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淬火的青春最美
一部小说影响几代人，并且长久产生共鸣，这很不多见，《青春之歌》就是。
最早知道并且阅读这部书，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的读书是懵懂的，只是因为《青春之歌》这个书名便引起了一种好奇、一种共鸣。在现在看来，那不过是青春的萌动。正是因为青春的萌动，不管是生理的，或者社会的，都会激起知晓、拥抱的欲望。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功成名就的人也都处在人生的旺盛期，《青春之歌》引起关注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作品发表后，在全国影响空前，人们似乎不提到《青春之歌》就好像落伍了一样。作品里的人物林道静一时间成了人们乐道的“新闻人物”。但读懂一部书就不那么容易了，我想，大多数的人读《青春之歌》，或者也和我一样是囫囵吞枣的，目的不过是“追潮”，显示自己并不落后于时代，如同现在的跟风。读懂的人当然也有，但在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群里，能够真正读懂作品，或者说在艺术风格上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恐怕凤毛麟角。所以当时的我，对于这样的具有时代穿透力的作品，除了膜拜和记住几个人物，别无其他。
60年过去，一部留下时代光辉印记的作品，应该有个追溯，以此来纪念作家杨沫，很有意义的，就好像走了好长一段路，回头望望，来路在哪里？所以再次捧读《青春之歌》，品评的胆子就有了。然而，在向经典致敬之余，虽能增加几分勇气，可也并不轻松。因为有关小说的内容、主题的评论，实在太多，且多已成定论，故不便多说。个人的所谓书评，实为肤浅之漫谈，仅此而已。
清纯朴素，引读者进入庄严的故事
杨沫写《青春之歌》是在1952年，作者当时的年龄应该是三十多岁，经历了青春岁月，正好写青春。而我们的国家刚刚成立，需要点燃激情建设新中国。在文学领域，社会的大背景需要产生鼓舞人心的力作。况且那个时候正是倡导婚姻自由的时候，改变妇女被压迫的命运，仍是新中国面临的问题之一。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批倡导婚姻自由的作品问世，社会反响强烈，众多的社会因素给作者留下了创作空间。另外，在党的“百花齐放”方针的指引下，激起了文学爱好者的热情，文学创作开始出现空前的繁荣。
作品是从视觉图像展开的。一开始，进入读者视野的是个近乎无助的女孩子，刚刚高中毕业，带着一堆巧小的民族乐器，出现在火车。她是这样一个角色：十七八岁，纯美，浑身上下全是白色，没有同伴，朴素而孤单的美丽少女，引起了车上旅客的注意。留给人们的是惊异的惋惜的眼色。阅读这个场景，读者的脑海里自然会产生悬念：一个清纯的女孩子，她叫什么？要去干什么？
杨沫在那个年代，就是主人公这样的清纯女孩子。
主人公林道静出场后，开始了朴素、苦涩的生活里程，她的命运的坎坷并没有因为离家出走而得到改变，相反，更世俗更丑恶更艰辛正等着她，而这些又都是自然而然的。主人公遇到的脚夫、醉老头、跳海的母女、粗暴的洋人奴仆和海边的外国人和中国的少爷、小姐，作为时代背景的浓缩，预示着主人公命运将在夹缝中展开。余敬堂这个人物在作品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对主人公来说是重要的，他的唯一贡献是让主人公感受到了社会的丑恶，没有丑恶的揭露，就没有反抗的开始，这实际也是情节的铺垫，为故事发展人物性格渐成及展示起到了“水到渠成”的作用。在林道静和那母女一样扑向大海的时候，谁来挽救？余永泽的出现，主人公命运出现转机，林道静怀着初始的感激，渐而思想成熟。校友的来信也促进了这种成熟。当憧憬被信任的人所爱的人打破之后，主人公才在“颠破流离”中寻找出路，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深入民众之际，小知识分子投入爱国斗争参加革命恰逢当时。故事的延伸发展也就有了清晰的脉络和主线。
我看过了一些关于作者的资料，知道了杨沫当过小学教员，就这部小说而言，的确就是自传体小说，这充分说明一个作家写身边的事儿经历的事儿最有长处，但这种长处需要社会的大背景给予营养。而这时的中国，还在黑暗中踽踽而行。
人的青春是有限的，《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没有被污浊，没有沉沦，反而逆境前进，就是到了东北再次当小学教员时，初见江涛（李孟瑜）之前，“她把信看一遍，放在桌上，一个人笑笑，一会儿又拿起来再看一遍，又笑笑。再看再笑——再笑再看。”也没有摆脱个性的清纯，正如作品描写的那样：“无论她的外形和内心全洋溢着一种美丽的青春的气息，正像这春天的早晨一样。”
然而，腐朽的社会，春天也是扭曲的。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东三省，中国人民再次面临命运的抉择。经过了“五四”运动，人民开始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说它是“清纯人叙说庄严的故事”。这个“庄严的故事”自然就是挽救民族危亡。作者和主人公“同时”登场了。
青春是美丽的，但需要奋斗来装扮她。
峥嵘岁月，一批人选择了青春担当
