里路的巴县中学教书,为了生活方便,组织上同意他们结了婚。
在他二人一次去《新华日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时,当时办事处南方局负责人刘光(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和助手张佛祥(又名张黎群),问起萧远淑离家出走的情况,当听到她流露出对母亲的不满情绪时,张佛祥说:“不能单纯怨母亲,那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是这个社会造成的!”这使萧远淑开始理解了母亲——是啊,如果不是封建宗族势力和社会传统舆论的压力,哪个母亲愿意把自己亲生女儿逼上绝路啊!由此便渐渐把对母亲的怨恨转化为对陈腐而顽固的社会制度的愤恨。
后来,在重庆南坪场小学工作了一个学期,这时她已身怀有孕,不能再考大学了。其时,全国抗战胜利形势日渐明朗,党组织指示“准备出川”。于是暑假里萧远淑便由组织安排住进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此间，她还由陶行知介绍,做了一段家庭教师。1945年8月底,党组织又假陶行知先生之口推荐他们夫妇和刘美云等3人去河南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附设的子弟学校——自忠中学去工作。
“自忠中学”是曾任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建国后曾任国家林业部副部长的张克侠创办的进步学校，以纪念殉国的张自忠将军。
萧远淑夫妇等3人是随着自忠中学来渝聘请教员的教务主任苏濯溪和英语教员张景明离开重庆的。萧远淑当时是孕妇，杨一凡将党的文件藏在她身上，以避路上敌特搜查。他们乘船沿长江东下出四川。在湖北兴山下船后便步行翻越神农架、武当山经老河口，最后到达河南邓县张坡的自忠中学。
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自忠中学随部队的转移，由邓县迁往临颍,又迁往商丘。在从邓县迁出时，因萧远淑怀孕在身,被安排和张克侠一家同乘一辆车上路。中途在信阳的一段时日里,还同住一院。因之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建立了友情(几十年后的1971年杨一凡因病在北京住院，70多岁的张克侠闻讯还到医院看望)。杨一凡在该校任国文教员,萧远淑在该校代课,教了几个月的英语,还先后被地下党介绍到临颍师范和商丘师范教书。
杨一凡离开重庆时,党组织曾交代:此一去要独立工作,以后会有一个叫“仁宇”的人去找你,便是组织派去和你联系了。但3年来,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开始,党组织一直没派人来联系。到1948年春国共两党武装力量已经进入战略决战时刻,国统区青年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自由的斗争也很激烈,自忠中学的革命教育活动和青年学生的表现也已引起了当地驻军的注意。
一天有一个学生悄悄地告诉他:国民党要逮捕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这个学生的父亲是商丘驻军的一名军官。这是他回家时偶然从他父亲的书桌上看到的。听到这一消息。坚定了杨一凡摆脱险境奔赴解放区的决心。
1929年入党的中共特别党员张克侠,注重对自忠中学学生的形势教育和国家前途教育,使学生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的反动本质。几年间的教育很有成果。学校迁到商丘以后,就前后有不少学生三三两两地冒着生命危险投奔解放区。这次学生们听说杨老师要走的消息,竟有60多人报名要跟着走。考虑到人多目标大,路上易出问题,而且也会给学校带来麻烦,就只决定带8个学生一起走。
1948年6月24日,学校放暑假的第一天,凌晨4点他们出发了。预先雇好的一辆小拉车,拉着萧远淑和她的两个小孩及行李,其余人步行,向南跋涉一天,当晚宿于柘城。第二天继续南行。一路上,杨一凡与8名学生身着国民党军服,成一路纵队行进,俨然国民党军队。直到当日下午3点多,他们被解放军部队拦住,才知道回到了“家”。
当时,他们一行遇到的是参加豫东战役的部队,8名学生中7个年龄稍大的参了军,安排萧远淑夫妇和另一年龄较小的学生去安徽界首,进豫皖苏边区建国学院,杨一凡教书,萧远淑做女生管理。但当时界首仍处于战争前沿,生活不稳定,萧远淑带着孩子在炮火连天中奔波非常不便。因此一个多月以后,组织上就批准他们北上,到华北老解放区去。
1948年8月,萧远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和一个学生从安徽界首出发了。当时铁路交通中断,他们乘坐拖拉机通过黄泛区赶奔洛阳。那时,黄泛区一片荒漠,渺无人迹,她们食宿在拖拉机上,经过3天的颠簸跋涉,才走完黄泛区抵达洛阳。又过黄河进入太行山。
经边区政府开具介绍信,一站站换路条接送,出太行经涉县到邯郸,在冀南行署把她们夫妇安排在滏阳中学(今南宫中学)教书。她们服从了组织决定。这所学校在当时实质上是培养我党干部和教师的学校,全校上下关系融洽,虽然生活清苦,但大家精神愉快,使得萧远淑真的体会到“回家”的感觉,找到了第二次出走后理想的“归宿”。
