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我是海燕”

　　每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段军营里的女兵生活，想起我当话务兵时所经历的件件往事。多少次梦里依稀仍坚守在那熟悉的话台旁，只因一些电话号码历经久远、淡出记忆，才一时急醒了梦中人。

　　1971年1月，我随一列南下的火车来到了南空司令部大院，经受了封闭式的新兵集训。

　　经过三个月的严格集训，我们这批“小新兵”在举手投足间，有了从学生向军人的初步转型。在即将分配去向时，对我有些偏爱的董班长私下里询问我“你想干什么？”我不明所指，就说：“只想到连队！”只因入伍体检没看上“白大褂”，更因董班长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后，我跟着董班长走进了电话连二排话务员的行列。

　　话务员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首先要会普通话，这不怕！咱是北京兵，有先天的优势。“佛南”等外地兵就惨了，学会普通话岂是一日之功？但她们很用心，随时跟我们学说话，因此，进步很快。

　　其次，话务员还必须过“号码”关，就是背电话号码。虽说咱文化不高，但学过算术，自信10以内的加减法没问题。可就这10个数也不知哪位高人竟然编成一大厚本电话号码，每个号码均为2字打头——这可以忽略不背，只需拿下其余三位数。可没料想，一个错位法竟让我晕得找不到北，如：2123、2132、2213、2231、2312、2321……，这三个数却如此不重样，近千个雷同的号码需要倒背如流，让我真正领教了数字的厉害。但我坚信“勤能补拙”，为了能第一批光荣上岗，我勤奋苦背，得以如愿，顺利上岗实习。

　　第一次走进指挥所的总机房，感觉好新鲜，好紧张！总机房干净、气派。打过蜡的枣红色木地板干净铮亮。代班的老兵指着一个如同屏风般的长条总机台，分别告诉我们：这是指挥台、长途台，市话台。隔壁还单设一间一号台（首长台），临近的还有测量台、载波房等等，分工细致明确。

　　机台前几个老兵肩并肩一字排开，只见立式台面上到处是红灯闪绿灯亮（标志着来电话和已挂断电话的信号）。老兵们严肃认真的工作状态，一下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带我的师傅也是北京兵，叫王亚军，比我只早一年当兵。看上去很随和，一笑两个酒窝，一点没有老兵的威严，我紧张的心一下子放松了。师傅告诉我：上机实练需要具备“四功能四同时”：即脑功、口功、手功、耳功同时配合、缺一不可。

　　我们相当于南空司令部的“114”查号台，用户会随时向我们索要号码，而我们必须立即回应。因此，要对所有的电话号码和线路烂熟于胸，倒背如流，这就是脑功。口功要掌握话务员的基本用语和普通话，如“请”字当头，“好”字结尾等。手工要求在接听、应答的同时还要能盲拨号盘，快速、准确地插、拔塞，笔不离手（登记话单）。耳功既要能听音辨人，又要练就“顺风耳”，要在嘈杂的电流声里，辨别远方说话的内容。至今我对周边针尖大的声音都很敏感。最初，师傅让我坐在副机台上，头戴耳机仔细观摩。看着她熟练操作、沉着应对，煞是羡慕。

　　这一天，我正式上机值班了。哇！紧张、激动！

　　我在长话台前头戴耳机，正襟危坐。师傅坐在副机上监督、指导我。我用颤抖的手拿起塞子插进第一个来电的孔眼里并自报家门：“三两（32），请问你要哪里？”（我的代号是“32”，话务员用语都要统一服从指挥用语。）对方报上所要地名、单位，我只顾低头填写话单，哪里还顾得上“四功能四同时”呀。几个回合下来，手里积压了一摞话单，台面上到处显示来电的闪灯，甚至还有告急的“碰碰碰”敲击声。我一下子慌了神，拿起塞子向台面上亮灯处使尽插去，“呯”的一声，孔眼旁边的有机玻璃被我手里子弹头一般的塞子击裂了。师傅让我下来冷静一下，只见她口里轻声细语、手上轻拿轻放，边应答边盲拨（号盘），不一会儿就处理完我给积压下来的话单。

　　我所在的长途台和指挥台直接对指挥所负责，包括情报、雷达、气象、调度等9个班（处）和空司机关以及他们与海陆空三军之间的相关联系。当年通讯设备相当落后：线路少、质量差、业务忙、电话多。直达的长途线路根本不够用，需要通过大总机之间相互转接支援。特别是指挥所的紧急电话，我们丝毫不敢懈怠：雷达发现目标、气象发现异常、调度下达指令等，常常刻不容缓。