抗战初期，中国革命可谓是进入淬火的年代，因为这个时候关系到了一个民族的生存。“九一八”事变后，“从山海关外开进关里的火车忽然一辆辆全装满了哭哭叫叫逃难的人”，面对即将到来亡国之痛，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尤其是热血青年。卢嘉川出现了，他给林道静的印象是“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谈出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在林道静“激昂的爱国热情战胜了个人的伤感”时，“常想自己该有一个纯洁高尚的灵魂，这个灵魂要不为世上任何污浊、物欲所熏染。”当她在余永泽粗暴对待老佃户和托付罗大方通过别人巴结胡适之后，与余永泽“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的虹彩，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看透了余永泽的自私与平庸，但接触了卢嘉川，“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这些带有议论性的叙述，或者说是心理活动，对林道静选择加入革命洪流起到了诠释作用。
作品中的“三一八”纪念大会后，林道静走进了更多的故事冲突，到了散发传单，与余永泽、卢嘉川、戴愉、许宁、王晓燕、徐辉、胡梦安等众多人物产生交集，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了更多着墨。显示了斗争的复杂，也衬托了主人公在挫折面前信念的坚定。正是一群处于青春期的人，赶上了猝火的年代，故事才有了意义，而且有那些没有出场的“重量级”人物陪衬，林的命运也就扣紧了读者心弦。实际上，每个作家在塑造人物时，都注意在主人公一出场时就抓住读者的眼睛，故事的情节也尽可能曲折有趣，但到了作品的“硬肋”，往往力不从心，并且有可能失去吸引力。读者希望看到新的变化，希望主角能克服自身的缺点，人物更加丰满。这时，作家就更需要着眼主角如何去改变自己的情感和观念，让读者不断地去追踪他（她）或他们的历险，人际关系的变化及成长的心路历程。
《青春之歌》正是紧紧抓住了时代担当这一主题，让主角的青春放射出了夺目光彩。主人公林道静在宋郁彬家教书的情节写的细腻也写的感人，写出了阶级之间的隔膜，也写出了主人公的情感变化，特别是与宋家长工郑德富的偶遇和陈大娘的相知，还有为王老增“挡驾”免遭宋贵堂的殴打，长工们夜割麦子，与宋家的斗智斗勇，是主人公思想发生变化的闪光点，这地方的细节描写是作品精湛的地方之一。各类人物性格跃然纸上，主人公革命青年的形象跃然而立。小说写到主人公被捕和在监狱同敌人的斗争，那是猝火的青春的全面展示。主人公就这样一步步丰满起来，由清纯走向成熟，及至到后来，在北大成了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作品的后半部分，作家也是经过精心雕琢的，以团结更多青年学子参加时代洪流为主题，重点写了王晓燕，通过设置悬念去写王晓燕的纯洁、彷徨和新的觉醒。在写了敌人的卑鄙、手段的残忍时，把胡梦安、戴瑜推到了“前台”，保持了人物发展的完整性。在写青年学子参加爱国行动时，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后半部分，虽然着墨的人物众多，但杂而不乱。更重要的是把青春热血和责任担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也就赋予了作品的时代意义。
成功之作，契合了时代回响
人是要有时代担当的，尤其是在文学作品里，主人公若没有时代担当，那么这部作品就很难成为上乘之作。《青春之歌》之所以成功，并且一发表就产生轰动，根源在于提出了划时代的命题，就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跟上时代节拍，去创造美好的生活。作品虽然把女性解放、英雄崇拜、探求生命意义放在了显要位置，但根本还是个人发展成功要与国家命运相联系，没有广阔的视野，没有大局的高度，要写出一部成功的作品，并且成为经典，实际上是很难的事情。
人处于青春阶段，有梦想甚或称为幻想，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追索的阶段、冒险的阶段。林道静为了逃避“孤苦”，避免当"玩物"和"花瓶"离开家庭，但她没有找到平安和幸福，反而遭受了许多的挫折，也就是在历经挫折时，她看到了社会的原貌。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到了东北，她的思想受到触动。从此，她的命运就与抗战相联系，与国家前途相联系。
有人说，写小说是为了供人消遣。我不同意这句话。在一些人看来，写作是为了满足难以抵制的冲动和情感，是为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或者是为了获取商业报酬，但并非都是这样。因为许多大作家并不是依赖于取悦大众来维持生计或显赫发达。作家应该给时代提供健康的思想、健康的营养，否则，就没有了文学存在的意义。作家不能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能把丑恶当做“美”来宣扬，低级趣味的东西虽然可以一时博得人们的眼球，但终究是不会长久的。没有一种伪艺术能够长盛不衰，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就是短时期为人们所接受，也不具有普遍意义。
《青春之歌》作为经典之作，发行量很大，已经深入人心，毋庸赘述。就是现在捧读，仍然闪烁着时代的光辉。青年的热情力量一旦与时代相结合，就会产生社会张力，潮流也就是这样形成的。当然，潮流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而不是起反面作用。否则也就谈不到成功与不成功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青春之歌》作为抗战题材的经典作品，永远不会过时，这是不可否认的。产生时代回响的原因也在这里。
