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天,我还不到22岁,就经历了一次永生难忘的、艰难的赴藏之旅。

       那年开春,媒体上说有一拨复员兵提出退伍后不回老家了,要到祖国最艰苦的西藏去扎根落户,支援边疆建设,他们被誉为“支边战士”。那年济南军区有几十个复员兵带着部分家属赴藏,后勤部系统只有一个,就是我们27野战医院一所的卫生员班长纪胜庆(因为脑袋大,大家都戏称他为纪大头)。为了安全起见,军区特意安排了两名保健人员随行,军医是孙玉新,护士是我,都是27野战医院的,担负了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在决定赴藏后,纪大头的父亲提出要在老家给儿子找一个媳妇,免得万一到了西藏找不到媳妇,老纪家就没有革命接班人了。我院政治处干事周乐恒思维缜密、办事灵活,只用了半天时间就给小纪“抓”了个媳妇。40年过去了,那件事至今仍在老战友们之间传为美谈。

       4月初的一天,周干事、孙军医和我护送纪大头和新媳妇小张到了济南。我们到军区接受任务,又跟小纪他们一起参加了热烈的欢送会,后勤部周水朵部长还请他俩吃了饭。几天后,周干事回了医院,我和孙军医就跟几十名支边战士和家属踏上了赴藏之旅。

       我们走的路线是青藏线,是4条进藏路线中最好走的一条线,另外3条是新藏线、川藏线、滇藏线。我们先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休整了几天,说是让吃好、睡好,准备进藏。领导还让我们多买些糖块,免得高原反应时吃不下东西,发生低血糖。我们又坐从兰州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在快要进入新疆地界的时候,在柳园站下了车。柳园是一个很小的车站,但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车站,凡是走青藏线的人都必须从柳园转乘汽车,因为那时还没有青藏铁路。后来为了吸引游客,柳园站早已改名为敦煌站了。我们在柳园改乘两辆老旧不堪的大轿车,走215国道,向南偏西,直下青海的格尔木,又从格尔木走上109国道,一路向南,直奔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

       我们用了两天两夜才到柳园。那列火车不是普通的列车,车上只有座位,没有厕所,更没有水,吃的是自带的馒头和咸菜。有一次临时停车,大家都抢着下车去洗手间。我让着那些女眷,不跟她们争抢,因为她们是支边英雄啊!但她们磨磨蹭蹭的,耽误了时间,害得我没来得及洗手,但还是晚了一两分钟。带队的是一位师长,把我尅了一顿,我虽然觉得委屈,也没吭声。孙军医看见不乐意了,为我打抱不平,和师长大吵了一架。后来才知道,能坐那种特别简陋的火车,其实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在柳园稍事休息,我们就坐大轿车踏上了215国道。这段路是逐渐上升的缓坡,柳园的海拔不到1800米,走了2430公里,到格尔木才升到2800米,所以大家基本上没什么高原反应。我们途中参观了敦煌莫高窟,门票只要一角钱。那个大弥勒佛像有30多米高,可以沿着简陋的旋转木梯爬上去。我没有上到顶,只上到大佛的鼻子那里就下来了,因为太累了。当时纪大头对我说,来趟莫高窟多不容易,你干嘛不爬到顶上去?太遗憾了。现在想来,在40年前去西藏的路上能参观莫高窟,真是一个特别精彩的亮点,说明济南军区的领导对支边战士和家属还是相当重视、相当优待的。

       我和孙军医分坐在两辆车上。我坐在前一辆车司机的后面,还有一些身强体壮的战士也在这辆车上,负责打前站,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险情;一多半战士和家属坐在孙军医那辆车上,带队的师长也在车上,还有一个在部队时当过卫生员的支边战士小李,也参与了保健工作。每天到达接待站宿营后,我和孙军医都要给大家量血压、看病、送药。只有一个血压计,别人都睡了一觉了,我还在挨个测血压。当时有个支边战士发烧了,我还得给他打针、做物理降温,每天都非常累。后来我感觉,那些战士和家属还没什么事的时候,我自己的血压却开始升高了。以前我的血压只有90/60左右,快到格尔木时就升到130/90以上了。纪大头在医院时学过一点护理技能,那天是他给我量的血压。他摇头晃脑地对我说:“姐呀,血压高了,快回去吧!”我说:“滚蛋!”

