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琐记》是夏仁虎所做的风俗、掌故类笔记。这本笔记里面,对前清的许多事情做了记述。因为夏氏身在旧京数十载,他又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前清的很多事体,所以,他的记述能道人所未闻,能所述有据,能使人信服。
  今天先讲《旧京琐记》卷七《时变》中的一小段,以飨读者。后续,会把愚以为有趣、有味,可读、可观的部分一一整理,让读者一睹这位前清京官耳听目见的旧京情境图景。
  《时变》一卷,写的都是清廷遭遇的重大变故。这些变故,史书中均有载记,此处不做赘述。
  今天所讲的这一段,是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旧京的一段事体。
  按照夏仁虎的履历,戊戌变法(1898年)的那一年,夏仁虎以拔贡身份到北京参加殿试朝考,成绩优秀,遂定居北京。
  那么,庚子国变发生时,夏仁虎刚到旧京2年,他的记述,当有所据。
  话入正题。
  八国联军入侵旧京之后,由于形势窘迫,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想来,这种一夕天堂、一夕人间的大变,一朝坐拥雄师的威武、一朝被追落荒逃窜的凄凉,是很能震动任何人的心魄的。
  李后主当日,曾有凄切的词句: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读来让人心酸。可是,如果把小南唐李后主的吟唱和大前清两宫西狩时的狼狈一比,李后主的眼泪似乎还是单薄了些。
  实权派慈禧太后硬拉着处处受制于人的光绪帝逃出旧京之后,偌大的一个京城、一个国之重地,忽然就变成了无主的混乱场所。混乱的环境下,正是浑水摸鱼的好时候,那些个压抑了人性之恶的歹徒们,在没有管制、没有秩序、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尽情地将他们人性中的恶劣释放出来。于是,明目张胆、大摇大摆的抢劫蔚然成风。一时间,这京城不再是天子脚下的温文尔雅,而变成了强盗横行的嚣张跋扈。
  抢劫之后,那些个泼皮、无赖,原本是一穷二白、一贫如洗,忽然间就都成了暴发户,都成了款爷。
  按照前清的规定,个人的服饰要遵从国家的规定。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什么样的人佩什么样的饰,这都是要按规矩来的。如果不按国家的规定穿着打扮,小一点,要受到社会的舆论谴责;大一点,要被国家机器惩处。
  那些个泼皮、无赖在混乱中抢劫之后,以为天下至此大乱,可以胡作非为,为所欲为。他们把抢劫来的服饰,毫不顾忌地穿起来,并且洋洋得意地招摇过市。原本可以从服饰辨别身份的前清京城,一下子变了,看在曾经对旧京服饰熟悉的大伙眼中,一下子就错乱了。街面上行走的那些个人,胡乱的穿着打扮,东拉西扯的穿法,猜想,大约就是光脖子打领带,大裆棉裤配西服的怪异。看见的人,不知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穿,也不知道这么穿的人究竟是个什么身份。
  抢劫得来的东西,让这些泼皮无赖喜不自已,总想显摆一下。乡下人说,买了个尿壶,就等不到天黑。大约就是这个心态。后来的朝代,听说有暴发户用钱币糊墙的,大约,与此同出一辙。
  原本,狐裘是深冬严寒时的穿戴配饰。可是,这些抢劫到狐裘的泼皮破落户,根本就等不及,怕炫迟了,人家抢了他的先。在秋风稍稍吹动,天气还有夏的余热时,无赖们就慌忙把狐裘穿戴整齐。这时候,往街上一走,还真是旧京一大景观,所谓“秋风甫起,狐裘满街。”
  等到冬至时,寒风凛冽,入侵的外国军队对旧京实行分段驻守,以便管控整个京城。那些抢劫者前此抢劫的财物已经挥霍光了,要再去抢掠,又怕吃了洋人的枪子儿。那些初秋时穿戴狐裘满街走的泼皮们,这个时候,有些已经沦落到因天寒衣单、冷风肆虐而不得不捡拾破报纸遮掩身体,阻挡风寒的境地。
  据说,那些乘乱抢劫的匪徒们兴高采烈地疯抢时,口里还讲着:
  “今天,这京城里没有皇上了,咱们就是主了。今天,咱们也要搀和搀和。”
  抢匪们那时候还想着,至此以后,这天下就穷富均等,人无差别了。
  等到清廷与洋人和议达成,旧京又恢复了往日的秩序。百工还是各从其企业,贱役还是各就其职。
  这时候,那些个乘乱抢劫的混混们不得不感叹:
  “世道变来变去,不管怎么变,爷终是爷,孙子仍是孙子”
  


       附:夏仁虎简介
  民国笔记《旧京琐记》的作者夏仁虎,生于1874年,卒于1963年。他是南京人,字蔚如,号啸庵、枝巢、枝翁、枝巢子、枝巢盲叟等。
  戊戌变法(1898年)的那一年,25岁的夏仁虎以拔贡身份到北京参加殿试朝考,成绩优秀,遂定居北京,开始了他整整30年的官宦生涯。他是晚清的秀才、拔贡、举人,刑部、商部、邮传部的小京官。
  辛亥革命后,夏仁虎先后在民国北洋政府交通部、财政部为官,并成为国会议员。
  张作霖入关后,夏仁虎先后担任国务院的政务处长、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和国务院秘书长。
  1929年,时年55岁的夏仁虎弃官归隐,专事著书和讲学,担任了北京大学讲师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妄图拉拢他,他毅然拒绝的日寇的利诱,保持了民族气节!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晚年的夏仁虎尽管双目失明,仍然笔耕不辍,直到1963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