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父亲五岁失父，携弟与母相依，承伯叔与舅家看顾，艰难成长。
九岁跟随村中辈到数十里远的补郎挑煤，爬坡下坎，累也苦撑。十岁学买猪喂养，猪长到半大而病死，父亲因此伤心不已。十二岁学耕田犁地，村中有人笑话父亲不知能否成人。因为祖母小脚细手，父亲年少便懂得为孀居的祖母分忧解难，重活苦活争着做。随着父亲长大，祖母四十岁便不再担忧种田种地等农活的事。
母亲的到来，是祖母通过她出嫁在补郎农仓岩脚杨家的亲侄女叶某介绍的。父亲成家后，随着人口负担的不断加重，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与母亲不得不“铤而走险”，由母亲到补郎外家趸鸡蛋挑到家，父亲负责从家中挑到安顺去卖，赚分分钱补贴生活。买和卖都依靠亲戚关系密秘进行。并且都在天麻黑后行进在路上。
由于家庭环境艰难，父亲仅上过半年的一年级就回家干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叔叔在父亲的支持与鼓励下读过初中，后来在六枝矿当工人，所学的东西多少能用上，包括写信。七十年代，叔写来一封信，父亲叫上小学五年级的我拆开念给他听。我印象最深的是信封上那小张邮票，是一只工人的手拿着锺砸在一个头大身瘦小的漫画式的人头上，砸得血花飞溅。那个漫画人物曾经是国家领导人。那牧两分钱的邮票，在后来的某个历史时期炒到五六百万元之高。
本来父亲早于叔在贵阳矿山机械厂当工人，但叔叔有去六枝当工人的机遇，非去不可，父亲得知这一消息，为了孤身一人守护他们兄弟二人长大的祖母，父亲不得不辞工返家照顾陪伴祖母生活。
集体时候，父亲与母亲，早晚多在自留地里忙活，不让自留地有一时空闲。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们盘大蒜卖。解放前留下的割大烟的小铜刀，父亲用着抽蒜苔。记得那时候，村后饱米弯自留地的蒜苔、蒜头，论粗、论大，要算我家的最起眼了。
土地下放后，父母起早贪黑，温饱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但生活上依然很苦。农活之余，秋收之后，父亲在某个星期天天未亮就挑谷草赶往安顺北门马店去卖。一挑上百斤的谷草不过一块二角钱，在家吃完饭再去，单边要步行五六十里的路，舍不得花一角钱买吃买喝。除此之外，父亲还上山扯毛藤到安顺去卖。那些年，安顺城扎扫把卖的人多用毛藤。
我在老家窝子混到初中毕业后，父亲又托在白岩上英语的堂哥说情，去区中学从初二开始复读起。第二次初中毕业未考上中师的我，父亲又再次托一位在安顺县教育局任职的堂表伯帮忙，到县试点班上高中，后来考取财校，毕业后分到审计局，工作十七年调县信用担保中心任职后，才获得自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文凭。
我之所以能跳出农门，与父亲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出书来的坚定思想密不可分。因此，我参加工作和入党，可以说是父亲人生最大的欣慰。而对于兄弟，父亲担心，如果兄弟也能考取学校，今后家中的田地与房子没人继承与管理，所以他对兄弟的心思是：读得去也好，读不去也好。这一想法与计划生育政策密不可分。在他看来，有工作的，都是独生子女，结婚成家后，在子女方面，不一定达到理想。因为父亲的思想影响，加上兄弟贪玩，结果高中未毕业就外出打工。
父亲在未病之前，引以自豪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自从他有了自己的家后，不论社会如何变迁，每年家里都能杀上一头猪过年。在年过花甲未生病之前，父亲虽然起早贪黑，忙这忙那，但他最欣慰的是他和母亲的心血和汗水换来满楼满炕的粮食。每年春节，正月初三之后，父亲要用鸡公车到补郎那边去车煤，家里送吃的并吆牛到木浪河边去接。那时候，从青岗林到窝子，是一条两村人投工投劳修平整一点的小路，勉强能过鸡公车。后来乡政府补助雷管炸药，大家投工，修成泥夹石的村公路。
在我们村，很多人家都是这样，每年正月把一年需用的烧火煤备足。父亲将一年需用的五六千斤煤车来堆放好后，就感到生活踏实了许多。接着就按节气跟进农活了。
六十一岁那年，父亲都还承包别人家的田地来种，我劝他不要这样，因为我家的和已将全家户口农转非的叔叔家的田地加在一起，本来就很多，再承包别人家的来那就更累。父亲因此对我说，他要坚持做到七十岁，到了年龄就不做了。
父亲病重最早的一次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十六岁的父亲，病到胸膜严重腹水，母亲才请人抬到县城北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的院，医治好后，回家找了副中药调养，身体无大碍，到六十二岁后，支气管炎加重，接着是肺结核，心脏病……随着疾病缠身，父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一月半载，每年都得住院。这时候，父亲的愿望就是能撑到七十岁以上，看到我孩子考上大学。
在父亲看来，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到七十岁以上，就算是老人了，死也算正常了。父亲深深知道，人这一生，四个字就概括了——生老病死。
一九九九年十月初，祖母八十二岁去世时，父亲说，如果他活到祖母的年纪，只有二十五年了。没想到仅十五年，父亲就跟随祖母而去了。不过，父亲去世时正好七十二岁，我孩子已考上大学一年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