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父亲和他的时代
老伴注意到我经常伫立在书架前，看着那套竖开本发了黄的《资本论》和《列宁文选》发愣。
这是父亲生前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我每看一眼，就感到辛酸和心痛，可又无法控制自己不看。
人说数典忘祖，可在我家，祖和典已经紧密地连接和粘合在一起了。就在这套马列经典之侧，有我谢氏家族大漠孤烟般的文化求索；有家父弃教从军、戎马倥偬、亦军亦文的军旅生涯；还有他脱掉戎装转业地方后辉煌跌宕的人生都与文本相生相映，力透纸背……时至今日，这套发了黄的马列著作，早已超越了历史时空，成为我谢氏家族精神的寄托和荣誉的象征。
我是父亲的长子，生于1947年。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参加了革命。当时他还不到20岁，从哈尔滨师道学校毕业做小学教师一两年东北光复。共产党进入东北，动员一部分有文化的小知识分子到部队参军参战，父亲毅然决然报名响应。
弃教从军，并非家父一时的冲动，而是出自他坚定的政治信念。他接受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同时希望自己拥有一个超越个人幸福，比为个人谋生更为高尚的事业。这一理想在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里不可能实现。来到共产党的部队，身份发生了根本转变：他由一个为个人安身立命的青年教师成为共产党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和新型军人。这在当时国共两党力量对比上，共产党既不执政还处在明显劣势的情况下，舍弃自身相对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投身前途未卜，既无一文薪金，又可能随时流血牺牲的共产党部队，没有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是做不到的。和他一起教书的青年教师，包括和他一起从哈师毕业的表弟等同学们听过动员，冲动一阵，最终都未能与他一起成行。事实说明，战争势必要和死神打交道，父亲的战友有许多都把生命留在了战场。而父亲作为部队政工干事、战地记者和战士们一样战斗在一线。十分庆幸的是他多次立功，并立有大功一次，直到战争结束还保留一副完整的身躯，但却差点死在南下行军路上。其因患疟疾昏倒在死人堆里。被收容队发现后抬进野战医院。
解放后父亲当年的同学和教书的同事，看到他戴大尉军衔拿着高薪衣锦还乡，羡慕不已，后悔当初自己没走这一步。这一刻他们早都忘记，当初没和父亲一起参军，就是怕战场上丢命。而作为教师报名参军，这岂是为个人谋生的人能够作得出来的？父亲的表弟的父亲就这样说过，“有好好的差事干啥去当兵？书白念了？”相比之下，我的祖父就开明得多，他没有因为父亲是他的独生子而阻挡父亲的人生选择，他相信读了书的儿子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当父亲把共产党和人民战争的新观念讲给祖父时，祖父异于所有不开化的老人，坚定地支持了儿子，徒步百里，将独生儿子送到火车站。
父亲随四野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各大战役，转战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之后驻军湖南，调防朝鲜……当他带着一副完整的躯体从血与火的战争中回到人间，回到了亲人和同学、同事们的身边时，许多人后悔没去跟着赌一回。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场用生命和胆略与死神打交道的人生决策，他们也知道父亲只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就是这一人生决策，使父亲和包括未能随同他一起参军的表弟在内的众多同学同事们有了两个截然不同后悔不迭的命运，也使他和他所有青少年的伙伴们，家乡父老们，以及松、辽两地的世代宗亲有了文野沟壑显赫不同的人生；使他最终走出了黑龙江偏远困顿的山村，也走出了传统的养家糊口的生存方式，成为我谢氏宗族前无古人的革命者。
总结父亲的一生，最可贵之处就是他早年超越凡庸，革故鼎新的创造性生活。他的青年时代完成了两个不同寻常的转变，一是在祖父的帮助下完成了由农耕文明向文化文明的转变，二是依靠自己的世界观实现了文化文明向时代文明的跨越。他自幼熟读历史，因此，当中国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多数年轻人还在懵懂之中，他率先感受到了社会变革前的阵痛及生活深处的呻吟。托尔斯泰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曾说：“人类的明智在于认识一种秩序，根据那种秩序认识事物才有未来……”而父亲似乎有着出自内在本源打破庸常生活的冲动和对未知新生活的追寻。他用清醒敏锐的政治头脑不止一次地为自己进行人生决策。他当年因一口流利的日语（东北日占区奴化教育学日语）被日本人看中，要选他到乡里给日本人做事并送他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他不去。
