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大师”
“松雪大师”。从我知事起，就听到这样一个称呼，但我见到这个人，是很久以后的事。
我不太确切知道湾里的人，为什么要在他的名字“松雪”后面，加缀上“大师”二字，也不知道农村的人是如何定位“大师”的。无疑这是一种尊称，是对他某方面成就的认可。但与我心目中的“大师”身份，总觉得有些距离。今天的某些人，很随便地滥呼某些有点学问有点专长的人为“大师”，我很不认同。在我心中，“大师”这称号很尊崇，很神圣，可不是能随便乱叫的。他要么学富五车，是大学问家；要么在某个领域特有专长，有独到的建树，影响广泛而巨大。只会说个相声段子，演个小品什么的，逗观众一乐子的人物，就被称为“大师”，虽很时尚，也只能算作笑话。总之，大师是不等闲的人物，是人尖里的顶尖儿。大师级的人物很少，如果满街都是，就无所谓大师不大师了。
松雪先生念过书，会医道，善书画，有过两房太太，解放前穿过军装，曾在上海的某报馆当过记者，回家时穿一身制服，腰上还束着皮带，挎着指挥刀。在文化普遍不高、见识不广的家乡老百姓眼里，他是一个有一定学识、专长和身份，且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人。
?我们当地有个习惯，常常把人的名字和职业联系起来，如果他是木匠，就呼其名为“某某木匠”，如果他是裁缝，就管他叫“某某裁缝”。书法家、画家，叫什么呢？当时乡人还没有“书法家”、“画家”这个时髦概念，一般通称为“大师”。我猜想，“松雪大师”的名称，大约就是这么来的。
我听到关于松雪“大师”的故事很多，有好有坏，有褒有贬。但他做的有一件事——这件事是母亲告诉我的——当时曾经震动了附近百姓，许多年以后，也震撼了我。
1924年的阴历正月13日，春溪湾和塘边湾的群众发生械斗。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春溪湾喻孝堂的女儿是塘边湾曾炳六的儿媳。春节期间，家里煎肉饼，就是高粱面里掺上肉末辣椒粉的那种，儿媳妇在煎的时候吃了一块。婆婆见了说闲话，说你就是嘴馋，老鼠子吃东西过不了夜，你吃了，明天客人来了怎么办？为这事，婆媳俩吵了起来。就是这么一块高梁面粉做的肉饼，招来这么多闲话，儿媳妇想不通。婆媳俩越吵越凶，最后，儿媳妇就跳进水塘寻死。跳进水塘没有淹死，被救了上来。儿媳妇还不罢休，横竖不想活，又上吊。家里人发现后，急忙用刀子砍断绳子。但此时已来不及了，人死了，没气了。更不幸的是，匆忙间，砍绳子的刀子碰到了死者的额头上，碰出了一个伤口。
一块肉饼，闹出人命，闹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
此事传到春溪湾，孝堂大怒。一块肉饼，就把女儿逼死了，真是岂有此理！他平日里本来就是刺头，是个无事都可以生非的人，女儿死了，他岂肯善罢甘休？人都死了，就管他亲戚不亲戚，没什么情面可讲了。他听说女儿额头有伤口，就更加火冒三丈。为了报复曾家，有意要把事情闹大。他身藏一把匕首，直闯曾家。她在看望女儿尸体时，趁人不注意，故意用匕首在女儿额头原来的伤口处捅了个窟窿。
谁也没有料到，也没有防备孝堂会来这一手。孝堂从停尸的地方出来，就哭嚎着大喊：“曾柄六家杀人了！”
这样，性质就变了，自杀变成了他杀，上吊之死变成了凶杀之死！
那时没有刑警，没有法医，没有人来鉴别伤口的真假。人死在你家里，伤口也是有的，你纵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
“塘边湾杀人了！”“曾炳六杀儿媳妇了！”孝堂鼓动春溪、河塘两湾喻姓的人大闹塘边湾，他们声言要纵火烧房子，所有的人都到塘边湾前的大树山吃饭，吃完饭就把饭碗摔碎。族群之间的仇恨被激发出来了，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危险。
当时春溪喻姓有两门铳炮，过去是防强盗、土匪，自卫用的。如今人们从仓房里把两门铳炮抬了出来，扫去了上面厚厚的尘灰，运到高处，装上铁砂炮子，对准了塘边湾。他们准备点燃引信，用这两门铳炮轰击塘边湾。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走来了一个年轻人。当他知道这一切后，疾步上前，迅速而果敢地用泥巴封住了炮管的引信。铳炮哑了，没有响，防止了一场大血案的发生。
年轻人说：“这炮打不得！千万打不得！你们知道后果吗？炮一响，那是要流血，要死人的！”
这年轻人就是喻松雪。
这在双方情绪十分激烈、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敢于用泥巴封住铳炮引信，是需要胆量，需要智慧的。
这个不寻常的举动，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解放后，松雪“大师”家被划成地主成份，但他并不在家里住，大家又念及他以前做过那样一件大善事，也就没有怎么斗争他。
解放初期，松雪“大师”住在湘乡县的谷水镇。正当职业是医生。他儿子孟威也是医生。孟威是后娘生的，但人是由大娘带大的，对大娘有感情，而对父亲和生母却不理睬，最后甚至到了不相认的地步。孟威的年纪比我大不了许多，他和他的大娘，我都是见过的。
我上中学时，曾到谷水镇去过。我的一位同学傅镇南，家是谷水镇的，他告诉我，他认识喻松雪，街上有他写的招牌。我特意步行几十里，去谷水镇看他写的招牌。喻松雪是我本家，我心里自有一分荣耀。在傅镇南的指引下，我在谷水镇的街上走来走去，看到了松雪“大师”写的招牌有三块，都是商店的招牌。字是写得好的，有颜体风骨，遒劲有力。听说他写一个招牌，可以得到两袋面粉的报酬。我那时对这位从未谋面的“大师”，暗暗地在心里佩服得很。几个字，就能换回两袋面粉，这人绝不是个普通角色。