       刚上路时,支边战士和家属们都兴奋极了,不停地唱歌,什么“向前、向前、向前……”,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有个姓严的战士是高干子弟,写了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每次唱歌都是他起头,特别活跃。不唱歌的时候,大家就喜欢看窗外的风景,看深远湛蓝的天空,看远处逶迤连绵的雪山,看近处绿萌萌的草原,看时而奔跑而过的藏羚羊、藏野驴,看低头吃草的披着长长的“毛大衣”的牦牛,心里涌动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可惜那时没有相机,没有把那些原始的淳朴的美景和战士们激情的光彩的神态留住。

       想不起走了几天,终于到了中转站格尔木。格尔木是青海省的第二大城市,是西藏陆路的交通咽喉,是进藏的必经之路,但那时还是非常荒凉。稍稍休息了一两天,我们又踏上了109国道。从格尔木开始,就算是真正走进了青藏高原,走进了西藏,走进了最艰苦、最恐怖的“死亡地带”。开车从格尔木到拉萨大约需要20个小时,我们都带了馒头、烙饼、咸菜和水,还有从兰州买的“救命糖”。

       向南一路走去,海拔高度在迅速上升,整个路段平均海拔4500米。乃吉沟3135米,纳赤台3600米,昆仑山垭口4767米,沱沱河4800米,唐古拉山垭口5231米……从格尔木到唐古拉山口只有短短的617公里路程,海拔却迅速飙升了2431米,等于每公里海拔高度上升了近4米,而从柳园到格尔木的每公里海拔度却只上升了2.43米。随着海拔的攀升,全体人员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高反”,头疼欲裂,头晕目眩,胸闷气短,全身乏力,膝腿酸软,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睡眠障碍……

        我的症状似乎比别人出现得更早、更严重些,一开始进藏就呕吐不止,甚至吐血。因为我是吐在军用水杯里,被人发现,吓坏了,劝我赶快吸点氧。我说氧气太少,还是留给别人吧。他们又说,路程还长着呢,很危险的!我就开玩笑说:“该死在家里的死不在外面。”我之所以忍着病症不肯吸氧,一是在济南开会时要求过,工作人员要严于律己;二是我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现在党考验我的时候来到了。我虽然高反很严重,但心里是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在生死线上徘徊,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是有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我觉得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就算是死了也是烈士,可以给家人争光。

       当时的公路质量也很差,颠簸得很厉害,坐在最后一排的人的头顶都被碰撞出好多大血肿,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难的。越接近唐古拉山脚下,放眼望去越是光秃秃的大石头。一路上飞扬不断的歌声听不见了,只听到大轿车“呼呼呼”的爬坡声,有时还能听到凄厉的野狼嚎叫。我在呕吐与恍惚之中产生了一种对严酷的大自然的强烈的敬畏之心,觉得人在大自然面前真是太渺小、太脆弱了。在那段时间里,工作人员、支边战士和家属们全都蔫了,无一例外。

       其实谁都知道,高反的原因就是缺氧,只要补充足够的氧气,症状就一定会改善。但是两辆车上一共只带了10个氧气枕头,每个枕头只能提供二三十分钟氧气,用完了就无处补充了,真正是稀缺物品啊!整个旅途中,我们只在过了唐古拉山口后才在黑河医院灌了一次氧气,那时已经闯过死亡地带了。所以,虽然我的高反症状很严重,但我一直舍不得吸氧,把氧气让给了几个有高反的家属了。

