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也是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里程碑。这一年，我先从学生变为农民，然后又从农民转换为学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利好政策，于我来说，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无异于“异想天开”。
1978年春节过后，当时的新店中学为了能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的成绩，准备将高二年级的两个班分成文、理科与理科快班三个班，进行了一次分班摸底考试。考试成绩排名前25名的，进理科快班。其余学生按照各自的偏科情况，分到相应的文、理科班。
说实在话，作为新店中学的第二届高中毕业生，我们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记得1977年春天的高一下学期，我从与新店一河之隔的湖南临湘定湖中学转学到新店中学后，与我沾点亲戚关系、原在龙会桥学校一起读初中的同学魏金牛，看到我在湖南学习时的课本是正规出版的，举起手里单薄的武师和华师学习资料扬了扬，一脸羡慕地说：“你坐在安静的教室里学习的时候，我们却扛着锄头挑着箢箕，在学校里挖山填操场。”
也许是上天的捉弄，平常物理考试从未及格的我，竟在分班考试时，物理考试成绩排名全年级第一：一份125分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高考试卷，我全部答对。物理老师蔡干生拍了拍我的肩膀，有些惊讶地说：“没想到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既然如此，你就作好进理科快班的准备吧。”
1978年的高考有个弊端：高中生不能报考中专。据说，那年高考单科成绩突破80分的，可以被相应的专科录取。其实，我严重偏向文科，后来高考语文曾考到88分，但那时不好意思拒绝蔡老师的好意。这种情况，在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得到了改变，高中生不仅能报考大学，还可以报考中专。凡达到大、中专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按考试成绩的高低分别录取；单科成绩再高，也不会被录取。
那年，新店中学的理科快班被剃了光头，没有一人考取大学。落榜后，我与所有家在农村的同学一样，成了一名农民。考虑到我个子小、未满16周岁，生产队让我当记工员。也同样因此原因，在参加当年的征兵体检后，我被拒于军营之外。直到好几年后，才穿上那身向往已久的绿军装。
那年，全国开始大规模的造林工程，同时对小型水库、塘堰进行改造。朱巷大队的壮劳力，包括与我一同毕业的同学，相继到上泉坑黄家修塘堰、开垦泉坑的荒山造林、到望夫山开山打石头造林。想到自己每天在生产队仅给那些留守的老弱病残记工，同学们却在热火朝天的工地“撸起袖子干”，心里痒痒的，就主动申请到工地与大家战斗在一起。大家对我也特别照顾，让我到厨房打下手，仅做些砍柴、烧火等比较轻松的事。
改革的喜讯传来，最高兴的莫过于爷爷。大集体时期，生产队对劳力卡得特别紧，严禁农村人口外流。爷爷原本是火车司机，不会做农活，因一手厨艺了得，被学校、医院、供销社等单位争请去当炊事员。但他却在60多岁时被生产队拉回，安排了一个每天敲钟出工、收工的闲差。大家闺秀出身的奶奶，同样不会做农活，60好几了在给县武装部一位当参谋的本家照看孩子时，亦被生产队威胁“不回家就注销户口”，只好回到家中照看我的弟弟妹妹，或戴着老花镜捧着书本看。而我，再也不会像初中毕业推荐上高中那会，被剥夺继续读书的机会，强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于是，爷爷给一生没有生育的原配夫人的弟弟，从桂家畈中学调到蒲圻二中教书的徐康民老师写了一封信，请他把我插班到二中高一年级，并如愿以偿。
改革开放，让大批与我一样家在农村的孩子，摆脱了一辈子可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身力气百身汗”，终生老死农村的命运。从那个时候起，许许多多高中刚毕业或已当民办教师几年的农村娃，重返课堂插班或复读，考上了不同的学校，吃上了“皇粮”，成了国家干部。从那以后，农村人口开始慢慢向城市流动，工厂里有了从农村来务工的“亦工亦农”或临时工，城镇里有了租赁铺面经商的农民。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无论是通过哪种渠道进入并与城市融为一体，都对推进城镇化建设，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