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中）

写《窗外》时，没有想分成篇章，只是写到文革，写到那段不堪回首的灰暗的生活经历，心里实在难受，写不下去，于是就此停住，把题目后边加上（上）。这一放就是一年有余，今天再次拿起笔来，接着回忆那逝去的往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年我还不满１５岁，从小的红色教育，学校的优等生，奖状无数，好学上进的我，第一次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一切都变了，变的那么猝不及防，那么翻天覆地，学校里受尊敬的老师都成了“牛鬼蛇神”、熟悉的伯伯阿姨都成了“三反分子”、“黑五类”、“工贼”、“汉奸”、“保皇派”……

家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很早就参加革命、令我崇敬和骄傲的父亲也被定为三反分子、铁杆保皇派，经历抄家、扣发父亲工资、住“黑帮楼”等等各种磨难。我不理解怎么那么多好人都变成了坏人？年少的我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感觉一切都像山一样向我压了过来，颠覆着我的价值观，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每天从学校回来，独自坐在窗前苦苦地思索着……原来最快乐的傍晚，现在伴着太阳的落山，心情也低落到极点。后面那幢楼各家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了，黄色的灯光衬着黑色的夜幕，带给我的感觉不再是温馨，不再是一个一个灯光映照下幸福的家庭，文革产生的巨大变化，影响波及了千家万户，他们是不是也在和我一样痛苦着、困惑着、伤感着呢？那时每到灯光初上，四楼的一个窗口就会传出低沉凄婉的“二胡”声，让我感到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凄凉，在静静的夜晚，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我觉得那是一位年轻男子，用他的“心”在独奏，在倾诉他的悲伤，倾诉他对亲人的思念，倾诉他的无望……那如泣如诉的音乐也像是我心声的独白，我第一次体验了音乐能这样淋漓尽致的表达心灵深处的情感，那种深深的哀伤……随着感情的宣泄，多少不幸的故事藏在音乐里变成永恒。

一个花样年华少年内心过早的感知了社会的动荡，感知了世态炎凉。以致到现在我都害怕听到二胡独奏的哀婉的曲调，它会使我想起那扇窗，想起那扣人心弦的诉说，想起那一幕幕的往事，窗外快乐的童年生活画面截止在了1966年。

文革时给我留下了太多挥之不去的痛苦的记忆，一次在窗外看到有个阿姨带着“高帽子”游街回来，那极度被摧残后扭曲的脸庞，那种绝望哀怨的眼神，对周边世界仿佛已经没有了感知，木然地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在回家的路上，无法想象她回到家中，怎样面对自己的亲人，面对自己的儿女，是否有人能够去慰藉她那颗被蹂躏的千疮百孔的心灵，年少的我感受到了那种对于人格的践踏，对于精神的摧残，足以杀人致死。

还有一次看到楼下一位熟悉的阿姨，是我小学同班同学的妈妈，因为阿姨的父亲解放前是地主，文革时他父亲的年事已高，就让阿姨代替他的父亲挨斗，这场批斗是院里的孩子发起的，他们充满了“革命激情”，学着大人开批斗会的模式，让阿姨站在一个水泥兵乓球台上，带着一群孩子高呼口号：“打到万恶的地主阶级”、“打到地主的孝子贤孙”……并让阿姨反复地说：我是地主的孝子贤孙，我不是人，我反动，不让她停下来，直至她晕倒在水泥台上，这群孩子还在说他“装死”，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离开了窗口，心里不断地涌现的想法则是，要是我那慈爱的妈妈被人这样批斗，我简直不敢想象……只觉得心里难过、难过！

不久听说阿姨的父亲被从病床上拖起来遣送回农村，回去没有几天，因生活无法适应去世。　　　　　　　

                （我和三个妹妹）

“黑帮楼”是一座二层的灰色小楼，以前是一座办公楼，临时腾出来把“走资派”及家人集中在这座楼里居住，而且安排了多家机关里的工人插在走资派各家中间，进行监督。我家也被造反派从三里河二区那幢住了八年多的房子赶了出来，离开了那熟悉的装满亲情生活、装满快乐和睦回忆的家，离开了装着我的喜怒哀乐的窗口，住进了“黑帮楼”。在那里我家分到了三间房子，一间大屋朝阳，两间卧室朝北，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把房子隔成了两边。朝阳的方向整个楼房外墙是一个通体的没有封装的大阳台，各家住进去后，才各自用一些木箱或隔板把自家的领地进行了隔断，于是我家的那间大屋子的外边也就有了一个属于自家的阳台。

