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生”的日子

　　大学梦圆

　　自从高考落榜那一刻起，我就认定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何况我曾经对班主任老师的警醒“考不取大学，将来你拿什么去跟别人竞争”是那么不屑一顾呢？

　　谁知在这个只看文凭的社会里，虽然没有文凭是可以存活，但要想在企事业单位立足没有文凭还真不易；尤其是在塑造人类灵魂的场所——学校，文凭更是一把衡量你教学水准的标尺。

　　进入乡村小学代课纯属偶然，谁知一个学期下来，竟对这个清贫的职业滋生出莫名热爱的情感。倘若欲在教育局定编，光有火一般的工作热情是远远不够的；省教育部门文件明确规定，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学历一律专科化。由江苏教育学院主编主考的各类学历培训课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阶段，何去何从？当初赌气“不读大学照样找得到吃饭的地方”的豪言壮语，此刻在“为人师表”的神圣职责面前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

　　三年学历培训，除了系统学习了小学文科教育的所有专业知识，还开设了教育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一系列公共课程，这些在以后的教学中都派上了用场。

　　“学以致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遗憾的是，这三年学习是函授形式的教学，根本没有找到半点“大学”的感觉。

　　不知是为了给我有一个弥补遗憾的机会，还是上帝的捉弄，那个函授专科只对在编人员有效，没有定编的我自然没有这个资格享受了。我又被晾在那道门槛上，进退两难。

　　说话间，南京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与县教育局联合举办“中文大专脱产班”，虽然与先前函授的小学文科教育是重复的专业，但是要定编只能再投资。

　　筹措这笔培训学费的过程尽管难以启齿，但与能有一次体验大学生活的机会相比，诱惑的动力占了上风。

　　由于脱产学习自身性质的因素，造成一个班级的同学年龄层次相差很大，最小的十八九岁，最大的已近不惑。我当时二十八，属于那种既可以与学长称兄道弟又能跟学弟学妹打成一片的年龄，加之本人外向活泼的天性，三年的脱产学习，确实让我领略了大学生活的斑斓色彩。

　　学习当然是要学的，恋爱也是要谈的，这已经是普通高校的一大特色，何况我们这帮身份特殊的“五大生”呢。

　　因为老师的年龄都很年轻，师生恋也不足为奇；同学之间的正常爱恋更自然不过了，而且成功率很高哦。至于婚外恋，那本来就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再高明的法官也很难断定孰是孰非。

　　考试作弊，是当今高校司空见惯的事情。虽然“六十分万岁”，可不作弊能考及格的人毕竟不多。作弊能否顺利，就要看各人自己的造化了。

　　最难做的就是如我这般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更能深刻地体会到“五大生”处境的尴尬与无奈。

　　不过，回首那三年“五大生”的日子，我还是会有一番感慨，毕竟它是我人生走过的一段旅程，有我曾经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有我孜孜以求追索梦想的脚印，还有我的得失成败酸甜苦辣……

　　梦圆的感觉是快乐的，就好像一个一直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而今真实地握在自己的掌心，有一种欲望满足的快感。

　　梦圆又是下一个梦想放飞的开始，是漫漫求索行程中下一站的起点，快乐也伴随追梦慢慢升腾。

　　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变得美好，人生因为有追梦的旅途而精彩，人生因为有梦圆而快乐。我们的人生也在这无数个梦想的追索与梦圆中得以圆满升华。

　　师生之间

　　因为脱产班的特殊性，师生之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班主任曹老师的年龄跟我们也差不了多少，于是乎，我们上课时是师生，走出教室纯粹是哥们了，我们一起聊天、一起打球、一起喝酒。

　　毕竟他是班主任，他的课尽管都是公共课，大家还是尽量克制，能进教室上课就不赖在宿舍或是溜出去逛街，这也是顾及他的面子吧。

　　可毕竟我们叫脱产班，很多人自制能力有限，偶尔开个小差；再加上大部分同学都是生儿育女的年龄，难免家里会有点小事情。先是请假，而后是先斩后奏，最后干脆就不见人影了。

　　正逢那段麦收农忙季节，我也逃了几天课回家。班主任曹老师唱了几天空城计急了，找我谈话，决定严肃班风学风，因为我是班级的学习委员，要拿我先开刀，希望我能配合。我问他准备怎么处置，他说要我向全班同学的面做自我检讨。我说搞没搞错，从小学到中学，工作都七、八年了，从来还没有做过这种丢脸的事情呢。他坚持说再不整顿无法向学校交代。看他那副认真劲，我也不忍心打击他，毕竟他的出发点不坏嘛。不过，我事先提醒他，我可以做出牺牲，但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他说只要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了，没有效果他就认命了。看来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先是曹老师义正词严的一通说教，而后是我满脸知错悔改状的深刻检讨，心里差点没有笑出声来，我真佩服自己的演技怎么能如此娴熟。我偷眼朝台下看了一下，大家也都低头不语，仿佛一个个都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可是，好景不长，同学们收敛了几天，老毛病又犯了。我跟曹老师说这招不灵吧，他说我服了你们了。

