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的微风,吹动起树叶,沙沙作响,和着鸟声虫语,奏起了一首婉转优美的乐曲。密密的树丛,加深了夜的阴郁,枝头的鸣蝉,疲倦地睡去了,翩翩舞动的彩蝶也轻睡在草丛……

  长不大的我,总是沉醉在少年的梦里。都说多情的少女易做梦,脆弱的身体,也让我变得那么柔弱细腻。多愁善感的我在很早很早就长了白发,第一根白发是我侄女扯掉的,当时让我心里涌起了一股难言的惆怅。人人都怕衰老,希望自己永葆青春。我也不例外,虽然自己的身体奇形怪状的,也难以抑制美的诱惑。这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我的侄女,她是三嫂带过来的女儿,是个活泼可爱,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她一直在她外婆家读书,每年来张家寨三四次,每次也只住上十几天。来到这里总是缠着我给她讲故事,说笑话。我对她也是格外疼爱,对她的疼爱已经超出了我对其他侄子侄女的疼爱。因为我怕懂事的小姑娘受到心理伤害,我知道身体的伤害可能是短暂的,可是心理的伤害就是一生的,我小的时候就差一点被别人领养了。我的表姑结婚好多年了,一直没有小孩,他们家又比较富裕。亲戚为了让父亲减轻点家庭的贫困,把幼小的我送人,好几次我父亲没有答应,虽然每次表姑见了我非常亲热,我心里还是很反感。有时想起来特别感激父亲,他老没有给我第二次不幸。我的身体给我的不幸很大,如果我被领养,生活可能很好,但心理的不幸一定更大,那将使我的一生变成灰色的缺憾。
  在1989年的春天,我们家接到了一封信。全家看了信都很高兴,那是陵县福利厂给我们家的一个名额。那时候大哥,三哥都已经分家另过,我俩残疾兄弟和年迈的父母一起生活。家庭生活也十分困难,我给上级领导写了信,说了家庭的情况。领导很重视,关注我们,给我们兄弟俩一个去县福利公司上班的名额。虽然只有一个名额,我毫不犹豫地让哥哥去,因为我还年轻,还会有机会的。让哥哥看看外面的世界,让哥哥的生活快乐些是我的心愿。我也知道哥哥一人是照应不了生意的,说心里话,我也是很想走出这间小屋,走出张家寨。那7平方多的小屋,虽然能够装得下我的身躯,却装不下我的心,装不下我的理想……
  我经常催促着父亲,不定期地去看望哥哥。古稀的父亲更累了,不仅随我去进货,还要带上东西,常常坐车去陵县。父亲把一颗心,分给了他的两个残疾的儿子……
  我的哥哥也是我的好哥哥,是一个善良感恩的好人。他在福利公司的月薪只有三十六元钱(包括生活费和日常费用),89年冬天,当他在收音机上听到,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为山区失学儿童发起的“希望工程”时。他把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四十元钱,请朋友帮助寄给了“希望工程”。40元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对哥哥来说,那可能是他两个多月的生活费,也是他一个月的薪水。他这次捐钱的事迹也在1990年3月22日的《中国法制报》上,占据了一角报端。对这事别人可能不理解,但是让我很欣慰,这就是人的善良本性,感恩的报答。
  哥哥在县福利厂工作,我在家中的担子更重了。我一边经营着小卖铺,一边帮着父母做些家务。虽然事情多了,心里还是很轻松的,我在学习上也给自己增加了压力。1990年我参加了天津作家协会文学院举办的函授学习,这次参加学习又给我的心灵带来了一次震撼。按照要求不仅要去梅镇照相,还要交46元钱的函授费。这个数字比六年前的那5元学费要多的多,是那时的9倍呀,我更害怕看到六年前的情景。犹豫了许久我还是经不住学习的诱惑,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和父亲说了我想参加函授的事。当时我那尴尬的样子,都让父亲笑了:“只要是有用的,钱再多,咱也要学的!”我真想扑上去拥抱住父亲,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是最伟大的父亲!
