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古老的农具停用了、消失了一样,那间破旧的灶屋也已被列入了拆除的计划。

  家里有了煤气灶,烧煤也使用了可移动的蜂窝煤炉子,人们已懒得上山搂柴火了,他们觉得与其用那工夫去山上打柴,还不如邀几个人搓几圈麻将。况且,绿化工作抓得紧,没有得到有关部门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山打柴的。不烧柴火,这灶屋的用处就不大了,它退出家庭的历史舞台是迟早的事。

  “民以食为天”,吃第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民的主要精力是关注两件事,一是弄吃的,抓粮食和蔬菜;二是弄烧的,想办法如何把这些吃的煮熟了,能送进嘴里去,那主要是搞煤炭和柴火。有了吃的,又能把这些吃的煮熟了,生计的主要问题就算基本解决了。房子、家什、衣着当然也要,但和吃比,还是要退居次要地位。

  为了把吃的煮熟,每家都有个必备的灶屋。现在各家也都有灶,但不知怎么,在我的感觉里,我小时候的那个灶屋,和现在人们做饭的那个厨房,是有着很大不同的。而且,我对这灶屋很有感情,我捡柴,我烧火,我吃饭,灶屋的一切,都与我童年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我家的灶屋里有煤炭灶,还有柴火灶。要赶时间,就烧柴火,火旺,来得快;要煮猪食,就烧炭火,炭火绵延时间长,耐久经熬。柴可自己解决,无非是上山费点力气。煤就不那么容易了,要花钱买,湾里有人没钱买煤,烧不起,也有长年烧柴火的。

  灶屋没有烟囱,排出烟雾和二氧化碳,全靠屋顶上的那个天窗,有时屋里烟雾太大了,就把大门也打开。过去老家的屋子四处通风,到处都是烟道,从没听说有煤气中毒的事。长年累月,烟熏火燎,灶屋的土砖墙黝黑。天窗的作用除了通风,还有采光。抬头望去,天窗处丝丝缕缕的蛛络儿,在风中飘摇,和天上悠悠的云彩,伸向屋顶迎风摆动的竹梢儿,组成了一窗活动变幻的风景。如同北方陈年的炕坯,灶屋的墙砖,到了一定的年头,拆下来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一眼看见灶屋门口,还贴着拄着烧火棍的灶王爷爷的神像。灶王爷爷也是菩萨,职位不高,只管烧火的灶,但灶的地位很重要,谁家也缺少不得。你看灶王爷,满脸油光瓦亮,喜气洋洋,一副备受尊崇的样子。清晨傍晚,谁家的屋顶冒出缕缕炊烟,飘出阵阵油香,就说明谁家人丁兴旺,饭食无忧;谁家灶歇锅冷,谁家的日子就不好过。在村民的心里,灶屋里面的响动,标志着家运,财运,无疑是需要神灵保佑的。

  原本喜气洋洋的灶王爷,如今也显得一脸无奈,他万没有想到,自己一直守护的这间黑不溜秋的灶屋,也快守不住了。

  从小,我和灶房打交道的时间多。靠山吃山,靠山也烧山。柴火从哪里来?从山上来,山是农民的燃料库。过去,绿化工作难见成效,也与农村的燃料结构有关,那么多人要吃饭,那么多家庭做饭要烧柴,一座座青山是被一个个灶膛烧掉了。

  上山捡柴火,好像成了我小时候一项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干的,湿的,硬的,软的,落叶,松毛,全往家里搂,柴房、屋檐下,到处堆的都是。那些干透了的,就往灶屋的柴角抱。因此,一年四季,灶屋里堆满了我的劳动成果。

  偶尔,我也和大人一起,去煤山挑煤。那可不是一件轻松活。我们那里的煤都产在山冲旮旯,要翻山越岭,走不近的路,不出几身老汗,这煤是挑不回来的。

  冬天,柴角满满,荆条,杉枝,松毛,应有尽有。树的气息,山林的气息,荒野的气息,弥漫着整个屋子。我半躺在柴角松软的树枝树叶上,仿佛看到了岭头的丝丝白云,看到了绿叶上的白露秋霜,听到了风声、雨声,鸟儿的叫声,高树的蝉鸣,我还仿佛看见了和我一起打柴的同村姑娘的那双俊俏的眼睛,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晃动。

