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征文】炊事班旧事
1969年，我14岁。对于正读初二的中学生和军人子弟来说，那是我迷茫和选择的一年：“文革”已进入中后期，“革命”在继续，经济被破坏，大学被停摆，社会上一切原有制度被推翻，上大学的理想被破灭，只有破，没有立，我这代人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在反帝反修的口号声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岁月，既然城里工人的孩子长大了能到工厂接班，那么军人的子女子承父业也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何况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亦表明：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军营。记得：我那时还给军人的父亲写了一份豪情万丈的当兵申请书呢。
当年的12月初，我的梦想由于我的执着实现了，在沈阳军区通信一团穿上了暂时还没有红领章、红帽徽的崭新小帆布绿军装（后来发现是一种好硬好难洗的军装），晚上又踩着好厚的白雪被汽车拉到沈阳南站，与战友王广权、邱侠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清晨（是个星期天）来到金县沈字402部队大院里，开始了我日后长达23年的军旅生涯。
代号为402的部队，成立于1962年，番号当时叫沈阳军区通信器材修配厂，是一个仅有300余人的技术部队，军工、战士、军人干部各占三分之一。坐落在离金州城里约5公里的吴家屯和八里村之间，南面是空军一个部队，北面向东一点就是老和尚山（现在叫大黑山）。东面过了十里岗就为现在的开发区，西头会一直路过民和村走到铁路线。
这个比珍宝岛要大的营房，过去是驻扎着苏军的营房，好像当时还住过115师的工兵营，高大的全木斜顶建筑、夏天凉爽的大俱乐部、和考虑防火遍布各处的宿舍、澡堂，马厩，车间，平房叫我至今难忘。当然，在“民以食为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古训里，我更是喜欢那念念不忘的炊事班和食堂。
蹉跎岁月真难忘。上世纪60、70年代，尽管大海虾一斤只有4到5角钱，海蛎子才几分钱，但面对只有一天几角钱伙食费的我们这批150多人的新兵来说，还属于奢侈佳肴。又加上新成立的战士小伙子们能吃，没有老底子，兵员又多来自于闻名全国的——城市居民每月只限量“三两油”的辽宁省，伙食状况就可想而知了。我至今还对在部队吃的东北杂交高粱米耿耿于怀，实在太难吃了，上面还带有壳子，在嗓子眼就是咽不下去。那时候，一碰上吃高粱米饭，直径50公分的大铝饭盆，只要装上一小堆就够了，而换上吃雪白的大米饭，三大盆也不太够吃啊。细粮少，油水少，加上天天是萝卜白菜，生活真是很艰苦啊。我见到一位农村来的战友手掌大的肉馅包子一口气咽下15个。记得：我班的李华与班建平打赌，比赛谁能吃大米饭。部队食堂用的白色粗瓷大饭碗装上米饭一平碗，李华一口气干掉了7碗没事，而班战友在吃掉第5碗后，就患上了急性阑尾炎住进213医院做了手术。1971年，我也是因为吃饭问题，得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跑到大连陆军210医院住了三个月院。我还记得：那年出院后就我与张晓光、张伟林被派到位于金州水源地的一处战备山洞执行看护任务，自己拿着菜谱学做饭，当炊事员，由于开始不会生炉子，每天三个人都弄得像小鬼一样黢黑。那次，由于好久没吃到肉，奇馋，就在晚上麻雀都钻进房子棚顶时，打着手电一照，整整抓了一面袋小东西，就放到油锅里用油炸了吃掉，好香。一次，张晓光下山取食品补给，看到炊事班正闹鸡瘟，他赶紧抓来两只半死不活的鸡拿到山上，我们在先吃过几片黄连素药片后，就把瘟鸡炖炖吃掉了，好在没有闹上病。
只是后来，周兴奎队长组织我们在部队院子的空地上开荒，种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炊事班还养了猪和鸡、兔，节约了伙食结费，食堂才得到改善，饭桌上才渐渐丰富起来。