       在艰难的旅途中,纪大头和小张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小纪爱跟我开玩笑,皮了吧唧的,很会惹人发笑,小张也很爱说话。我们在火车上经常聊天,进藏前都在一个饭桌吃饭。小纪特别疼老婆,吃饭时总是给小张夹菜。他俩身体素质都很好,高反症状不重。还没进藏前,有一次小张有点恶心呕吐,把个纪大头急得呀,跑来找我要药。孙军医问了详细情况,说:“唉呀,可不要乱吃药啊,是不是怀孕了?”当时小纪一脸的困惑,嘴里嘟囔着:“怎么可能?结婚没几天就出来了呀!”但是他俩也有闹矛盾的时候。有一次吃饭,我看到小张一脸的不高兴,嘴里还嘟嘟囔囔的,说“早知道这样,俺根本不睬你”。纪大头一会哄哄她,一会冲她吼两声;小张走到哪,他就跟到哪;小张去厕所,他就在门口等着。等小张出来了,纪大头就一会摸摸她的脸,一会摸摸她的头,那个黏糊劲啊,怎么也看不出这是那个性格外向粗犷的纪大头!

       当大轿车费力地爬上唐古拉山口时,意外情况发生了:前一辆大轿车轮胎破裂,趴窝了。几个司机赶紧修车换轮胎,车上的人都下来透气。师长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第二辆车照常开往当天的目的地黑河,能安全一辆是一辆。当时的海拔是5231米,正是我高反最严重的时候。我被一个战士扶着下了车,站了一分钟,头晕目眩,全身无力。我看到一片片白云就在我脚下轻快地飘呀绕呀,忽忽悠悠的,仿佛在天宫里一样。唐古拉山口号称“风雪仓库”,风果然很大,刮得我摇摇晃晃的,我就又上了车。上车时腿一点都抬不起来,是几个战士把我拉上去的。上车后我趴在座位上等啊等啊,那时间真是难熬。也不觉得胸闷,就是难受,一个劲地呕呕呕。也不知过了多久(后来才知道修车换轮胎用了半个多小时),我基本上没有意识了,还在本能地不停地呕吐,渐渐陷入了半昏迷状态。车上的人都吓坏了,车一修好立刻启程,以最快速度赶往黑河医院。

       黑河就是现在的那曲,是汉语直译音。那曲原本是怒江上游干流一条河的名字,现在既是专区名、县名和镇名,也是河名。当时的黑河医院非常小,只有两座小房子。迷迷糊糊中,我觉得有人在给我吸氧,有人说我的口唇紫绀并不严重,症状严重很可能是心功能较差。医生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闷……止吐针”。医生看我非常危险,当地的医疗条件又很差,就跟孙军医他们商量,用西藏民政局派来接我们的民政局长的北京吉普,把我急速送往拉萨。一个战士背着我往吉普车上送,黑河医院的刘医生抱着我,坐在吉普车后排,兼职卫生员小李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心里知道我的一条腿还搭在车门外面,担心关门挤了腿,可是用尽力气也动不了。我就用微弱的声音说“腿……”,刘医生才把我的腿搬进来。在送往拉萨的路上,公路的颠簸使我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刘医生小心翼翼地托着我,抓着我的手让我看,说:“小贾,看你的手多脏,你真的是藏民了。”我努力挤出一点笑容,弱弱地说了一个字:黑。

       从黑河到拉萨322公里,吉普车飞驰而下,海拔从4500米降到3650米,直降了850米,感觉呼吸顺畅一点了。我们赶到拉萨市人民医院时,已是4月30日深夜。但是医生护士是怎么抢救的,我一点都想不起来。当我终于有了一点意识的时候,看见身边围着好几个医生护士,有一个医生连声说“没事了、没事了”,另一个医生说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可能就“交代”了。于是我心里一下子轻松起来,脑子里冒出了一句话:活着真好啊!

