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边,立着一座庙,叫水府庙。这座庙,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苍老得如同一位瘦小的老妪。庙太小了,就像孙悟空和二郎神斗法时变化后的那座小庙一样。

  我从来没有进到庙里去看过,里面供奉的到底是什么菩萨,有不有菩萨,一概不知道。但从庙名看,而且又临水而建,我估摸着应是水神。

  山神管山,水神管水,土地爷管土地,各司其职。我们那里有一条小溪,这位水神,应是管这条小溪的,准确地说,是管这一段小溪的,溪水要继续奔流,下游的事他恐怕是管不着了。

  山神,水神,土地神,都属于小神,所辖地盘有限,是村官一类的基层干部,小菩萨。当然啦,他们比灶王爷的级别还是要高些,灶王爷只管一家一户,他们管的或是一座山,或是一条水,或是一片土地。

  中国历来讲究位阶有序,官阶不同,待遇不同,多大的官,住多大的房子,人如此,神也如此,多大的菩萨住多大的庙。因此这座庙建得很小,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庙的周围都是平坦的田垄,因此,尽管庙很小,但显眼,你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它孤独地站立在那里,像保安,像哨兵,监视、守护着这条小河,这方土地。在旭日初升的早晨,远远望去,田野阡陌里,翠绿嫣红中,兀立着那么一座黑色的小庙堂,使田野风光,无论颜色,还是高低,都有了一些变化,画面显得丰富而不单调,细细品味,倒也具有了几分诗意;只是在烟雨朦胧的时候,或月黑风高的夜晚,路上独行时看见它,想到那是鬼神之所在,心里颇觉不自在,有一种森然的感觉。

  神小庙小,物业管理也就比较随便了,上不了档次。没有编制,无人照管,一切任其自然。庙旁稀稀拉拉长着矮小的灌木,一些不知高低的藤萝,竟肆无忌惮地爬上了庙墙和屋顶,田鼠、麻雀和蛇也把那块高出水田的台地,作为了它们栖息的根据地,这给神圣的庙堂平添了几分杂乱与荒芜。

  尽管如此,人们对这座庙还是心存敬畏。

  不只是对这座庙,普通百姓对所有的庙堂和神灵都心存敬畏。

  香火自然是有的。我常常看见庙前留有香灰和纸钱烧后的残迹。有时大风扬起的纸灰,在空中飞舞,如同黑色的蝴蝶。

  清人袁寿龄诗曰:“世间第一可怪事,鬼神亦受饥寒累。年年七月送纸钱,人到重泉犹嗜利。”其实,这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人类设置的冥冥世界,本来就是人间生活的翻版,或者延伸,精神相通,欲望同样,人要吃饭穿衣,鬼神同样要吃饭穿衣。因此,嘲讽归嘲讽,普通百姓香烛纸钱照烧不误。

  每当附近有人去世,总要抬着棺木,来到庙前,鸣放鞭炮,烧香跪拜。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人告诉我。也许是人死了,要到这里来登记一下,打个招呼,以便注销户籍,再加入阴间的那个“夜总会”吧。反正,办丧事的过程中,总有这么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

  半夜里,邻居的小孩肚子痛,嚎哭不止,闹得家人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还是孩子的奶奶阅历深,方寸未乱,忙中生智,赶紧发话:“怕是中了什么邪,得罪了哪路鬼神吧,你们快去水府庙烧烧香烛,请请神。”

  于是,小孩的父亲诚惶诚恐,立即出发,摸黑到水府庙烧了香烛纸钱,请了一碗“神水”回来,给小孩喝了。

  说来真奇,小孩喝了“神水”之后,慢慢就不哭了,不闹了,安安静静睡着了。

  有人说,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小孩本来病就不重,只是吃了不合适的东西,肠胃不舒服,才哭个不停的,时间稍长,疼痛过去了,也哭累了,自然就睡着了,也好了。

  但奶奶不这么想,她认为事情不会这么凑巧,孩子明明是喝了“神水”后不哭的。这就使奶奶和她的子孙们坚信,庙里有神灵,是神灵治好了孩子的病。

  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就增加一分。这样的故事还会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愈来愈崇高,久而久之,庙就成了一种信仰,一种精神依托,一个在暗中照管乡民生老病死的保护神。庙堂虽小,在无数的奶奶们和她们的子孙们眼里,成了神圣之地,人们膜拜着,景仰着。