1958年修建水府庙水库，截断涟水，谷水镇被淹了，搬迁到了番江。松雪大师也去了那里。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才被遣返回原籍。
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人老了，总要想方设法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但遣返回原籍可不是落叶归根，那是一种严厉的处罚，表明你被开除公职了，再无地方收留你，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你的原籍，你的出生地，他们不能拒绝你，不管你是坏人或者曾经是罪犯，都必须接受你，让你用自己的劳动混一口饭吃。
于是，他来到了春溪湾，就安置在我家对门的空房里。他的大老婆早就死了。据说他刚来的时候，是带着小老婆一块来的。儿子儿媳想脱离父亲成份不好的干系，正式声明不和他往来。因此妻子生病去世后，身边就只有松雪一个人。妻子死时，他伴着妻子的尸体睡了两天两夜，湾里左邻右舍才帮他安葬了妻子。
那是一个不需要文化的年代。他回来了，老人们还知道他以前的一些情况，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的身份是历史反革命，是臭老九，是需要改造的人。很少有人和他打交道，很少有人和他说话。一个老人，一个行将就木，油干灯灭的老人。没有人向他索取字画。他的这手功夫，已经贬得一钱不值。革命派批判他，说他的那些字画，只能揩屁股，只能糊窗户。
但这个人生已走到穷途末路的人，仍保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矜持和孤傲。别人不和他说话，其实主要还是他不愿意和别人说话。对别人的任何批判，他的反应是一声不吭，保持沉默。任何的是非，他都不表示态度。在他来说，不说话是最好的防御办法。“言多有失。”他相信这句话。任何的失误，都可能成为罪过，都可能成为批判的理由。他已无力为自己辩护。同时，他也认为，自己和眼前的这些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你有道理，也和他们讲不清楚。生产队长是文盲，你和他讲书法，讲绘画，讲医道，那是对牛弹琴。
所以，他懒得说话，一天到晚，几乎说不了几句话。
他的沉默已发挥到了极致。秋天，田里的稻子成熟的时候，生产队分配他守护稻田，防止鸡鸭糟蹋粮食。他坐在田边，绝不说半句话，看见鸡鸭过来，就捡一个石头子，或者土疙瘩，轻轻地丢过去，把鸡鸭赶走。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吆喝着？”他说：“说话费精神。”有时甚至丢下一句这样的话：“懒得和这些畜生说话。”都是短语，让你半天回不过味来。
我听母亲说，松雪大师聪明，在外面读过书，干过事，从来和湾里人保持着距离，人们对他也敬而远之。有一年，我三弟佐贤出麻疹出不出来，他坐在小河边钓鱼，我母亲迫不得已，惴惴地去请他，说孩子眼看不行了，请他去看看。他摘下金边眼镜擦了擦，不知是无能为力，还是嫌家里不干净，就是不动屁股，继续在那里钓鱼。为这事，我母亲一直对他耿耿于怀。
如今是虎落平阳，谁都可以欺侮他，自己的本事又没处使，成为一个百事皆错、一无用处的人。
但“大师”毕竟是“大师”，他仍要保持那么一点傲骨和气节，他仍要和这些作田汉、泥腿子保持一点距离。
他潦倒，他落魄，瘦骨嶙嶙，已完全是风中残烛。但远远望去，他身上仍有某种气质，仍给人一种文化的感觉。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回家遇见了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没想到，我们湾里的这个名人，已经如此苍老。说实话，在我们那个缺少名人的山村里，我一直认为他是凤毛麟角，一直对他心怀敬重。我这个人有一个癖好，就是爱才，喜欢和尊重有才的人，喜欢和有才的人打交道。虽然正处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松雪大师身份不好，是一个许多人避之不及的人，但我还是走上前去，和他握手。我是第一次见到松雪大师本人，虽然潦倒，但并不邋遢，背有些弯，清癯的脸上没有一丝卑屈的颜色。他已经知道我是军人，知道我在做文字工作，在一家报社当编辑。我父亲主动把我的一篇发表在北京某大报的散文给他看。在旧社会，他也曾经干过报纸工作。他没有拒绝，戴上老花镜，仔细地阅读了我的那篇文章。我期望着他说点什么。他是内行，是前辈，我希望他能够给予指点。但他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微微地笑了笑，又把文章还给了我父亲。
后来，在许多的日子里，我一直在琢磨他微微地笑了笑的含意。也许他是称许，觉得文字尚好，这后生可为；也许他认为不过如此而已，都是些廉价的赞颂，算不得真正的文学作品；也许他不便说什么，怕说真心话，也不愿说假话。
沉默，成了松雪大师的特点，成了他保护自己最有效的盾牌。他不说什么，你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再紧，也逮不住他什么错处，没有口实，他的日子就会相对比较安宁。
我一生中只在谷水镇街上看过松雪大师的字，他别的字画、学识，我一概不知，因此他是否有大师的水平，能否跻身大师行列，无从评判，没有发言权。但就他的沉默而言，我倒觉得有几分大师的风范。
松雪大师是孤独的，但又是傲慢的。
1974年，他在寂然中死去。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松雪大师当然也在落实政策之列。但人已逝，什么平反昭雪，补发工资，恢复名誉，都与他没有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