　　毕老师是主课教师之一，他的课诙谐风趣，教学功底深厚，尤其是讲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听他的课确实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所以，他的课，逃课的学生不多。上古代汉语的时候，他看出我们有点提不起精神，就不时在课堂上穿插几句笑话或者几个“小段子”，大家在“哈哈”一笑后，既调整了麻痹的神经，又增强了知识点的记忆，可谓一举两得。

　　另一位主课教师洪老师教我们的现代汉语和外国文学，人很随和，上课按部就班，同学们往往是“小二开店，论人兑汤”，在下面嘀嘀咕咕做些小动作。老师只管上他的课，同学尽情地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大家相安无事。

　　后来，南京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开设了“强化复习班”，有的授课老师就是参与题库编写人员，尤其在勾选考试重点时那种语气让大家群情激昂。“这个知识点肯定会考，那个章节只会考某某题型，而某某内容绝对不会考到……”好像他看到试卷似的，而我们把他奉为神明，不会有半点怀疑，尽管到试题发下来之后我们有过被骗的感觉，到了下一次“强化复习班”开办的时候，大家还是一窝蜂地挤着报名，继续虔诚地接受他的愚弄。

　　最后一学期有很多同学干脆在家自学，教室也不进了。我的《写作》和《文学概论》就是自学通过的，《写作》的教材我连翻都没有翻就进了考场，分数出来后，我一看正好六十分，谢天谢地啊。

　　比起正统的普通高校，这种脱产班只能是徒有虚名罢了。三年下来，除了拿一张文凭，其他得到的东西确实很少。师生之间的情谊也明显存在着一层隔膜，比起小学、中学的那份师生感情要淡薄得多。

　　毕业10多年了，从没有谁提议过师生再聚一聚，或许真的聚到了一起，也找不到什么话题了吧？但又想来，有空的时候，大家聚聚也没有什么坏处，相逢本来就是一种缘分嘛。

　　友谊之花

　　如果中学时代的同学情是淡雅的茉莉，那么此刻的同窗情谊就是那开满山野的杜鹃，有点肆意，更有一份散漫。

　　班委会的成员里，秀是班长，也是女生的中心；成是副班长，我是学习委员，我们则是男生的代言。

　　由于所谓的班务，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开会，会后难免要找一个借口“腐败”一下；于是班主任是少不了的，秀的闺蜜叫慧，琴又是慧的要好姐妹，栗是我的室友，也是成的同乡，大家往往是一呼百应，一桌人轻松聚齐，不需什么山珍海味，几个家常小菜，两瓶家乡的老酒“第一泉”，足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酣畅淋漓；席间，不谈什么师生的尊卑，也没有什么女士优先，要喝就喝的痛快，在酒瓶面前人人平等，“滴酒三杯”的罚则是适用所有人的。当时情景，老师可以倒在桌下，不必顾忌什么面子；女生可以抛开淑女的伪装，大声说笑骂爹骂娘；男生嘛，这时候更可以是无忌惮，只要不是太过分，开心才是第一要务。

　　说来惭愧，有几个年轻的学弟学妹，那可真是来正经读书的，除了把本专业的课程学好外，还有选修英语专业的。我们背地还笑他们说：“真把这里当成大学了。”

　　像我们，本来就是过了学习的黄金时期，整天坐在教室里不闷出病来才怪。但是，为了那个六十分，我们也要临时抱抱佛脚的。考前一个礼拜，也像当年中学读书的样子，早晨书声朗朗，五更鸡鸣时还在挑灯夜战。

　　不是没有自信，临上考场前我们还是会让班主任跟学弟学妹打个招呼：“都是同窗兄弟姐妹，大家考试时要发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光荣传统啊！”学弟学妹吃吃的笑，我们一帮学哥学姐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好意思。

