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庆路飞机楼的沧桑往事
余庆路80号的房子从大门口看，只能看到一个斜坡形的门廊，房子的精华都掩在内部。因为这个门廊的造型有点像飞机翅膀从楼底伸出来，于是得了“飞机楼”的雅号。解放后这栋豪宅成了南京空军部队在上海的招待所，算是跟飞机有点“沾边”了，但是在80年前，此楼跟飞机一点不搭界，是大汉奸邵式军的住宅。
（题图：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
汪伪时期的上海滩，有两个路人皆知的大汉奸。一个经营“烟”和盐，一个管税收，都是日进斗金，财势熏天的大财主。这两人居然都跟盛宣怀有关，一个叫盛文颐，外号盛老三，是盛宣怀的堂侄；另一个是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原名邵云麟），是盛四小姐盛樨蕙的第五子，也就是邵洵美的五弟。
关于邵式军，外界只知他在日伪时期当上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却很少知道他投日的“门道”；只知道他的后台是日本军部，却很少知道他在家中还有个“领导”。可以说，邵式军一生所有重要的选择都跟他太太蒋冬荣有关。
邵式军成年的时候，家道已中落，连大学学费都很费周折，他需要找一个有钱的太太。命运让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结识了蒋冬荣。蒋冬荣是民国初期浙江都督、同盟会会员蒋百器(1878—1931，名尊簋，浙江诸暨人)的女儿，她的舅舅吴启鼎是四明银行老板，她的外公是旅日华侨商界领袖吴锦堂，极富名望。吴家在日本神户的老房子，现辟为孙中山纪念馆，因吴锦堂曾经在家里招宴过孙中山先生。可知蒋冬荣是个既有经济靠山又有政治背景的豪门千金。
（邵式军的夫人蒋冬荣）
按照当时上流社会的规矩，结婚之前，男方须向女方家里送“盘子”（即聘礼），通常是一些有相当价值的首饰。而此时的邵家已拿不出像样的“盘子”了。为了顾全面子，蒋家就将一批首饰夜间偷偷送到邵家，第二天白天，邵家再堂而皇之地送到蒋府上。因此，邵式军从一开始就对蒋冬荣感激不尽，婚后在重要的事情上，更是对太太百依百顺。
他们婚后住在蒋家，邵式军见他的几个兄弟（除了老大和老六之外，老大已成家，老六由其继母“马立斯”照管）都过得很艰难，于是征得了太太同意，把他三哥、四哥全都接到丈人家住。蒋家不忍让这个漂亮女婿大学毕业后无所事事，就由蒋冬荣的舅舅推荐，到福建省税务局当一名稽查官，同时也把他四哥邵云麒一同带去，因他与四哥最要好。在福建税务官这个位置上，邵式军尝到了办税务的甜头。
邵式军“落水”发财建豪宅
1937年抗战爆发，邵式军兄弟从福建返回了上海，但他很快“落水”当了汉奸，这是从蒋家牵出的线。
蒋冬荣的父亲蒋百器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7年回国后任浙江讲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担任浙江省都督，在后来的护法战争中，出任过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闵浙宣慰使、代参谋部长。但因在1929年参加反蒋活动而被捕，出狱后仍受到监视，两年后就去世了。按蒋家的说法，他是被蒋介石害死的，因此蒋冬荣觉得自己与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
有一天，几个日本人找到蒋冬荣。原来蒋百器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有个要好同学叫松井石根，此人在侵华战争中大开杀戒，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他到上海后到处寻找老同学，想叫老同学助他一臂之力。打听下来，蒋百器已去世，儿子蒋益门已是国民党军统的人，只有一个女婿赋闲在家，而且是搞税务工作的。松井石根一听大喜，立即派人把蒋冬荣和邵式军找去，请其为日本人在上海办税务，而这个位子，正是战前邵式军的七舅盛昇颐（盛老七）坐过的位子，他早就垂涎已久。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是要当汉奸的，他犹豫不决。蒋冬荣倒满心欢喜，她一心要为父亲报仇，既然蒋介石害死了父亲，那么谁与蒋介石作对她就倒向谁！于是，邵式军这个伪苏浙皖统税局局长就坐成了。