那时，位于辽南的402部队，虽然“山高皇帝远”，居领导机关驻地沈阳370多公里，但在老一辈部队领导尽职尽力下，风气正，军心齐，觉悟高，干劲大，官兵平等，机会均等，像如今人们戏侃“凡有后台的妖精都被接走了，没有后台的都被一棒子打死了”的军队“西游记”腐败现象绝对不会发生。其实，别看这个单位不大，但却藏龙卧虎，“有后台”的干部子女着实不少。不算北京，单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沈阳军区担任军以上的高级领导，像江拥辉、李伯秋、游好扬、肖全夫、杨俊生、吴忠、蔚彰、程登志等的孩子那时都正在402当兵，也是我的战友。
这些干部子女有一些是1968年的女兵，都轮流干过炊事班工作。别看她们在家时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大部分一旦融入部队大熔炉里，就锻炼的判若两人，很快斗私批修，去掉骄娇二气，挽起袖子风风火火闯九州，起圈挑粪，养鸡喂兔，杀猪宰羊，甚至爬屋檐上房顶捉鸟摸蛋，来最大限度改善伙食，真的叫部队官兵刮目相看。
尽管大家都想在402这个技术单位学技术，但对到炊事班还是积极报名的，一来可以接受组织考验，体现要求进步，加快入团入党步伐。有位叫杨建银的战友为了表现自己热爱炊事班工作，甚至抱着炊事班养的小猪，步行10里路到县城拍下过与猪的合影照片；二来炊事班自由度高，还可以时常开点小灶，近水楼台解解馋。若得了感冒，更是谢天谢地，因为可以吃上好几顿病号饭——鸡蛋加面条了。我们那批70年兵几乎都轮岗每批3个月到过一车间炊事班，我由于在我班去炊事班时，正巧住进医院，没有赶上，还挺遗憾。但在许多战友心里，炊事班却总是一段忘不了，放不下的经历。
6月15日，战友加同学的郭红打电话对我讲：苏江从山西来大连了，他很想见你。让我好激动。于是定好在那天中午，郭红做东，我们在大连黑石礁酒楼滨海厅宴请他与他的夫人苗苗。于是我便把15000多个相思的黑夜一起用力摁进那天的中午。
都有42年没见到面的战友刘苏江在今年6月15日，开着那辆新买的，回头率极高的、黑色爽死人的梦之旅房车，带着夫人雷红苗来到了我们眼前。战友相见分外亲。“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就是我那天在他走进酒楼时的感觉。我俩都已经不年轻了，皱纹、白发都已经悄悄爬满脸膛、爬上头顶。当年的青葱少年，混沌小兵都已不复存在，甚至模样也变了许多，但是不变的依然是那种军人家庭出身，八一子弟的那种亲情与一见如故的友情。那天不知道咋的聊着聊着就又谈到了一车间炊事班。他是那样清晰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炊事班飞刀事件”——
“那年，我还不到18岁，是个不知天高地厚，不悉人情世故的年龄，被分到一车间的炊事班工作，记得，班长是陈精宪，和我同岁同年兵，班里还有刘毅、毕庶昌、金先胜等人。食堂是设在三车间南面的那一排平房里。有一天的早上，这帮不用出早操的男兵，不知谁先发现有一位叫金先胜的战友穿了一件女式花裤衩，便爆开笑料，起哄、讥笑连成一片。身高膀大的金先胜脸上挂不住了，恼羞成怒的把一位叫刘毅的小兵摁倒在了床上。危急时刻，我正在睡觉也被闹醒，看到我的好朋友要吃亏，便跳起来把金先胜掀翻地上，和刘毅把他收拾一顿。松手后，谁知金先胜又从窗外拿来一根喂猪用的扁担冲进屋来，我赶紧跑到灶台拿起两把菜刀，并向他飞去一把菜刀。幸亏没有伤到他，倒是把他吓个不轻。于是，他便跑到指导员那里把我狠狠告了一状。”
“那个年代，工农出生的军队领导干部本来就对军队干部子女有着偏见，认为又靠着老爹‘走后门’当上了兵，又在部队调皮捣蛋，正好收拾收拾，为工农子弟出口气。车间领导马上召开并全体参加了炊事班全体专题会议，严厉的批评这起事件，并口口声声要对我和刘毅进行处分。我这时忽然感到了害怕，为一时冲动将要付出的代价感到后悔。背上了处分，我哪有脸面在部队混下去啊！尤其是我那位对我管教严厉的军人父亲得知后，我的日子一定会很难过的。不知道在何时，救星来了，部队那位受人尊敬的老政委已悄悄在炊事班后面的椅子上坐了许久，听完了事件的全过程。他在与车间领导研究处理意见时讲：一个巴掌拍不响，要处分，三个与此次事件有关的战士就要都处分；我主张对这些年轻战士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建议让他们在车间全体军人大会做出深刻检讨就可以了，毕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叫大家都吸取教训，加强团结，珍惜战友友谊。就这样，我躲过了一劫，至今，我都忘不了老政委。正是这件事的发生，促使苏江赶紧打电话给母亲，不久就托人将他调到了沈阳另一个部队去了。
