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函山下话囯翰 
马国翰这个名字过去不为太多的人们所知，清代历史漫长，风云人物又太多。然而中国的史书，尤其山东及济南，是应该有这个人一席之地的。
他是地道的济南人，他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玉函山房”。“玉函山房”，取自济南南郊的玉函山。相传汉武帝东巡路过此山，得一玉函，因得名。玉函山现称兴隆山，早些时候我到过兴隆山顶，道路崎岖难行，那里有个部队的雷达站。从山上望去，山南悬崖陡峭，气势雄伟，山北植被茂密，密不透风，景色宜人。
济南地形南山北水，黄河在市北贴城流过，市南群山如屏障般连绵。济南战役时南部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要塞，至今兴隆山上仍有碉堡等存留。
马国翰年轻时曾在这一带农村教书，书斋就以玉函山房命名。其实他的原籍在历城大柳树村，曾祖父时迁居历城权府庄。
国翰自幼跟随做知县的父亲读书，博览经史，文思敏捷。19岁时，在家乡考中秀才。此后近20年，以教书为业。道光十一年中举人，次年考中进士。历任陕西敷城、石泉、云阳知县。1838年因“政绩卓越”得到皇帝召见。后以“去家既久，坟墓庐舍均须修治”为由，辞官回故里。道光二十四年出任陕西陇州知州。咸丰三年因病辞官回乡。1857年去世，葬于历城县九里山南麓。
九里山位于现今全福立交桥旁，40岁以上的很多“老济南”都知道它。济南很多地方是按距城路程来起名的，此山很小，名气不大，现在已被建筑物覆盖，使得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
据史料载，九里山曾是汉代名将韩信破历下的驻军地。清道光《济南府志》云:“韩信破历下，尝驻于此”。汉高帝三年，刘邦派大将韩信领兵击齐，韩信从平原渡黄河，屯兵于九里山。齐王田广受骗，撤去了防御历下的兵备，韩信乘虚破历下，直攻齐都临淄，齐王大败，历下遂归于汉。
马国翰生活的时代，汉学盛行。受此学风影响，早年即对许多珍贵古籍的散落深为痛惜，决心做一番古书辑佚工作。他在乡间教书时，每见异书便抄录下来；中进士后，步入官场，薪俸多用于购书，日积月累，共购买各类书籍达57000余卷。他“殚心搜讨，不遗余力，晚归林下，犹复孜孜，纂辑无虚日”，把唐代以前已经散亡、毁失的古书，从各种著作的注释和引文里，从许多有关文献保留的片辞只字中剔抉出来，加以考证，辨别真伪，然后分门别类汇纂成册，定名为《玉函山房辑佚书》。该书分为经、史、诸子3编，700多卷，共辑佚书594种，并自作序录冠于每种之首。《玉函山房辑佚书》是一部文献学的浩繁巨著，它为搜集和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作出了可贵贡献。居家期间，他还利用闲暇，收集流传民间的谚语，编成《农谚》1卷；撰写了《月令七十二候诗自注》、《夏小正诗自注》等有关农业季节、物候的诗文著作。
马国翰对当时辑佚界现状比较熟悉，故能在辑佚中充分利用前贤辑佚成果，并加补缀、校勘。此辑佚并非简单地继承前人成果，而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补充、提高，但又不掩前人之功。
道光二十四年，马国翰升任陕西陇州知州。这时，《玉函山房辑佚书》巨著已基本完成，马国翰请人开雕《玉函山房辑佚书》。并准备印行。他一面刊刻，一面继续修订，至道光二十九年春，经、子二编的印版全部刻成。这一年，他还写成了考订经义的读书札记《目耕帖》三十一卷。咸丰三年，马国翰因病辞官回乡，到咸丰七年他六十四岁时，在家乡去世。