蒋冬荣个头只有一米五，但很有心机，遇事敢拿主意，是丈夫的脑外之脑。平时遇有重要的客人来，她总是躲在隔壁房间“旁听”，若谈到棘手的问题，丈夫与客人支吾其辞时，家里的侍从就会推门而入，说“太太有要紧事情请老爷过去一趟”，邵式军心领神会，立即抽身而出。等他从隔壁房间“面授机宜”出来，已是胸有成竹，应付自如了。
（邵式军的旧居）
邵式军出任伪职后，先把家搬到南阳路，租了两幢花园洋房。等他大把大把的钱捞进后，就在余庆路80号造了一幢四层豪宅。这栋豪宅外型银白，院内有大草坪，远远望去，好像一架银燕落在了草坪上。平时门禁森严，有卫兵荷枪把守，一般的客人在一楼接待，重要的客人才上二楼。二楼会客室的门饰和墙上的雕花，至今看来都是装饰的佳作。邵式军夫妇只有两个孩子，加上小姨子蒋冬华也只有五口人，却在这个院子前后呼拥了百十人，除了卫兵、税务警、大小账房、男女佣人，还有司机、奶妈、花匠、大姐等等，进出总是一大群人，市民无不对其侧目。
中共地下党冯少白进豪宅搞策反
邵式军赚钱的方式主要是“十抽一”，同时把收上来的税款他自己的银行里先存十天。苏浙皖向来是中国税收重地，光这“十抽一”就是不得了的数字，所以他的钱袋迅速地膨胀起来，不仅办了大华银行、印刷厂、印染厂、当铺、店铺，还置办了很多房地产，并通过美国人斯密司（邵洵美的朋友），把大笔的美元存入外国银行，以至于他到底有多少家产，他自己也讲不清楚了。那时外国人眼看中日在打仗，纷纷卖掉家产回国，路上怕带首饰不安全，就把许多贵重的首饰送进了当铺。蒋冬荣趁机大开当铺，收进高级饰品达上千件，以至于她的房间里有五个保险柜。
邵式军的汉奸行径理所当然遭到抗日军民的仇视。有一次他车过南京路，不料前面有车迎面撞来向他行刺，车被撞坏了，他的卫兵与刺客一阵枪战，司机见车还能开，就飞一般地冲出人群，七转八拐地穿小马路，终于躲进了巡捕房。
又有一次，他受汪精卫之托，去东北“拜见”溥仪，希望溥仪能与汪氏合作。列车途经山东时，遭到铁道游击队的伏击。列车后面几节车厢被炸得粉碎，然而邵式军命大，恰恰坐在前面的车厢里。人们乱成一团，卫兵找不见他，发现他正躲在座位底下。他心中非常害怕，心想游击队可能就是冲着他来的。从此觉得汉奸饭不好吃，早晚有一天要成刀下鬼，于是开始动脑筋给自己留条后路。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天，邵府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自称是蒋大炜、蒋定一的堂兄弟。其实，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冯少白。他听说自己的义弟现在是邵式军的心腹，就冒险找上门来，试探着做些策反工作。蒋氏兄弟见冯少白只身前来，先是大吃一惊，慢慢聊下来，觉得其言之有理，跟日本人干下去迟早要死无葬身之地。蒋氏兄弟是邵式军最亲信的人物，一个管内务，一个管卫队。他们婉转地向邵式军讲明了来人的情况，想不到邵式军倒觉得是件好事情，立即请冯少白前来面谈。原来他们夫妻已经在考虑退路了。
（豪宅附楼）
那次会谈在二楼邵式军的小会客室里，双方谈得都极为称心。冯少白临走时，邵式军交给他三万法币，作为送给陈毅将军的礼物。从那之后，冯少白多次往返于上海与盐城之间，邵府就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冯少白公开的身份，是蒋冬荣的侄子。于是，解放区所需要的设备、布匹和药品，就通过这条线，秘密地运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蒋介石通过周佛海扣押人质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重庆方面已经探知邵式军投共的消息，派出邵式军的父亲从前的门客前来说项，劝他跟国民党走，不要投共。同时派了蒋冬荣的弟弟蒋益门住进邵家豪宅，日夜监视。为避开弟弟，蒋冬荣在富民路裕华新村买了一幢房子，把弟弟赶过去，同时叫邵式军躲进百老汇大厦（当时是日本人占据），不要回家。不久，日本鬼子投降了。
蒋介石见邵式军不肯上钩，就密令周佛海把邵式军押起来（周佛海与重庆早有秘密联系）。周佛海布置熊剑东（税警团的副团长）去捉拿他。熊剑东碍于多年共事的面子，不便亲自出马，就通过邵式军的二哥和三哥，把邵式军骗出了百老汇大厦，然后软禁在熊剑东的家里。他们对邵式军说，外面风声太大，不如到剑东那儿躲一躲。谁知车子一进熊家的大门，身后“咣当”一声，大门紧闭，遂宣布他不可以出此大门。