  当我接到第一本函授书本时,既自豪又兴奋。晚上也打破了我作息的常规,学到很晚很晚。我走出小屋时,意外地发现自己小屋的灯光(电灯是1988年安装的),在黑暗的夜幕里,那么明亮,照射得那么遥远……
  那时候身体残疾的我,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练,经过多年的风雨击打,慢慢成熟了。那时的我比起少年时期的我,也算是个富有者了。无论是金钱,还是精神我都成熟了。在村里,在乡亲们的眼中,在朋友的心中……我都有了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证明了我的生命价值。
  上了年纪的父亲,由于过度的操劳,在1991年的三月初八病倒了。父亲在三月初七还为我进来货物,第二天他老突发“脑溢血”而病倒了。当时六神无主的我,听人说“脑溢血”患者是不能随意移动的。所以没有送老人去医院,但是马上请来了脑血管医生。经过多日的医疗,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为了老人的病情,我请了好几个医生,花了数千元,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力量,还是没能让老人康复,我怨恨自己的无能。爱流泪的我,那时好像一下子学会了坚强,在母亲和二哥面前从不流泪。因为我是这个“家”的支撑,所以我只能挺直胸膛走下去。早已不景气的县福利公司,在1991年初就倒闭了。我知道哥哥再在那倒闭的公司里呆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了。为了父亲的身体和病情,为了这个“家”能平安地维持下去,我把哥哥从县福利公司接回来,帮我侍奉老人。
  在1991年10月我被李华成老师邀请到县中学,给中学生作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是《活着——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我声情并茂的演讲,感动了很多的中学生,给他们上了一次生动的课,也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寒冷的冬天来了,我怕两位老人受不了严寒的侵袭,买了两条电热毯。自己虽然睡在小屋冰冷的炕上,但是我心里很舒畅,很坦然。从小就苦命艰辛的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是老人的故事很多,情趣很多,也是个内心很丰富的人。为了让躺在病床的父亲,少一点病痛的折磨,多一点快乐,我花400元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老人的床头。当看到节目给老人带来快乐时,我的心也得到了一丝的宽慰。让老人的晚年生活能愉快些,能幸福点,是我唯一所求。老人在病中,他老对我是那么依顺,宠爱。在他病重的时候,三个哥哥呼唤他,他老不回应。我的呼唤他老都一一回应着……病危的时候,他老依然笑着回应我的呼唤……每想起那情景,我的泪水就再也抑制不住了,淌涌着……
  在1992年的二月十二日,父亲的病情再次恶化……他老不幸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母子。父亲那难以瞑目的情景,让他的残儿更痛苦。刚失去老人的日子里,我的心已经空了,那时我的心愿就是追随慈父于地下,心里仅存的那点活着的希望也没有了,整日消沉恍惚的我,让母亲很怕,很担心。有时母亲流着眼泪喊我:“儿呀儿!儿子你不能这样呀!”当看到母亲和哥哥无助的眼神时,我暗暗呼唤着自己的名字:张赞民呀,张赞民!你不是很坚强吗?你不能做懦夫呀!那时我就知道我不光是为自己活着,那时我无论是死去还是消沉,都证明我是自私的。我是母亲和哥哥的支柱,也是他们的希望。为了不幸的母亲,为了残伤的哥哥,我不能向生活和命运低头,为了母亲晚年的幸福,我要痛定思痛,我要笑对一切。
  振作起来的我,为了让生意再扩大,1993年我在靠近老院子的街前,修建了两间房子,使生意又红火起来。三哥不做生意,光依靠那几亩地。收入微薄,生活很艰辛,没有多余的经济修建。所以他一家四口和我们母子三个住在一个小院里。我的侄子,侄女都那么活泼可爱,我尽我的力量让两个小孩茁壮成长。为了少拖累三哥,我在1995年买了一辆机动摩托三轮车,开始了自己进货,也让自己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信心,活得更自信了。
  炎炎的夏日,无论是花草树木的茁壮,还是闪电巨雷的鸣响……这都是夏的豪壮,夏的坚强。我现在已是青年了,是支撑这个家的男子汉了,也是母亲的依靠,更是哥哥的骄傲。无论前方有多少风雨,都需要我勇敢地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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