  当然,不可能每次的“神水”都管用,更多的时候,是喝了“神水”,什么问题也没解决,甚至延误了治疗,导致死亡的。但人们只记住了那些“管用”的“奇迹”,而把那些没有管用的故事统统淡忘了。偶尔也会有人站出来质疑,但立即会遭到奶奶们的反对,她们会归咎于你心不诚。心不诚,菩萨就不灵,对于那些老奶奶们来说,这是绝对的逻辑。烧了香烛,喝了“神水”,病没有治愈,甚至人死了,责任完全在自己,跟菩萨神灵一点关系也没有。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信仰“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崇尚科学,大小鬼神一律退避三舍,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由鬼神居住的庙宇,如果没有历史价值,不属于文物管理单位,当然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许多大的庙宇都难以保存,水府庙这样的小庙就更没人重视了。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人号召去推倒水府庙,它实在小得不值得人们大动干戈。一座青砖砌成的丈把高的小房子,风雨剥蚀,年久失修,它自然而然就破旧了,坍塌了。

  上世纪60年代,我见到它时,已是一堆瓦砾。但即使是一堆瓦砾,人们也不敢在那庙的遗址上动土,生怕触动什么,招来什么灾祸。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大破“四旧”的革命性,使老百姓的胆子大了起来,我看见有人在庙的旧址上种上了几兜南瓜,繁茂的南瓜藤爬满了那方不大的土地。我真不知此时的水神在哪里栖身,他对自己的宅基地上结出硕大的南瓜是怎么想的,是高兴呢,还是厌烦呢?

  事情就是这样,当人们有所追求,心灵充实的时候,当人们天天喊着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时候,强大的精神支撑,把鬼呀,神呀,菩萨呀,佛呀,忘记得一干二净。扫“四旧”的铁扫帚,也让一切神灵无处藏身。尽管有个别老人还迷信着,还对那座废庙心存念想,但也绝不敢公开烧香叩头,而只能在黑灯瞎火的夜里,偷偷地去到那个瓦砾堆上烧一沓纸钱。

  没想到时来运转,否极泰来,“文革”之后,马列主义信仰日见淡薄,别的什么信仰就开始抬头,并日渐风行。人总是要有点信仰的,你不信这个,就必然会去信那个,就是没有偶像也要造出个偶像,没有菩萨也要造出个菩萨。

  神,都是人造出来的。人们需要什么,人的精神缺失什么,就会造出什么样的神来。三国时代的关羽,被敌人割去头颅,后世却被人奉为忠义之神,位极“关圣帝君”。2005年,我到台湾,日月潭边的文武庙里,里面的尊神就是孔子与关公,二者并列。我还发现,台湾各处都把关公当作最大的财神爷,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真有点令人颇费猜想。

  改革开放之年,人们纷纷给各类神灵”落实政策”。于是庙堂重立,诸神复位,封建迷信又渐渐风行起来。在许多地方,菩萨神灵的待遇越来越高,塑像越造越大,庙宇越盖越阔气。离我家十里之遥的雷峰山、圣崖洞,正大兴土木,广建庙宇,香烛袅袅,信众不绝于途。我有个中学的女同学信佛信得厉害,几次率领家人前往东海普陀山,朝拜观音菩萨,每次都是戒斋沐浴,十二分的虔诚。许多乡邻,男男女女,或步行,或乘车,浩浩荡荡到200多里外的南岳衡山去烧香。农历大年初一,有钱的老板为了求财祈福,用几万几十万的代价买得烧第一炷香的权利。那些头上戴着乌纱帽的官们,也有不少人加入了这个行列,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常常在香客散尽的夜里才去烧香。这些人会上大谈马列主义,暗地里却给菩萨烧香叩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天知道,他们到底信仰什么!

  现在的水府庙已成了一块荒地,即使是本地的年轻人,也没有人知道这里曾是一座庙,只有50岁以上的人还记得。有人家办丧事,焚香拜庙的队伍在这里停下来,领头的长者让大家跪拜。年轻人问:“拜什么呀,这里什么也没有,给谁拜?”长者说:“少罗嗦,叫你拜,你就拜,这里曾是一座庙,给谁拜,给菩萨拜呗!”

  即使庙没了,仍然有人烧香,有人叩头。乱世修坟,盛世修庙。太平年月,日子过得好了,许多人钱袋满了,脑子却空了,我就听说,有人正在盘算着如何重建水府庙。看来,某年某日,这里赫然出现一座比原来壮观许多的庙宇,当是不会令人奇怪的事。

  一座庙,它的存在,它的兴废,都与人的精神有关。它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不同时代人的心灵的别有一番意味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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