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我不会坐电梯

　　周一，去新医院。

　　光可鉴人的地板让我有种到了皇宫的感觉。进门前，使劲蹭了蹭沾满灰尘的鞋子。哦，不，我不是乡下人，也不从乡下来，我从城里来，可我是坐公交来的，下车后走了好长一截路，鞋上肯定有土，怕弄脏了地板。此刻，我如同第一次住高档旅店的陈焕生，悄悄把身子缩了一下，轻轻的踏上地板，仿佛这样，才能使自己留在豪华地板上的重量轻些，才不至于踩坏它。

　　事情办完，已是中午十一点半。刚刚人满为患的门诊大厅，此时有些寂寥。

　　坐电梯下行。

　　电梯尽头，引导员与一个女人站在那里，不上，也不走。近前，才知道是询问楼道位置。

　　“姐，我不会坐电梯。楼梯在哪里？”

　　“请您坐直梯。”

　　“姐，我不会坐电梯。医院的楼梯在哪儿？”

　　“坐直梯。”

　　“可是，我不会坐电梯。姐，我想走楼梯，楼梯在哪儿呢？”

　　“坐直梯。”

　　“我是说，我不会坐电梯。姐，楼梯在哪儿？我想走楼梯。”

　　身披红色绶带的电梯引导员二十出头，眉清目秀，清纯可爱。在问与答的瞬间，她的语气、脸色变了几变，先是笑容可掬，继而脸有不悦，最后是满脸的不屑与厌烦。

　　问话者四十多岁，大约是打工者或者家庭妇女亦或农村大妈。她小心翼翼地赔着笑脸，静静儿的、耐心的等着她期待的答案。

　　中年妇女遵循的是农村老人信守的出门原则：出门三辈小，不是哥便是嫂。这是一种实用的家庭教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会告知他们，出门在外如需别人帮忙，一定要嘴勤嘴甜，要管男性叫哥女性叫嫂，年龄大的喊叔叔、大爷、阿姨、婶子，基本没错。年龄小的呢？父母虽然没说，但她知道，也得尊敬对方。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不敬重人家咋能成为朋友。而这一规则在具体实施中，又需要依据对方情况灵活变通。如果掌握不好，事情办不成不说，还有可能招来不爽。你看，中年妇女就碰钉子了。

　　那个披鲜红绶带引导病人上电梯的姑娘，实在太年轻了，肯定不能叫嫂子。那，按照未婚女孩儿尊称她大概不会错吧。是呀，谁都愿意让别人敬着。绶带姑娘是90后，比自己小，不能叫大姐，可，叫小姐又有骂人的嫌疑，那只能叫“姐”了。

　　好，就叫姐。

　　可是，她自小使用在农村百用百灵的出门法则，在医院在绶带姑娘面前失灵了。因为这是城市，这是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医院。是的，时代变了，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家庭教育，在现代化城市面前、在吃面包喝牛奶长大的孩子面前碰壁了。

　　忽然间，我有英雄失去用武之地的悲哀。

　　“你看，手抓电梯扶手，脚踩黑色踏板。注意，千万不要踩着黄线。”

　　走到中年妇女跟前，我如此这般的教她怎样坐让她惧怕的电梯。但对方看都不看我一眼，她不想与我这个主动帮忙的陌生人说话。教师的本性促使我随即踏上电梯，开始了言传身教。没成想，那个节能电梯载着我，悠悠的朝我刚刚离开的二楼爬去。

　　……

　　我又从二楼下来。

　　问答还在继续。

　　绶带姑娘已是满脸鄙夷。

　　真是鸡同鸭讲。我暗想。

　　我暗自怪那个小姑娘，告诉她楼梯在哪儿不就得了。我又怪那个中年妇女，矫情，坐电梯多好，快捷省力。农村人就是不会享受，天生的受苦命。

　　噢，不，等等，话不能这么说。结论也不能急着去下。

　　那中年女人不愿坐电梯，一定有她的理由。

　　也许她想起了电视中常常报道的电梯事故，怕电梯咬手夹脚甚至伤人，坐一次电梯万一受伤，那可太不划算了。也许她想起了那则流传在病人中的传闻：

　　新医院刚投入使用，一对老夫妇前来看病，当他们挤进拥挤的电梯时，有人笑着说“老人，坐电梯要收费的”。原本一句玩笑话，说者也未必想赶老人下去，可结局却让人心酸：老人退出了电梯。满头白发的老汉搀着满脸憔悴浑身疲惫的老太太蹒跚着出了电梯，他们去爬楼梯了。他们是真心怕电梯收费，如果像那盘青岛大虾论只收费，他们坐到十层，“不多收”，也许老人在想“一层收一元，两个人就是二十元，这二十元能买好几盒儿去疼片，能吃几个月呢”，“能省就省吧，好在楼梯不花钱”，“慢慢走吧，我扶着你，实在走不动了，我就背着你”。总之，他们当真下了电梯。