　　其实，运气好的时候，碰到面善的监考老师，我们也会放肆一点，直接把书本带进考场，只是作弊的手段要隐蔽一些，不被上级巡视抓到就好。

　　考分公布的那一天，又是值得庆祝的时刻。个别不及格的同学面带愁容，也经不住我们的怂恿：“不及格算什么啊，补考时想想办法呗！”然后，大家都满面春光了。

　　有时想疯找不到“腐败”的理由，我们也会开动脑筋：碰到谁生日啊，我们会凑在一起为他（她）庆贺；有谁爱人来学校探望，我们说聚一聚替他（她）接风洗尘；看谁的爱人工作忙没有时间过来，我们就杀到他（她）的家里去表示慰问……

　　三年下来，我们竟与同学的爱人们也缔结了深厚的友谊，也许有人感觉这份友情有点另类，但在我们的心底，是一样的珍贵，爱屋及乌吧。

　　天生我材

　　也许是脱产的关系，大家平时都很散漫；但如果学校安排一个任务下来，谁都不会推辞。

　　别看是一个三、四十人的小集体，那里面可是卧虎藏龙呢。

　　有一次，班主任曹老师风风火火地过来找我说第二天有一个上级领导临时来学校检查工作，要我们连夜突击把学校的宣传橱窗内容换掉。

　　我说不要着急，文化宣传之类的事情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不应该算是难事。

　　我一边安排人去购买纸笔颜料，一边把平时班级里书法好的几个人召集起来。他们说到哪里去找素材组稿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

　　我让班级所有人把手边的报刊杂志全部贡献出来，大家齐动手，凡是“针砭时事的杂文评论”、“文艺作品的鉴赏评析”之类的文章全部一网打尽。

　　不一会，几十篇文章海选结束。紧接着，大家围绕“时事专题评论”和“文艺作品赏析”两个板块开始对海选的文章做第二轮筛选。

　　最后，等到大家把公认的精品文章挑选出来的时候，刚才出去购买纸笔颜料的同学正好也赶到了。

　　我把题目与正文的版面勾勒好以后，让几个平时龙飞凤舞的书法大侠上场了。只见他们一个个卷衣抹袖，挥毫泼墨。不一会功夫，一张张行云流水般的作品便大功告成了。

　　正当大家对大侠的书法啧啧称叹之际，偶有叹息之声传来，怎么回事？他们说画面显得过于单调。

　　我说“不急不急”，随手接过大侠手中的毛笔，在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料盒里轻轻一蘸，三下五除二，一个个五色缤纷的题图和尾花便跃然纸上。

　　同学们又是一阵惊呼。

　　我跟大家调侃说“学了几年的美术，没有想到今天派上用场啦。”

　　我一边让在一旁看热闹的同学把纸笔颜料收拾停当，一边派人通知班主任曹老师准备酒菜，大家忙乎半天，起码要来一个小小的庆功吧？

　　曹老师哪有推辞的理由，我们刚把晾干的作品挂进橱窗，那边的酒菜也已备好，接下去就是觥筹交错不也乐乎啦。

　　不是自己夸口，这事摊在英语班同学的头上，马上就见出高低了。

　　这也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吧。他们值编的那一期，无论从稿件的质量还是版面的效果，都是无法与我们比拟的。

　　后来，学校干脆就把宣传橱窗交给我们中文班了。

　　这也应了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吧？

　　玫瑰悄然开放

　　玫瑰的花语是代表爱情。

　　在我们这个集体里，爱情却被赋予了多重涵义。

　　金同学和朱同学，一个未婚，一个未嫁。在三年的朝夕相处中，慢慢产生了爱慕之情。此事本无可厚非，可朱同学当时找到我，说金同学在追求她，问我对金同学的看法。成人之美，积善积德。而我当时也不知是出于何种缘由，给朱同学谈了很多“门当户对”的道理，因为在大家的眼里，他们家庭的物质基础是有悬殊的，或许我当时是过来者的经验在作祟吧。最后在朱同学再三追问下，我说出了我的观点：“你们不适合。”据说，他们俩最终却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家庭。如果今后有机会见到他们的话，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们了。

　　曹同学与范同学，一个已婚，一个单身。是对英语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拉近了距离。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受着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时无法接受他们。作为班干部，我们有责任制止他们，不想让他们误入歧途。而曹同学也振振有词，说以前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没有感情的婚姻，那也是不道德的婚姻；眼下的爱情才是发自各自肺腑的真情实意。我们这边越是竭力规劝，他们那边的感情越是急剧升温；后来干脆从明里转入地下。现在10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修成正果，只能祝福他们了。