消息传到邵府，蒋冬荣勃然大怒，她知道二哥三哥参与其中，就跑到他们家里大哭大骂，向两个嫂子拍案要人。两个嫂子知道是上了熊剑东的当，于是就陪着蒋冬荣冲进熊家。她们与熊剑东的太太都是要好朋友，常在一起打牌，这回大家撕破了脸，大闹熊府。三个邵太太怒对一个熊太太，吓得熊太太赶紧拿出蒋介石的电报给她们看，证明不是熊氏不仗义，而是军令难违。蒋冬荣素知熊太太的脾性，一个眼色，嘱家人赶紧回家取来二十根大条，一股脑儿全塞在熊夫人怀里，求其赶快放人。适逢这一天熊剑东外出，家里还有一辆车。熊太太经不往蒋冬荣的磨咕，终于答应将车子开出，立马放邵式军走。
邵式军出了熊府没敢回家，蒋冬荣已把应带的东西为其准备好了，带他到一个朋友家暂住，然后对丈夫说：“赶快去解放区吧！现在没有人能保护你了。”几天后，他在冯少白同志的陪同下，打扮成农民，乘车先到青浦，再从青浦辗转来到苏北解放区，成为一名公开的革命者了，被任命为杨州专区的税务局局长。
吴绍澍被“五个保险柜”打败了
日本鬼子投降后，重庆方面的接收大员陆续到了上海，“五子登科”闹得不亦乐乎，邵式军被指控为大汉奸，被国民党通缉，余庆路80号的豪宅自然保不住了。此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是吴绍澍，看中了这栋豪宅，要将此宅作为市党部机关办公处，勒令蒋冬荣三天之内，全部搬出。
蒋冬荣说家口太多，不仅自家人还有亲属、佣人，能否宽限几天？吴绍澍说不行，三天搬不完，东西全都扔出去。蒋冬荣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心想好你个吴绍澍，今天你叫我难堪，明天我叫你死!
蒋冬荣知道吴绍澍是中统的人，而国民党内部中统和军统一向矛盾很深，于是设法通过戴笠之手，搞掉吴绍澍。
（蒋冬荣在豪宅卧室）
那时正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在上海丑态百出的时候，报纸上天天有揭发，弄得蒋介石大光其火。蒋冬荣设法找到了戴笠，向他揭发吴绍澍，说她封存在余庆路80号里的五只保险柜，里面的金银首饰、各种存款单据、地契全不见了，那房子被吴绍澍接收了，东西肯定也被他私吞了。事实上，她事先已派人夜间潜入楼内，把那五只保险柜弄坏，造成一种假象，像是里面的东西被人撬柜偷走的，而实际上里面早就空空如也了。她又向报界去“揭发”，报界如干柴一点就着，一下子成了谴责吴绍澍的海洋。吴绍澍面对五只坏保险柜，知道是蒋冬荣捣的鬼，但他有口莫辩。戴笠非常高兴，一个电报打到重庆去。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一个电报过来，就把吴绍澍给撤了。后来听说吴绍澍面见老蒋时，老蒋一句话未说，上来就是一记耳光！
这件事在半个世纪之后还有余波。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海外不少当年的豪门子弟又回到了上海，常有聚会。有一天邵式军的儿子邵立接到初中同学谭端言（谭敬的女儿）的电话，说是多年不见，请来锦江饭店一聚。席间大家互相介绍，当介绍到邵立是邵式军的儿子时，一位女士忍不住大叫起来：“原来你就是邵式军的儿子呀！你妈妈太厉害了!你妈妈把我们一家害得好苦啊……”原来此人正是吴绍澍的女儿，满屋子人一片愕然!
邵式军冤案终得平反
邵式军出走解放区后，蒋冬荣与蒋冬华两姐妹被其同父异母弟弟蒋益门出卖，关进一处特务机关。出来之后，所有的财产均被没收，只剩存放在朋友处的零星房契和单据，但蒋冬荣仍设法汇集起来，交给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不久，她带着一对儿女也来到苏北解放区。
解放后，由于潘扬冤案的牵连，邵式军几次被隔离审查，尤其在1958年，对其老账新账一起算，判刑七年，害得他曾一度精神失常。这一回，他再也得不到太太的帮助了，蒋冬荣已于1952年肺结核复发而病逝了。邵式军后来在山东一个农场劳动改造，1964年病逝于农场的医院里。直到 1979年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整个白区地下工作重新得到了肯定，中共中央在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文件中，还特地肯定了对邵式军的策反成果。又过了一年，邵式军终获平反，他的儿子邵立一家才得以从大丰农场回到上海。
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接管了这栋房子，成为南空招待所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