第三次出走，躲过十年浩劫，步入人生第二春
1949年10月,萧远淑一家调到了石家庄。她被安排在石家庄师范任数学教员,丈夫杨一凡到市第二中学任语文教员、教导主任。1955年调入石家庄市委宣传部，1963年任宣传部副部长。萧远淑1952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调入市女子中学，1956年秋任女中副校长。
1957年春,在市委组织的教育系统大鸣大放会议上,她怀着对党一片纯真的赤诚,对当时个别党员的不良作风不指名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却意外地蒙受了“反党”罪名,受到党内留察二年,行政上撤职、降级、降薪处分。
1959年初调到市第三中学教高中数学。在三中工作4年中,因教学成绩突出,恢复了党内正式生活,并于1963年暑期调到师大附中被提升为师大附中副校长,但几个月之后的“四清”运动,又给她政治上巨大冲击。1965年8月她调任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后,一场更大的文革劫难正在等待着她。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运动兴起。8月底的一天早晨,她进校门不久,便被几名学生反拧胳膊,摁住脑袋,押到操场的主席台上,批斗会开始后,即被摁头、压腰,拳打脚踢,推推搡搡,后来又“醍醐灌顶”——红蓝墨水和着糨糊搅在一起,把她从头到脚浇淋一身。
那些红卫兵小将还嫌其不够丑陋,又持剪刀将头发乱剪一气,剪成“阴阳头”,并押着她们这些“走资派”游街示众,就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头戴高帽子,身挂白招子,上书“漏网右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游街返校后便被送进“黑帮室”不准回家了。
“黑帮室”是挨着厕所的一个狭小库房,搭了个通铺,关进4个人。从此,她们便被取消了名字,只按原职务顺序排号呼叫,称校长袁毓英(丈夫苏应明时为石家庄地委副书记)为“大混蛋”,副校长萧远淑为“二混蛋”,余者依次类推。此外,还规定“黑帮”之间不许说话,不许看书,一律学唱“混蛋歌”:“我是一个大混蛋……”第一次让萧远淑学唱时,她以有辱共产党员光荣称号而拒绝,却招致了一夜的惩罚、打骂,甚而压杠子折磨。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们成了“失去自由的‘黑帮’,没有名字的‘混蛋’,不会说话的‘哑叭’,供人参观的‘动物’,只许干活的‘牲口’,任人打骂的‘奴隶’”。
在那些日子里,又给其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施以毒打、辱骂、罚跪、扇耳光、抽鞭子等手段,一次一个学生一拳将其打倒,脑袋后仰撞到黑板框棱角上。萧远淑一阵眩晕,只觉得头部麻木,接着感到脑后有液体顺脖颈流下。原来头被撞破了。在校医务室止血后,又被押到桥东区医院缝合了伤口。受伤后萧远淑整个头部除眼睛以外,全被白纱布包裹着。
1967年6月下旬一个星期六的批斗会上,红卫兵总觉得萧远淑的“喷气式”不合格,是在故意对抗。便不断用棍子打,用皮鞭抽,会还未开完,她头上、脸上、胳膊上以及腿部已经处处是伤。会后在学校游行又被推推搡搡,你踢他踹,最后连一只高腰球鞋也踩丢了。好不容易熬过游斗,却没想到在“黑帮”劳动的淋石灰池旁,被一红卫兵兜头盖脑浇了一瓢刚淋的石灰水,使她身上多处流血的伤口刀扎似的疼痛起来。片刻之后,不仅浑身奇痛无比,而且脸、眼、腿部和胳膊都肿胀起来,全身青一块紫一块,不能触摸了。
在医院就诊后,医生发现她除皮肤及软组织外伤外,尾椎骨也变了形。回到家里,丈夫看着她身体的惨状,实在不忍心,于是便决定出走,躲到老家山东农村去。
决策既定,他们夫妇在行动上又采用了当年做地下工作的经验,以既保密又安全为目的,并且行动迅速,以免夜长梦多。于是便在当天半夜三更出发。请一位当年南宫中学的老学生谭凤德用自行车相送,直奔石家庄市东郊十几里以外的土贤庄火车站上车。当时的天气已近酷暑,气温很高,但萧远淑可能是受伤发烧的缘故,只觉得浑身发冷。于是便穿上过冬的毛衣毛裤,戴上大口罩,这也正好遮盖住那嘴歪眼斜、肿胀得吓人的面孔。头上再裹一条白毛巾,俨然一农村妇女。
萧远淑在丈夫老家深居简出,将养身体,从不与生人照面。丈夫返回石家庄不久来信,称校长袁毓英身心交瘁,已经在“七一”那天自杀身亡了。这距她离去才一星期呀!在悲痛之余,她也暗自庆幸自己的选择。但石家庄的红卫兵并不放过她,没过多久,那些红卫兵小将就找到她居住的村庄来寻她。在亲戚的掩护协助下,她自夏津县转移到平原县徐庄的亲朋家中,红卫兵又来查找几次,经明察暗访,仍寻她不见,才不了了之。
这是她的第三次出走,一次隐匿乡间田舍的苟且偷生之行。
萧远淑后来回忆说:“我一生三次‘逃跑’,这一次是心里最害怕和最痛苦的。前两次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是满怀理想和希望,向往着自由和幸福,投身广大群众追求的革命潮流的,沿途都有地下党和群众支持,到了目的地可以愉快地工作和生活。而这次却是害怕人们发现,过着不敢见天日的‘黑人’生活。”