　　栗同学与张同学，一个是我的室友，一个是幼师班的女生。他们俩是来自同一乡镇，在周末回家的同路上相互产生了爱意。栗同学偶尔会在我耳边冒出“不尽如意”的想法，我总会在一旁给他敲响警钟，爱一个人要发自内心，也许她没有花一样的容貌，但她有金子一般纯洁的心灵。栗同学在我成篇累牍的说教中，慢慢地少了消极的抱怨，渐渐地开始接纳我的婚姻观：世事没有完美无缺的，婚姻也不例外。我不知道我当时的爱情箴言是成全了他还是祸害了他呢？但愿我们将来有缘再见的时候，他不会怪罪我就好。

　　我是一个活泼外向的人，天生一副与人为善的心肠，与女人更是有割不断的机缘。

　　一次，我老婆同校的教师来我们学校进修，我当然要尽地主之宜。正在吃饭之时，有同学在门外搞恶作剧，大声叫：“胡，你老婆找你。”我出门一看，是同班级女生找我有事。我老婆的同事明知是玩笑，他却回到学校在我老婆面前发扬光大，害得我岳母在我们夫妻拌嘴时责怪，说我现在读了大专了，眼光高了，看不上我老婆了。这不是把我当成是“陈世美”啦？真是“人言可畏”啊！我去找我老婆的那个同事兴师问罪，他不仅不向我赔不是，却反咬我一口，说当初他真真切切看到有女人在找我啊。我差点没有晕死。其实，我也知道他在跟我闹着玩呢。

　　曹老师的老婆也是一个醋罐子，看他经常跟女学生在一起厮混，夫妻也没少吵架。

　　唉，玫瑰到了开放的季节，是抵挡不了的。

　　强化复习班

　　由于我们每次开考的课程与自考同步，因此南京师范大学每学期都会于考前一个月在本校举办强化复习班，基本上为期一周时间。

　　也许这也是一条捷径吧。

　　据说，安排强化复习班授课的老师大多数都是参加过自考题库命题的。他们授课时那种绝对权威的语气，让我们一个个把他们视若神明。

　　“同学们，这一章节就不要看了，考试是不会考的。”

　　“同学们，这一部分是重点内容，要考就考高分值类型的题目。”

　　“同学们，这个知识点要稍微注意一下，会考选择、填空之类的题型。”

　　……

　　我们也一改往日散漫的习性，一个个危襟正坐，表情严肃，深怕漏听了一个知识点。

　　回到旅馆，也不敢再夜夜笙歌，谈笑风生了；而是一个个俯首伏案，专心致志地整理听课笔记来。

　　其实，这种强化辅导的方式也并非百发百中，也有押题跑偏的时候，关键还是平时的功夫。

　　我就是因为一味地迷信他们吃过苦头。

　　学校开设“文学概论”、“写作”课的那个学期，我自认为写作功底还行，文学概论也无非是些名词、概念之类的东西，便三天两头找借口请假逃课，心想：“六十分应该没有问题。”

　　一学期一次的强化辅导开始了，我信心百倍地走进课堂，由于平时缺乏系统的学习，辅导老师在勾划重点的时候，我有点雾里看花。尽管后来没日没夜的死记硬背，最终结果还是“写作”及格，“文学概论”亮了红灯，只好来年补考。

　　学习来不得半点虚假，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

　　强化辅导也不例外，它也需要学生功夫做在前头，老师只能根据考试大纲给你提纲挈领地梳理一下脉络。

　　这一回我不再侥幸，而是乖乖地把“文学概论”从头到尾细细咀嚼了一遍。因为强化辅导的内容基本没有多大的差别，这次也就没有必要再去交这个辅导费用了。

　　有的同学由于家庭经济或者其他条件的限制，从来没有去参加过这种强化复习班。他们至多去找培训的同学抄一抄听课笔记，最终也都顺利及格。

　　说白了，主考学校也许就是抓住大家这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开设这些强化复习班，让你心甘情愿地将荷包里的铜钱送到他们的囊中。

　　尴尬的课堂教学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六十分万岁”成了大学校园里盛行的学习风气。我们虽然不是正统的高校生，这方面的衣钵倒是一脉相承。

