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之花在抗战烽火中绽放
【引言】
深秋了，是雏菊开花的季节，也是我最思念父亲母亲的时候。雨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天，天不见有转晴的迹象，到处是积水的大地，就像我此刻站在双亲墓前的心情一样，被深深浸透着。
父亲面容慈祥，稳重幽默，才华横溢，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他生前对我的轻声教诲仿佛一直响在耳边；母亲生前的样子，目光柔和，皮肤白晰，性格文静，美丽优雅，她的音容笑貌深深铭刻在我心中。
“爸爸妈妈，我来看你们了！”我和往常一样边念叨边把一束雏菊放在墓碑前。
一阵阵强劲有力的风夹着雨吹打来，雏菊只是在风雨中频频摇晃着淡紫色、白色和黄色的小花朵，丝毫没有倒下的意思。看着雏菊，手抚雨水中那坚硬的墓碑，我的眼前再次浮现起爸爸妈妈慈爱的微笑。
他们在抗日战争的烈焰中并肩战斗，相识、相爱、结婚，一路掺扶着走来的那些断断续续的青春故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活了起来，一种既温馨美好又心酸悲壮的感觉油然袭上心头......
一、“大小姐”去当八路军
我的母亲叫张家蕙，1920年1月7日出生于湖南宁乡檀木桥绅士张子珩家，我的亲外婆叫曾纪葵，湖南湘乡(现为双峰)县曾氏本家女儿。母亲是外公张子珩和曾纪葵生下的唯一孩子，家中大女儿。后来纪葵外婆因病不能再生育，虽很不舍子珩,还是主动离开了丈夫。
1935年10月，日寇的铁蹄已经践踏了我东北广袤的土地，并向华北进犯。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那年，张子珩和他再婚的妻子彭利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子珩的公开身份是湖南湘西国民政府的县长，公开成分是地主。受曾希圣同志的领导和单线联系，潜伏在国民政府内部，秘密从事搜集情报和保护共产党员的工作。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遵照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严格纪律，张子珩和彭利华一直瞒着女儿。时年15岁的母亲在家倒是养尊处优，完全不知道外公外婆的真实身份。在外婆的鼓励下，性格文静柔弱的母亲走出宁乡檀木桥的深闺，就读于长沙周南女子中学。
周南女子中学由著名革命教育家朱剑凡于1905年毁家兴办，校名秉承《诗经·周南》义旨，始称周南女校。“诚朴、健美、笃学、奋进”是学校百年来形成的周南精神。周南女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英才，杨开慧、向警予、蔡畅、丁玲、廖静文等一大批社会精英早年都曾在这里就读，学校声誉享誉海内外。现为长沙市周南中学。
走出家门，让母亲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深深感受到民族被蹂躏的危机。母亲在周南女校接近和认识了许多民主进步人士，和他们一起参加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等抗日救亡运动，并和杨展（杨开慧侄女）、廖静文等同学结为好友。
1937年“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的烽火烧到了家门口，17岁的母亲更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活动。1938年1月秘密成立中共周南女校党支部时，和母亲同岁的杨展是第一任支部书记。她发现张家蕙也是个热血青年，就积极接近她,讲革命及共产主义的道理，使我母亲找到人生的奋斗目标，自愿申请入党。不久经杨展介绍，母亲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夏天，日本兵逼近长沙，国难当头，学校已经不能正常上课。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口号感召下，全国许多热血青年都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
得知此消息，母亲心潮澎湃，当即就下决心：“只有保住国家才能保住小家。此刻日寇来侵略了，我不能只顾自己享乐！”她怀揣着希望，悄悄跑去找杨展、廖静文等同学，进一步商量如何秘密去延安之事。不料，廖静文家的人突然带人闯进来，把静文给拖走了，不准她去冒这个险。
在一夜的辗转难眠之后，第二天天一亮，母亲就早早来到和杨展、廖静文等同学约好的地方。可她们左等右等还是没能把静文等来，怕误行程，只好决定先走。