40年代中期的小学教师是个很了不起的工作，因是省师毕业 在公办小学从教工资待遇优厚，他却放弃了这一优裕安逸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到没有薪金的共产党部队出生入死，从而成为共产党部队中有文化的新型军人。五八年随部队从朝鲜回国后，正值国家裁军并动员一批干部充实地方。他是三次被部队送入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进修的部队理论精英和保留骨干，但是他感到战争年代既已过去，军事生活已无实际意义，他渴望参加那一年代超英赶美的火热的经济建设，再三向部队领导要求转业，终于获批到了沿海小城营口，开始了他第三步人生。
家父实际上是谢氏宗族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和先驱者。在他之前，谢氏宗族就其根基来说，不过是文化荒芜的莽莽大漠。从我知道辽宁海城的老祖宗到黑龙江延寿的松、辽两地十辈人中，渴望开拓和创造未来的新生活者有之，不过是从这个山沟横跨数千里又钻入另一个山沟，均未有人走出乡里，更不必说有人成为现代文明的实践者。只有家父是“读大书做大事”的人。他三次进过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和进修，在部队作过师里的干部科长，给中将军首长当过秘书。31岁脱下戎装，来到老祖宗世代耕耘的的这片热土，从1958年到2008年整整半个世纪，携妻育子于党于国呕心沥血鞠躬尽粹。文革前历任营口市重型一厂书记、市委党校校长、站前区委副书记、区长、市委整党办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等职。文革前沈阳部队《前进报》需要一位抓队伍建设的副主编，作为营口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父亲多次在《哲学研究》和省报上发表理论调研文章，长期担任营口市哲学理事会理事长，又系原部队理论骨干，沈阳部队政治部干部处到营口市委考察父亲拟调他到该报任职（部队正师），但因市委已将其列为后备干部没能放行。文革后，正当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因身体和社会环境的多重磨难，再没有为党为人民尽其所能的机会了。
父亲的一生没有什么创举和轰轰烈烈的人生。但是他最真诚地为党为人民和国家做事，不谋私利，不搞特权。60年代初，曾有一对夫妻因为父亲帮助调动工作解决了上班距家路远的困难，带上南方土特产登门致谢，被他声色俱厉地批评一顿，并告之，这是组织研究决定的，不能感谢我。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当站前区副书记区长，与群众同心同德度灾度荒，因为过度饥饿在作报告时虚脱晕倒在会场里。63年以后父亲调到市委工作，但他一直坚持住在工人居住区，因为和工人结成的亲密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被列队游街批斗时，工人的孩子们紧随在他左右保护他，以防受到围观群众的伤害。对待儿女们父亲很少说教，但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清廉从政的铮铮风骨为子女们树立了榜样。
如说父亲一生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对比他在部队同一职别没有转业的战友文革后官都做到大军区副政委副司令、解放军总检察长。我们总说老爸太亏了。每逢这时他就告诉我们，他有那么些战友鲜血和生命都留在了战场上。
我早年没有和父亲一起生活，很少感受到父爱，只在他退前因见我爱人和孩子都得上了黑龙江地方病——气管炎哮喘，便将我和爱人的工作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商调到营口他的身边。调到营口第二年，我考入辽宁省委党校理论部，成为省委党校学员同时列为营口市后备宣传理论干部。上省党校前，父亲把他早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资本论》《列宁文选》等马列著作相赠于我，鼓励我继承他的志向，致力于马列和党建理论的研究，也是视我与他同为中共党校和马克思主义的同门弟子。
父亲给我的这套马列著作当时并没拿走，以后几次催我取走我都未动，我考虑它是家父精神的寄托，也是我们谢氏宗族荣誉的象征，最好留在父亲身边。直到他去世后，这套马列著作才作为父亲留给我的遗物摆放到我的书架里。
就是这部经典，曾经呼唤着父亲和他同时代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为缔造新中国走上革命道路。父亲和他的战友，和他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一生都在追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矢志不移，用他们的生命和清廉，用他们对人民的赤诚和坚定的价值观维护了一个时代的风清乐明……
父亲离世已近10年，我也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此刻缅怀父亲的一生，不胜感慨。作为他的儿子，也是师从中共党校的同门弟子，我可以骄傲地评价他，他是一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共产党人，也是我们谢氏宗族的优秀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