　　上毕老师的课，也是大家最开心的。他看到大家听课恹恹欲睡的时候，便会说段笑话来提提神。

　　他教过的脱产班已经毕业好多届了，其间发生的笑话信手拈来。

　　话说有一位男生，在非周末的时段要请假回家，老师问其缘由，当时既不是春种的时令，又不到秋收的节气，连他自己也找不出来什么借口，最后被逼得满脸通红：“老师，我想孩子了，想回家看看。”老师笑着说：“想孩子是假，想大人是真吧？”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这个成了男生宿舍讨论几率最高的话题。

　　每到晚自修结束，洗漱完毕，大家便打开了这个话匣子。

　　一个说：“喂，你说那个男生一个礼拜要回家两次，究竟能做多少次呀？”

　　另一个说：“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又有一个说：“一般人一周做两次正常。”

　　马上有人说：“也有人一天做两三次的。”

　　“瞎说吧，我怎么做完一次就瞌睡呢？”一个人开始理论联系实际起来。

　　“那是你有问题啦！”一个人幸灾乐祸的口气。

　　“你才有问题呢。”那人怎肯服输？俗话说，男人什么都可以说，就是不能说不行。

　　“哈哈哈……”有人发出一阵浪荡的笑。

　　“睡觉，睡觉。兴奋过头当心夜里跑马啊。”宿舍舍长发话了，大家才稍稍收敛。

　　如果课堂气氛太沉闷，你可以选择看自己喜欢的书，或者干脆趴在桌上打瞌睡，一般是没有老师会去打搅你的。

　　自从主考学校开设了强化复习班，进教室上课的同学也越来越少，学校也不管的太多，只要你把学费交齐似乎就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了。

　　为了那一纸文凭，只要每门考试“六十分”即可，没有人在乎你是怎么教，他们又是怎么学的。

　　最后一学期，听说教室直接门可罗雀了。

　　这也许就是后来这张文凭没有派上用场的前兆吧？

　　美丽的谎言

　　1999年的上半年，也是我们这次脱产学习班的最后一学期，大家都在为各自心中的那份憧憬在默默地努力着。

　　也许是“脱产”这副光鲜的外衣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通过最后一门考试后的甜蜜等待最终变成了一场噩梦。

　　在得知县教育局文件“停止办理所有‘五大生’的聘干手续”时，我已经知道这三年的心血和那近两万元的费用只能付诸东流了。

　　等待毕业证书发放的时候，我也明白那张纸片与废纸没有什么质的差别，干脆就不准备要那一张文凭了。

　　暑假结束后，我继续回到乡村小学的课堂上，麻木地挨着那一日一日逝去的光阴。

　　其实，当初江苏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科函授毕业时，如果咬咬牙拿出三五千块托人去找找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混进那批“聘干”的队伍里，是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在作祟，硬是打肿脸充胖子，想通过自己的实力冠冕堂皇地跻身“正规军”的行列。

　　眼瞅着“竹篮打水”已成定局，何况世上本来就没有卖后悔的药。

　　此刻适逢教师岗位调整，乡教育办公室会议决定将我调动到相距几公里外的邻村小学去代课。

　　我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打破了，还是那点微薄的工资，再加上交通也不便，还有我家里的十几亩责任田怎么办？

　　我必须要作一个抉择，继续执着那崇高而清贫的职业，还是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

　　最后，是校长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坚定了我的信念：“你还年轻，走出去也许可以闯出一片天地来。”

　　心意已决，便开始张罗外出打工前的准备。

　　这时候，我想到了那张曾经发誓不要索取的文凭。

　　我知道，在家种地无所谓，真的出去了，没有那玩意可真的不容易。

　　我强忍着心痛再次踏进进修学校的大门，发证的老头告诉我：“领证之前，必须先办理‘农转非’户口。”

　　我只能苦笑，当时市面上一个‘农转非’户口才280块，可他们手续费要500块。

　　等我费尽周折转悠了一圈，捧着那张毕业证书和‘农转非’户口的“粮油本”时，差点没有落下泪来。

　　心想：当年父母吃尽千辛万苦想为让我拿到这个“粮油本”而能跳出“农门”，如今拿到这个“本子”却又是另一番光景了，真是天意弄人啊。

　　尽管后来在上海人才市场求职时，我的这张文凭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但如果没有它，有时连个人简历都无法投递进去。比起那些花几百块买来的学历，起码我面试的时候心里是踏实的，细细想来，也有一丝安慰。

　　到现在，我的那个“粮油本”还保存在我的书柜里，虽然从来没有用过，就算是那段“五大生”日子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