她们必须从湘江坐船去武汉，再找周南女校的老教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同志开介绍信，才能去延安。一出校门，母亲被一个中年车夫拦住，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外公改变主意派人来抓她回去的，可再一听，车夫悄悄对她们说：“到江边吧？顺路，免费拉你们一程。”母亲高兴极了，一回头，母亲看见了外公外婆，他们正用关切的目光目送着这几个勇敢奔赴延安的女孩子，那车夫实际就是外公委托的，外公外婆以默许的态度暗中支持我母亲去延安。
母亲快速转回脸来，不敢再看他们一眼，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北上抗日的艰难路程。
她们从长沙到达武汉，一路上得知日本鬼子打进中原，卢沟桥失守等消息，很是气愤，恨不得自己有双翅膀，立刻飞到抗日的前线去！到达武汉的当天，就找到了董必武同志。虽然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但国民党仍然对去延安学习的进步青年百般阻拦，查禁很严。董必武同志为她们开了通往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证明后，母亲她们千方百计躲避敌人搜捕，白天躲起来睡觉，夜里赶路，秘密奔赴延安。
经过7月到9月三个月千辛万苦的辗转奔波，杨展和我母亲等周南女校同学，终于在1938年秋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母亲张家蕙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分配到总校五大队女生队，正式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杨展去了陕北公学。
1941年，杨展在一次随八路军部队参加反”扫荡”时，不慎坠崖牺牲，为抗日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母亲得知这个噩耗，悲痛万分。她一生都在默默纪念自己的好同学、革命领路人、入党介绍人杨展。
年轻时代的母亲皮肤嫩白,长相佼好，在长沙周南女校就读时，偶尔有时随当县长的外公出席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曾引起一些国民党高官的注意和倾慕。但是母亲断然离开了那个也许能当官太太享清福的环境，走上了艰苦危险的革命道路。
她的命运从此转折，就像一滴水融入了抗击日寇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洪流。
二、富家女与“泥腿子”擦出了火花
到延安后，母亲和大批爱国青年一起，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学习、战斗、成长。那时抗大正赶上建校初期，条件十分艰苦，生活又很紧张，不论是谁，都要自己挖窑洞、背粮、担柴，还经常要转移、行军、打仗。母亲从富裕家庭走出,从不习惯到习惯，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抗大的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象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又是一个团结和谐的革命大家庭。
如女学员里有不少人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投身抗日的人，男学员们就打趣，说女学员们挖的窑洞是“小姐窑洞”。后来参加边区大生产，男女战士都在遍地茅草和荆棘的山坡上开荒，手上打了血泡，脸上被坟虫叮咬得起泡、化脓、流水，母亲却依旧越干越欢。因为她在革命的队伍里找到了希望，找到了快乐。找到了理想，也找到了爱情。
抗大的生活很艰苦，部队后勤发给战士们的布鞋都是老乡们做出来的，数量很少，很宝贵。一些农村出来的同志为了省鞋子，经常光脚或穿草鞋走路，可是母亲就难了。她从来没有光过脚，鞋总是穿在脚上，就坏得很快。有一次，部队接到马上转移命令，路上母亲的鞋子烂得不能再穿了，丢掉鞋光着脚跟着部队行军，不一会儿，她脚就被石头扎破流血，疼痛难忍。
眼看就要掉队了，一个只比她大两岁的好心男同志，见状二话没说，把自己省下的一双新鞋送给了母亲穿。这下解决了大问题。母亲忙说“谢谢！”只见那位眉目清秀、圆脸敦实、操着一口浓重皖西口音的小伙子腼腆地冲她笑笑：“同志，可别这么客气呀！”
出于感激，母亲向旁边老同志打听了下。一问才知，这个安徽小伙子叫徐厚添，已改名叫徐兴华。老同志笑着说：“别看徐兴华是刚满二十的毛头小子，可是经历过大别山反‘围剿’和长征锻炼的老兵了！人家是去年组织上安排到咱们抗大五大队工作的，以前还是我们抗大总校直属队指导员，曾经在毛主席、朱老总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身边工作过呢！”