　　话务员并不能直接参与作战指挥，但通过我们手中的一根根银线却可以把各项指令传达到祖国各地及其指挥所，保证了各项飞行训练和飞行任务。有时候，从指挥所穿梭般往来的电话中，从作战参谋急促而命令的语气里，我们经常能听出“有情况！”。每当这时，我们就会像接到无声的战斗号令一般紧张严肃，全力保障线路畅通，保证指令的及时传达。有时候几经转接后的电话声音衰减得细如针尖，彼此谁也听不见。这时，我们这些“顺风耳”又主动“请战”为指挥员充当“传声筒”：为双方传递暗语或非绝密电话内容。一个班值下来常常口干舌燥、头昏脑胀，但我们不觉得累，反而感觉话务员的工作非常有价值、有意义。

　　最难熬的是上夜班。那时大多话务员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正是贪玩贪睡的时候。值班的盼着午夜零点交接班时间快点到；而接班的恰恰最怕值“0到6”的大夜班。南京的冬、夏冷热两极。夏天是著名的火炉城市，而冬天没有暖气，子夜时分，只要机房叫班的电话铃声一响，我们这些“嗜睡猫”们就开始哆嗦，情不自禁地把脑袋又往被窝里缩了缩，但我们是战士，必须起床，按时上岗。

　　机房有明确规定：“值班不准打瞌睡”。可我们正直贪睡的年龄，因此，尽管上有规定，下有监督，困极时，不敢趴着睡，就背对着领班直挺挺的坐着睡。有一次，夜班的两个话务员同时都睡着了，狗（9）班打来电话，见总机没人接电话，就让拐（7）班帮着要总机，依然没人接，他们就分别串通指挥所N个人一起往总机打电话，致使深夜的总机台原本寥寥无几的电话，此时却一片红灯闪烁，她们俩却浑然不知。直到来人一探究竟，才知“小姐们都晕过去了”——见电影《列宁在1918》台词。两个话务员惊醒后吓得魂飞魄散，挨批是肯定的，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众所周知的笑柄。

　　各总机的话务员之间因长年合作、彼此熟悉，建立了友好关系，私交甚好。而一些已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机关干部也把目光盯在了这群女兵身上。有意找话题与女兵拉近乎。有趣的是，电话里聊得热闹，彼此感觉声音甜美、魅力无穷，一如现在的博文精彩而隔屏相望的博主却不可貌相。最终引得某些女兵忍不住想一睹尊荣，结果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声称大跌眼镜、大失所望：音容尚可，笑貌难忍。然而，机上的相遇、机下的交流，也的确让一些女兵不知不觉芳心被俘，与心仪的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并终成眷属，至今传为佳话。

    话务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例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特别是“监听电话不得超过三秒钟。”既要及时监听，以确保转接中的双方电话畅通，又不能监听超时，超过三秒将视同犯法。在这方面，我曾有过一次深刻的教训：1975年我从南京调到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总机班当班长。这里是一台50门的小总机，只需一个人值班。而常有中央及空军的大领导来招待所小住并要电话，所以，电话虽少，责任不小，我们不敢懈怠。
　　一天上午我单独值班，一个标有大领导房间号的电话信号灯闪亮，我忙接听：“你好！请问你要哪里？”

    他回说：“要北京。”并婉拒说出所要的具体电话，听对方的语气，我立刻意识到这个“用户”可能是“重量级”人物，不该问的我自然不问。

    我们没有直通北京的长途线，只能从上海空四军迂回转接北空。我立刻敦促空四军总机，“加急”呼叫北京。经监听得知双方已经通话，便迅速关闭通话键。

    然而，没想到的是，次日上午，所里的林管理员问我：“你接没接过**号（房间号）电话”，我印象深刻当即肯定。

    他又问：“你是不是偷听了电话？”

    啊？我知道问题严重，涉密可不是小事。但我心里有数，立即否定（偷听），并反问：“根据是什么？”。

    他说：“通话时，他听到了话务员旁边还有其他人呼叫的声音。”

    我立刻明白，帮我转接电话的上海、北京都是大总机且多人值班。又因为电话重要，沿线的话务员先后进来监听，而多个“三秒”监听连接起来显然超时了。我以此为证耐心解说：“我是单人值班，旁边不可能有其她话务员呼叫；而电话是通过我、空四军、北空三个总机连接的，或许三个人前后一起监听，时间叠加才让领导感觉监听超时了。”我继而又说：“我是老兵，深知严守保密纪律的重要性。我不会用政治生命做代价来猎奇的。”

    他见我说的有理、有据，笑而不驳，并据此向“用户”回说去了。事后林管理员悄悄告知我：“真悬啊！幸亏你说得清楚明白，否则，这回你要惹大麻烦了，起码先关你禁闭审查”

    哦！真庆幸！通过这件事更深刻地告诉了我：话务员必须要用生命遵守保密纪律，一如邱少云在烈火中严守纪律就是严守阵地！

　　上海空军招待所是小总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除了值班接电话外，还要负责维修电话、维护线路。因此，经常“飞檐走壁”，登上招待所那些法式洋楼顶去检修，练得一手维修技能。每次维修好了都要与总机测试，以确认线路畅通，并学着电影里的台词诙谐地呼叫着：“黄河黄河：我是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