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我打了一场官司。事情很简单,原因很荒唐,过程很纠结,结果是“紧箍咒”。


  一、一场火海与刀山的苦难


  事情得从我的工伤说起。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一项技术革新中遭遇事故,我被大面积严重烧伤。永远地失去了父母给予的美好面容、白皙肌肤和健全的肢体。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有一个在核工业研究所工作的恋人。小伙子大学文化,清秀、白皙,人们都说我俩很般配。出事的时候他正在北京出差。

  我主动提出了分手,那是他第三次来探视时。身处病危中,全身不能动弹的我头脑很清醒:一切都不可能了,却仍心存一丝侥幸。

  他没有像我期盼的那样“无论你怎样,我都会和你在一起。”而是很在意群众舆论,说:“我们单位的人会说我‘这小子,没良心。’”

  我明白:一切真的不可能了

  “你不必在意别人说什么,我找人到你单位帮你做解释。”我说。

  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我再也没见到过他。只是他的音容笑貌、我们两人在一起的往事,在脑海里一直很清晰。可是,我从来没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聪明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当你的花容月貌被丑陋替换,在他的眼神里你读到惊惧的时候,你就该明白有变数了。即使我当时不主动提出分手,往后分手也是早晚的事。只不过,我们单位的领导在他没见到我之前已经向他打招呼了:希望不要在这时候提出分手。因为病危,不能再受其它的刺激。

  其实,在经受的所有打击、痛苦中,这已算不得什么了。因为当时最大的打击是:死亡。

  努力地配合治疗,想尽一切办法“活下来”是第一要义。

  我明白: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了。

  出事一个星期后,我的初中同学贾蓉带着两岁的女儿到医院来看我。到抢救室门口的那一瞬间,贾蓉惊呆了。病床上露出被头的那张面孔实在是太惨不忍睹了。她女儿突然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妈妈,抱抱。”无论贾蓉怎样告诉孩子这是她最喜欢、最疼爱她的冰瑜阿姨,都无济于事。小东西紧闭双眼,将头死死的拱在妈妈怀里,一只手像我那样蜷缩拧巴着。只听说出事了,没想到伤成这样。毫无思想准备的贾蓉除了抑制不住的眼泪,还能为我做点什么?刚才在护士站知道进院就下了病危,贾蓉想:“得让她活下来。”于是伏在耳边悄悄对我说:“我到乡下找二瞎子给你算过了,说你命里有这场灾难,不死都要褪层皮,只要挺住,就能活下来。”

  褪层皮不要紧,只要能活下来,我想。

  然而,赢得生命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大夫说所有的外伤中,最疼痛的,是烧烫伤。

  在病床上躺了178天。

  一动不动地躺着是全身万千钢针乱扎的疼;

  四个陪护又搂又抬地用一次便盆是撕心裂肺的疼……盆沿上粘下好些血肉;

  换药,让人想起岳飞受过的酷刑“披麻拷”。

  疼痛,只有钢丝床知道。从换药开始到结束后的两三个小时,它不会停止颤抖。

  疼痛,只有在睡着了的时候才会短暂的离去。

  陪护的同事,总要求帮大夫打下手。无论用特号大针筒,往贴在创面上已经血渍干涸的纱布上喷生理盐水,(稀释浸泡软化纱布,以免把长的新肉撕下来。)还是把纱布从创面上揭下来。她们认为自己的手比大夫的手轻,大夫都是男的。

  有一同事胆小,不敢上手去揭被脓血粘着的纱布,每次都站在床头,一边往我嘴里塞水果,一边啜泣。水果是我想出来的“止痛剂”:用牙使劲咬住,防止哼哼。我认为:呻吟会使大夫动作加快,以尽快结束治疗,那样自己经受的痛苦就会更大。

  换下来的纱布每次都是一盆一盆的,到后山上去掩埋的同事,回来眼圈都是红红的。

  好多次,大夫下了医嘱,护士拿着“杜冷丁”到跟前让我看过后,吸到针管里侯上多半天,也听不见我言语,往往最后都推倒痰盂里去了。护士没少说:浪费。

  极度的疼痛,在我身上。

  极度的疼痛,在陪护同事们心上。

  父母亲来看我了,而且还领着矿医院的院长——从小到大给我看病,看着我长大的长辈,院长说的是:“打一点止痛针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妨碍的。”父母并不曾见过我换药,因为我从不让他们进入换药现场。我想,肯定是听同事们说的。

  主治大夫、科主任都劝过,我还是坚持不用。

  我想:肌体残了、废了,不能再把脑子毁了。

  有大夫说:“是不是女性对疼痛的忍受能力要强些?”