“老兵就是觉悟高！”母亲心生敬佩，不由得称赞了徐兴华一句。女学生兵说者无意，倒引起这位老同志一路走一路滔滔不绝的夸着：“徐指导员就爱帮助别人，在行军路上，他总是乐意帮助体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有时候部队过河，他一次次来回帮助别的同志安全过河。有一次，他连累带饿，竟然昏倒在行军的路上。这回送你一双鞋，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件小事呀！”
母亲笑了，又回头看了队伍后面的徐兴华一眼。那老同志又添油加醋：“哎呀，这可是个好人哪！”听到这儿，十八岁的母亲头一次脸上泛起红晕，心里涌出一股暖流。
1938年11月,日本侵华日军开始派出飞机向延安轰炸,抗大执行着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冒着战火坚持学习和训练。男女八路军抗日的青春激情猛烈燃烧着，与此同时，一朵朵爱情之花也悄悄地、顽强地绽放着。
不久后的一天，听说母亲所在的抗大总校五大队新来的宣传股长要给大家讲话，没想到这个宣传股长就是徐兴华。年轻的宣传股长书生气挺重的，一见到女同志就脸红，显得很难为情，念材料时总把纸举在眼前，都快贴到脸上了，这个动作让女生们吃吃地笑个不停。可坐在下面的母亲没敢笑，因为她怕徐兴华作完报告会离开女生队，心里担心很难经常看到他。
一段时间里，母亲暗中细心观察着徐兴华：他，经过长征锻炼、二十岁上下的的老红军战士，一副胖瘦适中的身板，一身整洁的八路军军装，一口流利的作报告口才，一笔清秀的小楷字。在五大队里，他经常指挥指战员们唱歌，还会写文章、出板报、编歌谣、吹笛子、拉二胡，他身上自然散发着一种认真诚实、热情厚道的文化人味道......怪不得徐兴华这个“泥腿子”被战友们戏称为“知识分子”呢。
长沙周南女校学生出身的大家闺秀张家蕙一颗高傲的心，不由自主地向一个放牛娃出身的战友靠近，靠近。
有人看出了端倪，组织上就牵线搭桥，作主让母亲和徐兴华“交个朋友”。当时还有另一位女学员也在暗中追求徐兴华。爱情是自私的，母亲愿意托付终身以兴华，决定主动出击了。
又是一天晚饭时，母亲在食堂里等待徐兴华，左等右等也不见他来，于是就大着胆子找到他的住处。原来兴华因得重感冒、发高烧躺在床上不能动。这时突然一架日本敌机飞来轰炸，一颗炸弹落下，抗大几间校舍顿时被摧毁，也燃着了徐兴华住的房子！母亲见状，不顾危险，赶紧连背带搀，弄起七尺高的徐兴华就往外冲，直到安全地带。
那几天，母亲关心着兴华，直到他病好。徐兴华不是不知道张家蕙的心思，他非常感激家蕙的救命之恩，也从内心喜欢这个美丽的女学生兵，但他也是很有顾虑的，担心自己不能给张家蕙这样的好姑娘带来幸福。
母亲没想到，她对兴华的勇敢救助和精心照料，开始换来的却是兴华一句话冷冰冰的话：“我俩就作普通战友吧，不能交朋友！”母亲痛苦地质问：“为什么！”兴华沉思片刻说：“我是个贫困农民家庭出身的苦孩子。四、五岁就跟着爷爷奶奶乞讨要饭，七岁起给地主放牛，还给瞎子带路，经常挨打受骂、挨饿受气，没文化，就在老家读过《三字经》、《百家姓》。1932年我十三岁那年，是受《国际歌》影响，坚决报名参加了红军，才有今天。可你，是位富家大小姐出身的大城市学生，我，怎么能配得上你呢？......”
“兴华同志，我不是也爱唱《国际歌》，也在接受革命锻炼吗？出身不能选择，可是走什么路自己可以选择呀！这不是理由，除非，你心里有别的女人！”母亲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一出口，顿时空气像凝聚了般安静，两个人只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我喜欢你，我们以后会幸福的！”家蕙不知道哪来的胆子，竟然向心上人发起了“凌厉爱情攻势”，她的一片真心迅速点燃了兴华。片刻后，徐兴华红着脸，用轻而坚定的声音对母亲说：“家蕙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抗日走到一起来了。在个人婚姻问题上，我，愿意听从组织安排！”说完，他腼腆地跑了出去。
富家女与“泥腿子”的两颗心终于擦出了火花。1939年，徐兴华和张家蕙在延安窑洞里结了婚，成了一对幸福的八路军战友夫妻。从此，抗大也成了我们老徐家世代不忘的生命之根。
多少年后，我们七个孩子都长大了，父亲改不了腼腆的性格，对他和母亲年轻时代的爱情故事讳莫如深，很少和我们讲起。上面那些故事，大多是我的姑姑徐厚荣生前给我讲的。我只是有一次听父亲亲口说起过。
那是我1969年底参军前的一天晚上，妈妈烧了红烧肉，做了好多菜，父亲喝了点酒，一时触景生情，来了精神，提起了他和妈妈的罗曼史。父亲和我们几个子女说：“在抗大我和你妈妈谈恋爱的时候，也吃过红烧肉。那年头能吃顿红烧肉就是过年哪！”母亲在一边瞪了父亲一眼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说什么呀？”
父亲却像揭老底一样，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那时你妈妈开荒时被蚊虫咬了脸，又长成了疮，半边脸都肿起来了。听说我把自己那份红烧肉送到‘小姐窑洞’来了，你妈妈低着头，不好意思见我，让我把红烧肉放下，就撵我出门去啦！其实，她心里还不是想让我多待会子的？嘿嘿嘿......”五十岁的父亲幸福地回忆着，开心地调侃着，一时竟沉浸到战火中的青春回忆之中。