其实，苏江讲到的老政委正是我的父亲，他叫杜保生，是山西静乐县一位1937年入伍的老兵，当年参加过山西牺盟会、当过武工队队长，打过日本鬼子，1919年出生的他当时才50多岁。而苏江的父亲，叫刘月亭，1923年出生，江苏泗阳人，旧社会为地主放过牛，很小就参加了新四军。苏江的名字就是取之父亲江苏人的’苏”字和母亲黑龙江人的“江”字而合成。当时，我们这批兵也都管刘厂长尊称“老厂长”。
老政委、老厂长，在402这个部队，甚至在军区沈司直属队里都有着较高的威信，他俩秉公办事，光明正大，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全身心的把精力投入到了军队建设当中。在“文革”期间，他俩顶住压力，愣是没有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担负军区通信装备科研与维修的402部队变为“四大”单位。坚持训练、生产、科研和维修工作，在1969年3月的珍宝岛战斗里，402派出的技术干部圆满完成了在苏军坦克里卸除电台的任务和各项通信装备保障任务。从这个部队走出去的战士干部许多都成为了军队与地方的骨干。老厂长在我当兵的1970年以后，还是沈阳军区学毛著积极分子呢。后来他因胃病切除掉四分之三的胃，还坚持工作，再后来，在他54岁时因淋巴癌不幸与世长辞。2012年，我应邀参加了402部队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还在荣誉室看到了许多与我父亲、刘叔有关的资料和相片，尽管荣誉室大部分内容已经被后人取代，但在我们心里，老政委、老厂长搭班子的岁月无疑是402部队最好和最叫人怀念的时期。
炊事班长陈精宪。苏江战友讲到的陈精宪，其实是我交往多年的最好战友、最好朋友。与我和苏江失联好久不同，我和精宪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论在部队，还是到了地方工作，每逢双方出差，或逢战友间有重大活动，都会有他的身影出现，他重友情，乐助人，对待战友总像春天般温暖，夏天般火热，在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优良品质。正像现在韩国的战友付琰不久前所讲“我和精宪相处时间不长，但在近几年的战友聚会中感觉到他非常善良真诚、为人正派大度很重感情，是个念旧的人。在他身上看不到那种虚伪、浮夸的东西，很质朴。同时依然能保持非常可爱的童真童趣，是个很值得交往的战友”。他真的与那些表面心连心，背后动脑筋的人有着天壤之别。
部队和地方的许多干部子弟，之所以与众不同的优秀，家庭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精宪当兵时很低调，艰苦朴素，靠自己能力和努力取得进步，从不炫耀自己家庭背景。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母当时都是上海市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干部，也是早年党中央建设大上海的南下干部，更是我永远思念和敬仰的革命老前辈。他们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兢兢业业，功勋显著。他的父亲陈华锋与我爸爸同岁，山东人，早年投笔从戎，担任过渡河总指挥，送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在上世纪60年代曾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党委书记，为我国的造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母亲作为当年上海汽车厂的党委书记，为上海牌国产汽车的诞生付出了心血，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早在1976年时，我与邬耘盛战友到上海出差，首次见到过这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两位老人，他爸爸为了叫我俩见识一下那时很了不起的黄浦江隧道工程，专门叫司机开车拉我两个小兵在隧道里跑了个来回看光景，而他却在浦西洞口拎着办公包足足等了快半个小时，这件事情，真叫我至今难忘与感动啊！后来，在上海出差，没有住处的日子里，我还多次住过他家里。那年，我到上海参加特奥会邀请会议，住在民政宾馆，还专门去徐家汇拜见过老人家。