拜读经典，感受艺术的芬芳
写小说不是喊口号，小说是通过人物形象、通过一连串的故事吸引读者的，应该是读者在看小说时与作者一同走进形象化的空间，是读者与作者的一种对话，并在“对话中”被感染。所以一定的艺术、一定的技巧应该在小说中有所体现。有的小说，题材很好，主题鲜明，可就是吸引不了读者，究其原因，则是艺术问题。《青春之歌》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
说历史真实，是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那段历史，那段社会面貌，人物是虚构的，故事是真实的。通过阅读作品，可以真实感受到青年学生投身抗战的场景，其思想高度是随着真实的故事而得到完美的展现。前些年的那些“抗日神剧”就不是这样，一味地追求感官刺激，结果把历史颠倒了，好像日本鬼子都是一伙蠢猪；抗战历史不在艰苦卓绝，而是戏剧化的“调味品”；还有的把野兽写得很善良，侵略变成了正当的事情。真不知道这样的作品是怎么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的。不可否认，有些作者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通过读书是可以弥补的，可惜连读书也没读，结果写出来的作品百孔千疮，仅仅迎合了“粉丝”们的口味，尽管艺术缺失，腰包则鼓鼓，所以目标达到一切万事大吉。造成了文坛乱象丛生，炒作犹同销售高价住房。
打住话题，让我们来看看《青春之歌》的艺术性。
小说以顺叙开头，没有冗长的背景交代，而是直接把主人公推到读者面前，通过视觉图抓住读者看下去的欲望。不得不说的是，中国许多小说脱胎于“说书”，以至到今天，有的小说在开头还在做冗长的交代，作者不厌其烦地交代复杂的背景（或者称之为“铺垫”），摇着头在那里“诗曰”“话说”，殊不知这样做适得其反，读者看不到有血有肉的人物，兴趣自会大打折扣。小说是形象的艺术，光在哪里“白活”，读者是不买账的。《青春之歌》在当时已经是创新了。再反观当下，不少小说仍沉迷于说书类写法，好像不给人天花乱坠的感觉，小说就没市场一样。而作品的内涵，倒是写作者不大关心的，读者爱看热闹这不假，喜欢快餐也不假，但是没有思想没有启迪，这样的小说能够活得长久吗？
《青春之歌》采取了线性结构，没有多条线交叉的多层面结构，但这并不妨碍小说结构的“精致”。 精选的故事情节成为了《青春之歌》一大特色。众所周知，故事情节是小说的脊骨。作者在设计主角时，让她在预定的道路上一步步地前进，而前进的道路上又有一个个的坑穴，林道静一步步地排除这些障碍，虽然有时柳暗花明，但风险一个接一个，一张一弛起伏跌宕，这无疑起到了引起读者激情反应的效果。
作品用各种生动、具体的场景刻画了各种人物，这与情节紧密相连。作品里的身体描绘、心理流露和对已逝年代、人物的回忆，许多都是通过倒叙、插叙来完成的，从而使人物在上下文中清晰地呈现出来，林道静的出场就是采取了这种办法。除此之外，作品让她与其他人物相互影响，或者在某个具体、细致的环境中活动，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林道静这个形象。通过对林道静的描写，我们可以知道，经过精心雕琢、抒写人的情感、挖掘深邃美丽的内核，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在《青春之歌》里，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描写起到了丰润的作用，一面使故事连贯，一面揭示了人物性格。
小说的语言是准确的，语气描绘场景也很到位，特别是在紧张的氛围更是这样。有的地方看上去很沉闷，但是却有了“此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描写宋家老长工的那个场面就是这样。可见，锤炼语言在小说里已经达到了相应的高度。但也有在今天看来略显概念化的痕迹，这不能怪作者，是她所处的写作年代的社会环境使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社会在发展，语言在变化，这是不能苛求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原汁原味。
小说在叙事技巧上，也着重于人物特征的刻画，在写与余永泽的接触中，有浪漫情节的描写，以致林道静崇拜“诗人骑士”，在写他们发生激烈情感冲突时，形态、动作、语言的描绘都做得恰到好处。与其他人物，在林道静身上，也有亲密无间的片刻，也有隔阂的时期，有互相伤害，互相误解，欠下人情债，但这些都在改变，并在这些人物身上留下烙印。卢嘉川是小说里的重要人物，可在后半部分，作者把他作为了暗线，牵动着林道静的情感，到了最后，卢嘉川的牺牲，更坚定了主人公的必胜信念，林道静这个人物便在读者那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部优秀的小说，需要扎根于事实，也需要虚构，但虚构必须是来源于真实。《青春之歌》无论从思想性方面讲还是艺术性方面讲，都是值得称道的，这也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在小说出版60年之际，在欣赏之余，我们以此纪念杨沫，为的是有更多精品力作出现，同时也激励有志青年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
真诚地希望有更多拥抱美好青春的作品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