大家会心地报以欢笑：恋爱中的女人，谁不想把最美的面孔给心爱之人瞅呀。呵呵，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也不能阻止父母的爱情之花如此浪漫、如此美好的绽放！
三、硝烟中的舐犊之情
战争年代革命军人浪漫、美好的爱情，是没有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是对责任的忠诚担当，更是伴随着奉献、牺牲甚至需要用意志忍受撕心裂肺而不能放弃使命的一种特殊情感历程。
哥哥姐姐告诉我，妈妈不止怀过我们七个小孩，有的在战争年代夭折了。在我珍藏的影集里，有一张发黄的照片，上面是年轻的父亲母亲身着八路军制服坐在一起，母亲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看样子刚几个月大。孩子可爱的小嘴微微向上翘，仿佛梦里还在吃奶，天真的小脸儿上写满幸福。照片后面写着“1943年”。
“这是咱们的大哥哥德生，咱们已经永远见不到他了!”哥哥正平带着伤感的口吻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爸爸妈妈心里永远的痛呵！
1939年7月，日本法西斯强盗一方面继续对蒋介石统治集团施行“诱降”、“劝降”的政策，另一方面，调动侵华日军60%以上，伪军90%左右，疯狂进攻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对内积极反共，破坏统一战线；对外消极抗战，准备对日投降。因此，中国的抗战形势异常严重，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抗大奉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从延安出发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培养干部，坚持对敌斗争。父亲母亲和几千名八路军青年学生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哪里最困难，我们就到哪里去工作。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就是我们的愿望和行动目标！”部队出发挺进敌后，在晋察冀、晋东南一带，边学习、边战斗，坚持了四年与敌人殊死的斗争，于1943年通过敌占区回到陕北。太行山的抗战斗争流金岁月，给父母留下终生不忘的印象。我记得父母生前经常轻声地唱起冼星海创作的抗日歌曲《太行山上》，抒发抗日的情怀，缅怀牺牲的战友。
1943年，父亲母亲的第一个儿子在陕北绥德出生了，取名叫“德生”。儿子给战乱中的父母带来了莫大的幸福与安慰。重回延安后，父母亲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新的希望燃烧在他们心中！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开始打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我军奉党中央命令，开始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反攻。父母离开心爱的抗大，奔向了解放战争的战场。二十七岁的父亲被调到当时位于河北张家口的白求恩和平医院任政委，母亲也调去医院工作。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攻势，一场场战役在太行山区打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勇敢的担负起了重要的救护职责。不巧，母亲正怀着第二胎，一面是紧张局势下的部队伤员救护任务；一面是自己有身子不能劳累，两岁半大的儿子无人照看，只好托老乡送回老家，不料德生在途中感染脑炎，无药可治，不幸夭折了！
得知此噩耗时，父亲母亲都正忙于救死扶伤的战斗中。由于过度劳累和伤心，母亲流产了。一下失去两个孩子，她心痛如刀绞，日日以泪洗面。那天母亲在家休息，父亲请假回来看望。父亲进门后，轻轻抱抱伤心的母亲，然后默默的拿着儿子的照片和一把铁锹出去，在部队行军的大路边挖了个坑，含泪将照片埋了。父亲作为经过十三年战争考验、革命意志坚定如钢的我军团职领导干部，领导着白求恩和平医院全院的医护人员，全力救治大批从前线送下来的伤病员，却无力保住自己儿子的小生命。他在敌人面前英勇顽强，但却在第一次尝到痛失爱子的滋味时，他的心痛苦得碎了！
母亲最懂父亲的心，兴华也深陷丧子之痛，一时不能从中解脱出来。她看着德生睡过的小床，仿佛儿子还活着：儿子两岁时牙牙学语般喊着：“妈妈，巾巾！”那一刻，母亲以为儿子要自己擦嘴，就取下小毛巾给他，哪知道小德生晃荡着去正在洗脚的父亲身边，把毛巾递给爸爸擦脚。母亲走过来，看见丈夫抱着儿子德生，使劲亲着他红红的小脸蛋儿，别提笑得有多幸福了......