在看到过我写的《他开房车山西来》那些关于刘苏江当年在炊事班的飞刀故事后，当年的当事人之一、炊事班长——陈精宪也安耐不住了，他又在微信里从他的角度讲到了下面一段回忆——
“飞刀事件，是苏江表述的那样。金先胜当时是炊事班副班长，沈阳人，1970年入伍，平时沉默寡言，一对小眼睛从不叫别人正视过，喜欢嘟嘟囔囔自言自语，工作上还可以，能吃苦，缺点：就是喜欢打个小报告。记得，我当年带领炊事班响应部队的节煤活动，通过改灶和偷煤（晚上到锅炉房推煤）达到了平均每人每天只用4两煤的好成绩，受到了表扬。后来正是由于副班长的反水，一个小报告，叫本炊事班的荣誉全军覆没了！那时我的炊事班主要还有三件事也受到过批评：1、喂猪用手推车，怕苦怕累。2、发明自动淘米机，浪费水和电。3、打架，欺负工农子弟。”
关于“飞刀事件”。陈精宪又说到“苏江出手打金先胜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金班副平时觉得有杨司务长撑腰，有点不把班长和其他同志放在眼里，苏江也有点替我出气的意思。”
他也细细讲到出事那天开全班会议前的情景，其实，他也差一点挨到处分－－－－
“我喊声‘报告’以后，推开司务长房间的门，吓了一跳，只见杜政委板着脸坐在椅子上，他身后站着露着严肃目光的车间全部领导，我开始吓得有点小颤抖。已记不得车间领导的责问和批评什么了，只记得要严厉处分陈精宪、刘苏江和刘毅。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在听到老政委呼声‘小陈，陈精宪’时，我才缓过神来。老政委问‘陈精宪，我要听听今天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我低头讲完后，又抬头看看老政委再看看几位车间领导，心里涌起震撼：老政委眼里是那样的慈祥，闪着亮光；那几位车间领导的眼神我都不敢，也不想再瞄一眼。一片寂静，我直直的站着。老政委看着我又重复说‘小陈，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我顿了一下脚，说‘1。起因是同志们开玩笑。2。副班长先动手欺负年龄小的同志。3。副班长先拿扁担打的人。4。刘苏江拿菜刀本意是吓唬，失手飞出。5。平日战友团结还可以。6。我负有班长未及时制止和及时报告责任。报告完毕’。此时，老政委看了我一眼，我也注视他一眼，那是慈爱与求助的交汇。老政委点点头‘小陈，我知道了，你先回班里吧’。我糊里糊涂敬礼后转身离去。只听到身后一片杂音。”
陈精宪那年已是4年的老兵了，还不到20岁，可以说是402年龄最小、干过两届有半年时间的炊事班长，也是干部子弟的班长，很棒！由于老政委把炊事班“飞刀”事件处理的合情合理，化险为夷，叫人心服口服的为402部队留下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陈精宪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和处分，还成为我们那帮兵（技术干部里）提干部最早的人，1973年，他就与后勤的陈全胜、杨启生一起提了干。我是后来在1974年和周景林、庄黎明、沃建宪、邬耘盛、代文贞、吴建英和李学珍八人一起提的干部。这些从当年150多位同年兵里提拔的干部，后来在402的事业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骨干和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转业到地方也都是好样的。
40多年前的炊事班旧事不如烟，一下勾起了我对老辈父亲们的感恩，忆起了军营那么多从青涩、幼稚、鲁莽、可爱、轻浮到成熟、坚强、稳重、真诚的故事。战友们都退休了，尽管如今日月已不归官家，尽管从此光阴已属自己，但是属于我们的炊事班旧事，却像一团火，燃烧，燃烧，一直燃烧到我们402战友心里最柔软的深处，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