1967年底,萧远淑返回了石家庄,继续她“犯不完的错误,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的被批斗生活,但对身体的伤害,相对少多了。1969年5月她被“解放”后,1970年春丈夫杨一凡也被“解放”了。但丈夫多年拖着病体被批斗,延误了施治,此时已是病入膏肓,虽多方求治终因肝病于1972年去世。时年45岁的萧远淑,承受着中年丧夫的不幸,守着5个未成年的子女,生活困境可想而知。
多年后她回忆文革中遭遇,难免有“人亡家破”之感慨。对于文革中的“整人者”和“被整者”,她认为无非是“受骗者”和“受害者”。对于那些“革命小将”当年的狂热,其时怨恨他们,而现在反倒同情他们虚度年华而哀其不幸,只有遗憾了。
现在,萧远淑过往蒙受的一切不白之冤早已经平反昭雪。1985年从石家庄师范学校校长职位上离休,享受地市级待遇，每日看书，写回忆录，写诗歌。萧远淑随季节转换和兴趣所致,南北旅游闲居,颐神养寿,其乐融融,如步入人生第二个春天。
一位老妪的独特人生
与人一见面，凭着萧老师的精神头儿，人们总要问：“您老今年高寿?”她总是微笑地调侃道：“我与解放军一般大，是1927年解放军建军那一年出生的，今年94岁。”
94年的人生历程，既漫长又短暂，但很多事又好像发生在昨天。老师一生坎坷曲折，屡遭不测，历经磨难，却又绝处逢生。
她是一个“剩人”：一个封建礼教迫害下的剩人；一个国民党统治迫害下的剩人；建国后“三次政冶运动。”(反右、四清、文革)严重冲击下的剩人。
她这一生经历了“三次出走”，“三上三下”。她这一生遭遇多次突发事件，承受所谓人生“三大不幸”中的两大不幸。中年丧夫(45岁时)；老年丧子(80岁以后)，而且是三年之内丧失三个子女。她这一生身体遭遇不测，多次住院开刀。四肢摔断三肢，两腿至今打着钢钉，左手腕摔断至令未能恢复正常功能。
她这一生有许多奇特的经历，“多次”巧遇，看见过一般人不容易见到的“名人”，“要人”。
上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路遇蒋介石。工作时曾与刘少奇就教育问题座谈四个小时，并由王光美当翻译。(因为刘少奇的湖南口音太重，听不清楚。)
她做地下党工作时认识了教育家陶行知。他曾给她介绍工作。抗战胜利后，她们夫妻与国民党军队的高官张克侠将军一家人常有来往。并多次受到他的帮助。“文革”中，她陪爱人去北京治病，食住在一位老同志家里。曾与高岗的老婆李力群同住在一个院内，经常聊天，交流生活经验。
她这一生，一直在学校工作，工作性质虽然单一，但却经历了很多工作岗位。她担任过各色各样的老师，任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师范教师、家庭教师、代课教师、培训教师；任过班主任、级主任、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党支部书记以及正副校长。她教过文科，也教过理科。离休后，为发挥余热，受聘于石家庄职中顾问和燕赵学院副院长。她还从事过其他职业，办过公司，任过公司经理。在居民小区内，出任过民选的“老年协会”会长以及业主委员会主任等职。
她这一生，曾当选过“先进”，也饱尝了“犯错误”“受处分”的滋味。她离休后的先进事迹，曾上过省、市报纸、电台、电视台，甚至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曾接受省、市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网络记者的采访。
她这一生，曾多次告状，将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状告到市、省直至中央。她上过法庭，打过官司，曾与顶头上司对簿公堂。
她这一生有幸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活实践，使她见识较多，阅历较广，锻烁成遇事不惊，不畏艰难困苦的坚强性格。
上学时，她住过地主山寨的同学家，体验过民主资本家的日常生活，“文革”中被群众专政两年多，逃跑到乡下，经历了半年多的黑人生活。
离休后，她实践过各种形式的养老方式：与子孙同住养老；与兄弟姐妹同住养老；与朋友拼居养老；到老年公寓养老；到农家乐养老；候鸟式养老；旅游式养老；一人独居养老。
离休三十多年，她出游过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参观过很多知名旅游景观，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
老师现在是90多岁年龄，70多岁心情，60多岁形体，50多岁精神。
如今，老师的身心基本健康，做到生活自理，行动自由，思维清楚。前些年，八十多岁高龄的人能独自乘火车或飞机去外地探亲访友。在石家庄家里，享受生活的每一天，吃、喝、玩、乐，读、写、听、看。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她感到十分满足，是一个快乐和幸福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