可现在，孩子没了，那情景只能是一种令他们痛彻心扉的回忆了！
这时父亲从外面进来了，母亲在丈夫面前想尽量表现出坚强，可父亲忍不住蹦出一句话：“我想要求调离岗位！”这句话让母亲一听生气了，可她还是压抑住情绪，平和地说：“徐政委，你忘了我们为什么来革命了吗！”听到这话，父亲沉默了，他当然明白，在战火纷飞、危险丛生的战争时期，没有可以让人平复难过心情的“世外桃源”。
沉默半天，父亲又蹦出一句：“唉，家蕙你说得对。我这就向组织写检讨。”说完，他真的拿来纸、笔坐下来写。母亲悄悄走到他身后，见上面写着一首诗：
爱儿不幸早夭亡，
三尺坟头立路旁。
闲人不识伤心处，
为父独自泪汪汪。
父亲还写道：“......我革命意志不够坚强，因个人私事影响了工作情绪。”母亲轻轻拍拍丈夫的肩，努力把泪水咽下肚，默默的独自转身离开。伤心的父亲对着德生的小坟头，自言自语着：“德生呵，这里是革命军人走的道路，是一条通向解放、通向光明的大道！儿子啊，你守在路边，一定能看到胜利的一天！”
作为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父亲母亲明白自己所肩负的民族解放的重任，远远重于个人的牺牲。他们强忍悲痛，揩干眼泪，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的对敌作战中去了。
战争年代，革命军人的子女因为各种原因夭折的很多。我父亲母亲的故事是很普通的。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至今已有七十二年历史的父母抱着德生的照片。我只能从照片上和我那未曾谋面、已在天国的德生大哥默默说话了。看见这张照片，我知道应该怎样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才对得起那些在战争中无数夭折的无辜的珍贵生命！
1946年，父亲母亲终于再次有了个儿子，取名正平。此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夫妻俩带着儿子离开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奉命到华北军政大学工作。这里国共两党内战正在激战中，环境十分艰险。一次，他们所在的部队后方机关突然遭到敌人的包围。在部队紧急撤离、突围时，母亲什么东西都没顾上拿，抱着襁褓中的正平，骑上骡子就跑。路上，由于受到枪炮声惊吓，看见一架狂奔的马车翻到山沟里，有几个小孩子不幸被摔死了！母亲非常紧张，把孩子紧紧贴在胸口。但危险还是来了，她骑的那头骡子受惊吓，快速向山崖冲去。或许是母性的本能，或许是一个战士的责任，母亲毫不畏惧，不顾一切地一手抓牢缰绳，一手护住孩子，好像抱定死也要和孩子在一起的决心！千钧一发时刻，几个负责护送后方机关的解放军战士冲上来，拼命拉住缰绳。战士们被拖出好远，骡子才终于在悬崖边停住脚。母亲被从骡子上扶下来后，还是惊魂未定。战士们又匆匆跑去救护其他人了。
看着襁褓中毫发未伤的孩子，母亲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会让孩子们永远记住我们的战士！”
1949年，战争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了，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父亲被派到新组建的空军部队工作，1955年授衔共和国大校，先后任职师、军级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后又奉中央军委命令转业到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担任政治委员。1954年，母亲奉命从空军转业，随着父亲的经常调动，先后在青岛、河北涿县（今涿州）、北京、长春、沈阳，担任政府机关的科、处级领导工作。父亲母亲共同为新中国军队和社会主义建设忙碌着，为养育儿女和孙辈操劳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从来没有分开过。
【尾声】
1986年12月16日，父亲因病不治，离开了我们。他在弥留之际对我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要照顾好你们的妈妈！”
1996年，在一次纪念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母亲深情地回忆起父亲，说他“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母亲含泪吟诵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1999年4月19日，母亲因病不治，也撒手人寰，带着她无限的爱追随父亲而去。
2005年，我专程去延安抗大旧址参观学习。我在心里轻轻呼唤着：“我是抗大的女儿，我回家了！”看着一张张照片，摸着一件件展品，仿佛触摸到当年父亲母亲的身影，感受到亲切无比的气息。我觉得，父亲母亲之间在抗日战火中诞生的神圣爱情，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消失，已经成为留给子孙后代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于是我开始搜集素材，写他们的故事，反复修改，一直写了十年。写作的过程，就是跨越时空与父母心灵对话的过程。也许我的拙笔仍然不能深刻解读他们的青春与爱情。
我的愿望是：让爱永恒！
“雏菊！爸爸妈妈，雏菊我给您们带来了！”我哽咽着从回忆父亲母亲的故事中醒来，那一束被雨水打湿的象征爱情的雏菊，此刻绿叶伸展，花蕊吐芳，更加纯洁，清香四溢。
雨停了，可女儿的思念还在延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