       3天之后,我被转到西藏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

       后来听说,黑河医院主要是接待进藏的新兵的,有任务时才有人,没任务时就关门。听说每年都有进藏新兵牺牲在途中,有的是碰到了泥石流或雪崩,有的是高反而死。要不是孙军医和支边战士、小李、刘医生和黑河医院的医生护士、民政局的领导和司机、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的及时抢救,我可能就在遥远的西藏“光荣”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永远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

       我到达拉萨的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也是支边战士预期抵达拉萨的日子。我们的两辆大轿车浩浩荡荡地如期开进了拉萨,受到藏族人民献哈达、敬青稞酒的最高欢迎礼仪。

       在我住院期间,部分支边战士和工作人员来看我,开玩笑说“悼词都给你写好了”,还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同病房的藏族病人特别热情,只要我一起身,马上就有好几个人跑过来问我有什么事,还经常给我唱歌跳舞。我把路上没吃的10斤糖块全分给他们吃了,他们高兴极了,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正巧在隔壁病房住院,可惜那时还没有“偶像”“粉丝”的概念,不时兴与名人合影或签名留念,真是遗憾极了。

       在我住院的10天里,支边战士都分派到了各个农牧区。纪大头和小张被分到日喀则,据说那里条件好一些。孙军医和其他工作人员把小纪他们送到目的地,当地政府为每户战士都提供了一座小房子,还有一些必要的家具和农具。我因为住院没去送他们,心里很是遗憾。

       我出院后在拉萨又待了20天,一直住在民政局招待所里。我再三要求去天葬台看看,民政局的人说要借一件藏服再去,可最后不了了之。好在他们带我们参观了布达拉宫、狼子牙、蝎子洞等,还到农牧区的藏民家去参观。印象最深的是,参观狼子牙时看到有一个特别的展厅,里面有一个奴隶的人头,泡在一个方形的大玻璃瓶里,眼睛还睁着呢!墙上还挂着几张大人和小孩的人皮,太瘆人了,参观者经过那里没有一个敢停留的。事后好多人都佩服我胆子大,其实我也是硬着头皮看的,至今想起来心还麻麻的。在西藏还有一个景象让我感受特别深刻,就是藏民都是特别虔诚的佛教徒,尤其是那些千里迢迢一路磕着等身长头到拉萨朝圣的藏民,他们那种对信仰的执着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令我钦佩不已。这些事都发生在40年前,西藏还是一片神秘而闭锁的土地,跟现在大批大批的旅游者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时所有受过的苦难都非常值得。

       一晃40多年过去了,几年前孙军医也病故了(愿他在天之灵安息),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们是1976年4月初去的西藏,6月初回到医院,整整两个月多一点。去时我的体重120斤,在西藏最瘦时只剩下90斤。回医院之前我曾在济南逗留,我大姐去看我,一看到我她就哭了,因为我实在是太黑、太瘦、太憔悴了。大姐说,五一劳动节前夕,她和我的小妹妹几乎同时做了一个相似的梦,都梦见我的样子很不好。大姐梦见我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小妹梦见我的牙齿摇摇晃晃的,一会儿又变黄了,而那时正是我最最命悬一线的时候!难道说,那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官的心灵感应吗?

            坦白地说,亲身经历了那一段终生难忘的艰难的时光,并且在生死线上走过一遭后,我似乎更加懂得了活着的意义,懂得了善良、宽容、忍让、理解的含义,遇事更能换位思考了。我深知内地人在西藏生存的不容易,也了解当年老百姓对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的种种困惑。所以我觉得,虽然那些支边战士和家属去西藏的动机各不相同,而且绝大部分人最终没有在那里长期扎根落户,但是人们不应该过于苛求他们。人都有保障生存、追求幸福的本能,当年支边战士确实是奔着远方的幸福而去的,但他们毕竟在那个连氧气都吃不饱的最艰苦的地方劳动过、生活过、繁衍过、存在过,毕竟为祖国的边疆建设付出过心血与汗水甚至生命,为繁荣边疆或多或少都做出过贡献,所以他们都值得人们的尊重。

       泰戈尔说: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口述/贾亦兵 

         执笔/王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