搬进这座楼，原本就比较“宅”的我就更不爱出门了，身上好像被打上了烙记，一些孩子在家长的管束下都开始躲着我们，而且新环境中的孩子都很陌生，更加没有了“玩”的心情和意愿。因此，透过家中玻璃门从凉台向外观望成了我从学校回家后，观察外部世界的唯一处所。那是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

我家姐妹四个，最小的妹妹小红那时候刚刚七岁，虽然到了上学年龄，但由于学校停止了招生，家里照顾我们生活起居的叔伯姐姐也被造反派说成是“黑保姆”赶回了老家，妈妈只好把她一人留在家中，无人照顾。孩子的爱玩的天性使她忍不住到外面去玩，有一天我听到她对妈妈的哭诉：“这边的小朋友都不和我玩，说我住在黑帮楼，爸爸是黑帮，还说我是‘铁杆保皇派’，还打我……”，妈妈流着泪对她说：“以后不出去玩了，想到外面去的时候，就到凉台上去玩。”

以后几天。我从学校回来，经常看到她小小的身影，孤寂地坐在凉台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外面那有限的空间，全然没有了孩童的天真和顽皮。即便如此，几天后，在阳台玩耍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几个孩子发现了在凉台上玩耍的小红，便用石子、树枝等用力往上扔，试图打中她，吓得她左躲右闪，再也不敢到阳台玩了。

我还记得妈妈知道后，心里充满了对小红的担忧。一天，妈妈下班回来，脸色惨白，进了家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几乎瘫坐在地上，只见她眼光不停地搜寻着我们几个孩子，直到落在小红身上，才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坐在椅子上。我看到妈妈的样子吓坏了，以为她身体出了非常不好的状况，赶忙扶着她追问怎么啦？过了半天妈妈才回过神来，说下班走到楼下，只见十几个孩子在围着一个孩子殴打，看不见被打得孩子是谁，（那时候这样的事情很多，几乎天天发生），她突然想到小红，心里不寒而栗，挣扎着回到家中，看到小红才松了一口气，她喃喃的自语，“我以为是小红，小红还那么小，那么乖，不会打架，要被打死的。”从此爸爸妈妈商量好，由被专政的爸爸带着小红上班，不放心把她独自留在家中，每天一早爸爸便带着小红和他一起去接受劳动改造，去接受“无产阶级专政”。

有一天我走得晚，窗外的那一幕，刻骨铭心的永远的留在了我的心中，成为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我从小对父亲的记忆是工作特别忙碌，国内国外经常出差，和我们也是聚少离多，经常看着他穿着整洁的中山装，外面套着呢子大衣，神采奕奕的离开家，出国时更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是个令人敬重的父亲，我的同学都很喜欢他。但是那天父亲全然没有了往日给我的印象，穿着一件很旧的布衣服，搬着高高的一摞从旧房上拆下来的砖头，费力地运到一片空地上，许多熟悉的叔叔伯伯也在这支队伍中，依次搬着砖头缓缓地走向空地。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队伍的最后，竟然走着的是我的小妹妹小红，她那么瘦小，穿着背带裤，学着大人的样子，完全是用小小的身体，托起她的年龄拿不动的几块砖，整个身体弯曲着，一步一挪的跟在后面，小脸憋得通红，咬着牙坚持着……

原来这么长时间，幼小的她天天就是这样跟着一群年长的走资派，做着身体承受不起的重活，我不忍看下去，更怕让妈妈看到这一幕，那么善良温柔、疼爱我们的妈妈，怎能受得了这令她心碎的情景，我不知道妈妈是否知道这一切，但愿她一生从未知晓。我只是从我妹妹小华那里知道，她问过小红，为什么要搬那么重的砖头，怎么不知道少搬几块？小红天真地回答“我多搬点，爸爸就可以少搬点，不让爸爸累。”不论什么时候回忆起这句话，我的眼泪都止不住的流淌，我那纯真、善良的小妹妹，过早经历的苦难，让她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分担”。