　　我不知道少了两个老人，电梯是否升的更快；我不知道同乘电梯的他人有何感想为何不拦住老人；我也不知道这恶作剧的话语带给调侃者多少快乐；我更无从知道那个说话者有无内疚，他家有无老人有无农村亲戚。我只知道时下玩笑无底线，娱乐无底线，甚至连良知、道德也出现了无底线的趋势，只知道有很多人看不起乡下人，看不起底层人。

　　我为病人为农村病人一怒。

　　被现代化拒之门外的还有许多人，他们大多是离开乡下到城市寻求生计的人，像送水工、送奶工、环卫工、装潢工、油漆工们。

　　“大姐，我不会在网上买票，能帮我一下吗？”

　　向我发出求助的是装潢师傅老杨。他是湖北人，和妻子在这个小城做装潢已经十五年了。他的父母在湖北乡下，女儿在武汉读大学，儿子在老家小县城打工。一年里，父母儿女之间的交流就靠手机，他俩会不时的给父母打电话报个平安，给儿女发短信询问他们的平安。全家老少离多聚少，无论是作为儿女还是作为父母，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春节回家过年。那时，能见到久违了的父母与儿女。可这个愿望常常不能实现。

　　因为，从晋南这座小城到湖北那个小村，相距几千里，要走两三天，倒好几次车。让他们头疼的不是路远而是车票难买。有七年他买的都是高价车票，“每次都要多花三、四百块钱，有一回票贩子还多要了五百呢”，老杨无奈又心疼的说。

　　有这遭遇的不止老杨一个，还有许多同他一样来自农村的中年人。在陌生的城市，他们不抱怨工作的繁重、住房的简陋、饭食的简单、衣服的粗糙，他们不计较富人的冷眼、市民的疏远，甚至连工资多少都无法自己做主。“来城里就是打工挣钱，又不是来享福。只要过年能回家，这点苦不算啥”，支撑他们的是回家过年的盼头。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可这希望常常成为奢望。

　　因为，他们买不到回家的车票，因为，他们不会网上购票！

　　12月八日，网络疯传一则图片新闻：乌克兰美女帮农民工上网抢火车票。大意是：居住成都的乌克兰女孩儿，得知小区农民工不会使用网络，每年都买不到回家的车票，就学会使用抢票软件并热心帮农民工抢票刷票，被称为“成都最美老外”。一时间，微信用户争相转发，点击量也一路飙升。在微友疯狂转发微信的时候，在国人对她纷纷称赞的时候，我看到了围在美女身边的农民工，看到了他们沧桑的脸庞和无奈、无助的眼神。是啊，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麻烦一个外国人买票呢。

　　中国人总是宽于待人严于律己，我们会称赞外国人的善举，却不承认同胞的善行，甚至会对为民谋利的行动予以批评乃至惩罚。

　　依稀记得，2013年1月广州佛山，叶某夫妇利用自己熟悉网络的优势，为附近农民工刷票取票，每票收取10元“服务费”，其中5元交给铁路部门作手续费。但由于收取费用，且人证物证齐全，该夫妇涉嫌“倒票”被派出所处以刑事拘留。为此，在广州乃至全国，引发了是“助人为乐”还是“黄牛倒票？”的讨论。

　　讨论当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局自然是热闹非凡，不了了之。

　　我不禁在想，多收五元钱，就是“黄牛倒票”，就因此刑拘，那么，多收五十、一百甚至翻倍的“真黄牛”，又该如何处置？农民工住在出租房，没有电脑也不会电脑，没有支付宝也没有签约网银，铁路实名电脑购票为难了谁又方便了谁？天天高喊保障农民工权益，连一张回家的车票都买不到，“权益”二字从何谈起？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的“相关人员”有无考虑支撑民族大厦的农民利益？

　　我在想“成都最美老外”背后折射了什么？

　　我为农民工为底层劳动者一悲。

　　一怒一悲之后，就此打住，我不想空说，也不再空想。唯一能做的是给老杨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抢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