  柴角里,有艰辛和清贫,也有坦然和安逸。

  我坐在柴火灶前的小竹凳上,悠闲且惬意地用火棍拨拉着灶膛里的柴,炽热的火光照得人的脸庞红彤彤的,周身暖烘烘的,很是受用。眼睛往灶膛里看去,从柴棍上发出的桔红色的火苗儿,极亲切极生动地舞蹈着,表演着,有时燃得高兴了,还发出滋滋的笑声,和呼呼的歌吟。坐在温暖的灶前,你会忘掉一切不快,生出几分满足,和一些希望和遐想。

  寒天腊月,上山打柴,捡回一些苦槠、石槠和榛子一类的山果,我就往火里一丢,一会儿,就听“剥啦、剥啦”的爆裂声,山果熟了,热烫烫的,在手掌里一搓,然后就往嘴里送,也算是一种享受。

  柴火灶的松毛火是烤红薯的特佳材料。松毛火是文火,受热细密均匀,余烬持续时间长。我常把在屋檐下晾了一些时日的红薯,煨进松毛火里,烤出来的红薯必定是又香又甜。

  有一次,我躺在柴角松软的柴草上,有温暖的的柴火烤着,不知不觉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你说我梦见啥来着?我梦见一个大风天,山上满地是被大风吹落的杉枝和松毛,我欣喜若狂,使劲地搂,背篮垛得像小山一样。我背回家后,妈妈高兴极了,立即夸奖我,并奖励我一个热乎乎的鸡蛋。

  农家的孩子也有梦想,他们的梦想就是满灶屋的干柴,就是一个煨红薯,一个热鸡蛋,或者一捧野山果。这些,同样能给他们带来满足,带来喜悦,带来快乐。在我童年的心里,地再窄小也是舞台,人再卑微也是主角,我们演绎着平凡的人生戏剧。

  当然,也有不如意的时候,大跃进,人民公社,人们的心思都不在家里,有时急赶着要吃饭,临时弄一把湿柴回来,烧不着,即使烧着了,火不旺,就得用吹火筒吹,增氧助燃。如此这般,烟火呛得人直流眼泪,饭搞得半生不熟,人搞得烦躁不安。

  除了柴火灶,屋里还有一个煤火灶。平地挖一个坑,出炭灰的地方,也就是通风口。煤是原煤,掺上一些黄土,做成煤巴巴,湿的干的都能烧。这种烧法很原始,煤巴巴大都没有燃尽,浪费很大。但自古就这样烧,家家都这样烧,也就没有人去怎么计较,去怎么改进。只是到了近些年来,脑子开了窍,盛行烧起蜂窝煤来。烧煤巴巴的煤炉子,实际上是个火塘,敞开烧。新煤添上,里面的二氧化碳和硫磺排放出来,散在屋子里,是很呛人的,燃的时间长了,才会好受些。

  平日里,我们用煤灶做饭,熬猪食。它的好处是,燃烧时间长,无须时时添柴加火,人可以间或离开,使忙忙碌碌的家庭主妇有了倒手的时间。但灶无法控制火候,调节温度。为此,我们的老祖宗发明了一个小物件。我每每看到这个小物件,就不禁为先人的小聪明莞尔而笑。物件的名称叫“蹿龙火钩”。一根木竿的上端吊在屋梁上,下端与一个可升降的小木件相连,锅开了,饭快熟了,你就把那个小木件向上提升一下。妙就妙在这个小木件上,它形如一条小龙,那么合适地与木竿紧紧地搭扭在一起,可以随着人意自由升降,上下蹿动。“蹿龙”这名字取得好,有点形象思维的意思。“蹿龙火钩”是用硬杂木做成,异常结实,那条小龙,受油烟的熏染,一脸沧桑。它阅读过一户人家生活的许多章节,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

  每到冬天,入夜之前,总要添一次新煤,以便全家人烤火。常有邻居家的人也过来,大家围坐在火边。脚一律伸向炉边,通红的煤火上空,会有无数双手,摩挲着,分享着温暖。家里的猫儿,也总是不请自来,匍匐在你的脚边,闭着眼睛假寐,只有主人赶它走,才极不情愿地离开。

  人生是一首长歌,小河的流水,山林的呼吸,田野的蛙鸣,灶屋里锅碗瓢盆的交响,乃至最脏、最累、最苦的活,都是音符,都是旋律,渗透了你的情愫,成为了你生命的一部分,与你的灵魂联系在一起。

  这是最后的灶屋,它装满了童年的记忆,岁月的余温,和农民生存的故事。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包括这间即将拆除的灶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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