马国翰殁后，刻板归其女儿李氏家藏。同治九年，济南泺源书院山长匡源，请山东巡抚丁宝桢协助，从马国翰亲属处借出《玉函山房辑佚书》书板，经过进一步整理，于4年后连同《目耕帖》一并印刷，分订100册行世，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光绪甲申年山东观察史陈画卿又奉命重印此书。三年后,河北玉田县蒋式星看了此书后,写了影响深远的《书后三篇》,引起李氏和马氏后人的极大关注，并取出全部藏版按八音分为金、石、丝、竹、水、土、草、木、日、月、星共十一函系统整理,并写有光绪十五年乙丑仲春重校绣江李氏藏版印记。现存于山东大学图书馆和山东省博物馆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便是这一版本。
山东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闻悉章丘西鹅庄李廷棨后人宅有藏版,便邀书友邢兰田先生六次前来考察、探问,欲想重金购买藏版,李氏后人遵循“绝不出售先人遗墨印版”的祖训,使二位访客不果而归,只写出了《鹅庄访书记》一文在京发表。
1999年的8月,秋雨连绵。章丘埠村镇西鹅庄村民李应顺宅院之中，南屋西山墙漏雨,砖瓦下的土坯墙在渗水的连续浸泡下,开始坍塌。李应顺登上搬来梯子，朝塌了的墙里一瞧,顿时惊异万状。原来,山墙竟是一道双层夹壁墙,墙中堆积着山丘似的一堆跟书本一般大小的木板。取出一块细看,竟然是古代印书的木质雕版。
李氏家族如获至宝,又惊又喜,全家开始夜忙昼歇,一直搬运了半月,家中西北角的二层阁楼被这些雕版足足占了一间半屋的空间。经过辨认这原是李氏先族李廷棨和他儿女亲家马国翰的遗物。李应顺是李廷棨的第五世族孙。
李廷棨(1789年-1849年),字戟门。清末著名学者、藏书家。他自幼聪慧，道光九年(1829年),李廷棨以三甲十四名考中进士,后在出任河北新县县令。他为官清廉正直，在开始由北向南的仕途生涯同时，也陆续展开了著述和雕版印刷的工作。《历城县志》云:李廷棨为秀才时“每见优书,手自抄录,及县令廉奉所入,悉以购书,积至57000余册”。
两位相同教书生涯、官场经历,加之密友挚亲关系的人,感情非同一般。进入官场后,二人书信往来频繁,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刻版印书。李廷棨官至顺天府尹,深得天子信任和重用,年仅60岁他便卒于府上,书版便由马国翰掌管,但马国翰继子贪婪,想独占家业,马国翰便将雕版逐渐运往李家,由女婿、女儿盖起夹壁屋三间,将雕版严加珍藏。
历经150余年的藏版,今朝重见天日,李应顺却喜中存忧。后经合家同商共议,决定捐献给章丘博物馆。全部雕版累计5966张,计11023页。书籍623部、873卷,约计450万字,内容涉及经书、历史、教育、小说、诗赋、评论等。
经过省、市专家学者的考证,认为李应顺家藏雕版的发现和捐献,对古文献学、古书印刷版本研究的贡献将起到巨大的作用。章丘市政府研究决定,奖励李应顺一家数量不菲的信用社存款一宗和农用拖拉机一辆。
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不仅是辑书史上的一项空前成就，而且解决了当时学者们到处翻查大量古籍的烦难，为他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批雕版中有近十种书目在现存的中国各地藏书中没有印书，其中像《尚书逸篇》、《尚书古文训》等，《中国丛书编录》和《山东文献书目》中都没有登录。这些原版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同时，一次性发现这么多名家著作原版，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这批雕版对研究清代山东的印刷技术、印刷史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个文人去了，留下了一座坟茔、千张雕版，以及那近六百种七百多卷的资料书籍。或许他没有而今泉城广场上耸立的座座铜像那般高大，那般伟岸，那般如雷贯耳。但是，在中华民族浩渺的史册里，依然显现着他独特的光芒。一如那荧荧烛火，照亮着文献者之路，引导着人们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