还记得在小灰楼的日子里，父亲每日在单位被批斗，遭受无数的冤屈，我们几个大的孩子，原本都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这时候也成了黑帮子弟，停发了父亲的工资，只发生活费。家里好一点的衣物、存款、甚至我们的玩具都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生活过得很拮据。家里没有了往日的欢笑，只有小红在妈妈的授意下，每天晚上，给爸爸表演节目，只见她恨不得把幼儿园里所学到的所有节目都表演一遍，还自己报幕，从侧面走到大家面前，用她稚嫩的声音，大声宣布：现在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舞蹈，然后扭动着小身体，边唱边舞，每个节目结束后，还都深深的鞠躬谢幕，我们给她热烈鼓掌，爸爸也露出难得的笑容，我们都是苦中作乐，想让爸爸开心，唯有小红发自内心的给爸爸尽力亮出她的十八般武艺，真心地快乐着，并用她的快乐，温暖着全家，带给家人金子般的亲情！小红的善良一直延续至今，她虽然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无论是谁和她在一起，包括她的所有朋友，都能处处享受到她那细心周到的关爱。（上图是父母年轻时的照片）

在黑帮楼那段时间，还有一件发生在窗外的事情印象深刻。记得那个年代，每到秋冬季，粮店都会卖几次白薯，一斤粮票可以买５斤白薯，（那时候都叫白薯，现在大多都说红薯了，我想是因为那时的红薯都是白瓤的，像栗子一样甘甜甘甜的）逢到这时，粮店门口就会提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有时会等待一两个小时才开始出售，排在后面的人有时还买不到。我也曾去排过队，拿着一本小说，一边看一边排队。腿站累了就蹲下。

搬到“黑帮楼”半年后，有一次小华急急忙忙跑回家，说是粮店卖白薯呢，拿了一个装粮食的口袋就往外跑，我怕她拿不动，紧跟在后面追了出去，远远的只见粮店门前的队伍排的都拐了弯，看样子起码要排一两个小时，排队的大多都是孩子，唧唧咋咋的说笑着，小华刚一露头，队伍里的孩子都争相喊了起来，“小华到我这来”，“小华到我这来”，尤其是排在第一、第二的孩子都跳了起来，拼命地叫着小华，摇晃着小手招呼她加到自己的前面，我简直没有想到，小华这个三里河二区的孩子头，搬到这边才半年，又俘获了这边孩子们的芳心，孩子们为能给她排队而兴奋不已。

小华看到我也跟了来，连连摆手，让我回家，我说我是怕你拿不动，帮你抬一下，她说不用，那么多人帮忙，你回去吧。我回到家中一会儿工夫，孩子头小华就带着一帮孩子回来了，只见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大筐，把白薯装在筐里，又把一根长长的绳子从凉台上抛了下去，拴住筐子，同住在二楼一户工人家的孩子二英是个壮小伙，在他的指挥下、在孩子们的欢呼雀跃中，几十斤白薯一下子就吊了上来。原本一件对女孩子来说费神费力的大事，有了小华的这群小追随者，轻而易举的就完成了。由于小华孩子头的影响力，小红的境遇也慢慢的好了起来，不再像初来乍到时那样受人欺负。

我现在还留着一张全家人在小灰楼窗外的楼下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和小荣从延安回京探亲，父亲从“五七干校”回京，全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的合影。照片上清晰可见二楼那个通体的大阳台，九十年代末，我曾特意去找过这座位于全国总工会大楼后边的小灰楼，小灰楼已经不见了，拆除了。这张照片有可能是那座小灰楼作为“黑帮楼”时期的唯一照片，有哪一家住在那里的“黑帮”会有这样的雅兴在这个位置留下一张全家的合影呢？小灰楼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了，无法消失的是留在人们脑子里、留在心里那抹不去的记忆。那个特殊的年代关于“黑帮楼”生活没齿难忘的记忆。

（小灰楼合影，前排小男孩吴飞的父母去“五七干校”，不忍带着小儿子去那么艰苦的环境，妈妈知道后，把他留在我们家中，善良的妈妈无论自己身处任何环境，都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身后就是当年的“黑帮楼”）

住在小灰楼一年多，我和大妹妹小荣就离开了北京去延安插队了，但是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看来以后有兴趣，可以专门写一篇“小灰楼记忆”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