  医院收治过一个和我伤情差不多的战士。那战士是电影放映员,平时都是骑摩托车去提片子,赶巧吉普去接政委,他搭顺风车。路上,十九岁的小战士坐在副驾位上十分高兴,说;“这下我也是政委啰!”没等这孩子高兴多会儿,车翻了,油箱着了。

  换药的疼痛让这孩子失去了理智,除了高声叫骂、哭闹,还往医生、护士脸上身上吐唾沫。没有哪个给他换药的医生、护士躲过的。因为是部队野战医院,医生、护士都是军人,大家也都不计较。只是把这当成闲话,不时的在给我换药时聊聊。

  小战士的结局很悲哀。因为过不了疼痛关,最关键的功能恢复期,他不与医生配合,结果导致了双腿残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终身。更可悲的是,他的双手也失去了功能,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对疼痛的忍受能力我并不比别人强些,而是听医生、护士聊这些,从中得出了教益。

  创面还没完全愈合,我就开始了功能锻炼:

  两只手上新生的皮肤像透明的薄膜,能看见每一根新长出来的毛细血管。太薄了,对着它轻轻哈口气都非常疼。可是双手的功能一点都没有了,既不能伸开,又不能握拢。自己下不了手,就让陪护的同事没事就坐在身旁不停的轻轻掰开,又轻轻合拢。不知道多少个日夜过去了,终于可以自己慢慢伸开,慢慢握拢了。请同事带来了毛衣针和毛线练手指、手腕的功能。虽然躺在床上还不能翻身,就这样仰面朝天,织啊、练啊,我居然织成了一条裤子。

  我为自己重新赢得了双手。

  因为双腿没有一丁点儿皮肤,大夫在我腰下给垫了一个气垫圈,脚后跟下垫上一摞海绵,让双腿悬空以免压坏腿上的创面。睡梦中,常常惊醒,生怕双腿触到了床面。在床上的日日日夜夜就是这样度过的。除了这,除了分秒不离的针扎般的疼痛,还得想着不时地调整腰、臀部重心。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再平躺一会儿。很庆幸,一百多天过去,居然没长褥疮。

  多么渴望能坐起来,哪怕一分钟。同事耐不住死乞白咧的哀求,把床摇了起来。觉得不满足,一定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坐”,我坚持要在“床——边——上——坐”。没办法,同事在床边放了一张高凳子,帮我把腿移到了床边。双腿打不了弯,勉强往凳上一搁。发麻、发胀、发热,撕裂的痛感立马袭来。不由得大叫一声“啊,不行!”一头倒回床上。同事慌忙把腿移回去,却见腿上包裹的纱布已像刚从染缸里捞出来的一样,血淋淋的那样令人惊怵。

  这就是要“在床边上坐”的代价。

  “昨天的400cc血算白输了!”闻讯赶来的大夫很生气。

  “我想早点下地。”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小声说。

  “饭要一口一口吃,没有一口吃成大胖子的。伤得一点一点的治,等创面好了才可以这样。”大夫告诫。

  不等创面愈合,两膝由于疤痕收缩,已经弯曲了,而且感觉越收越紧。倘若创面痊愈再做功能锻炼,可能就残废了。

  不能坐等。我让大夫把拴上铁件的绷带系在自己的脚脖子上,坠在床尾;在自己的胳肢窝下也系上一根绷带,绑上铁件坠在床头。只要醒着,就不停的做膝关节的曲、直运动,直到下地的那一天。

  终于下地了。

  终于站起来了,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两个同事下死力气的架着,承担了体重的大部分,让我直立在地上。

  似乎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到了腿上,从没愈合的、愈合得还不太牢的创面挤出来。撕裂的疼、火烧火燎的疼、万根钢针乱扎的疼直蹿头顶。

  一分钟,无比漫长的一分钟。

  回到床上,我喘着大气。松开了手的同事们,喘着大气。清洁工看着地上的血迹,心里直冒寒气。

  从一分钟,两分钟到五分钟,可以练走了。

  大夫说过,到时候会像小孩一样不会走路,要从头学。我觉得简直是笑话。

  站立在地上,真的迈不了步。

  太不可思议了。我不信,试图抬腿,没反应。一个同事把我搂在怀里往后退一步,另一同事弯腰抱着我的腿往前送一步。

  一天一步,一天两步,一天五步。终于可以扶着墙自己挪了。

  于是,从病房内挪到了病房外,从走道挪到了楼梯间,从病房所在的五层挪到了一层。别人的进步是汗水换来的,而我的每一点点进步都滴着血。

  膝关节、踝关节因为瘢痕僵硬,不能弯曲,上厕所成了一件难事。厕所是蹲坑,老让同事搂着不是回事。父亲在锻工房找人锻了两根拇指粗的U型抓钉,一根钉在厕所,一根钉在室内墙上。抓钉很坚实,拽着抓钉的人儿很要强。

  一天,一天,又一天,铁钉的钢,练出了膝关节、踝关节的韧。

  终于,用血与汗夺回了自己差点残废的双腿,我很庆幸。

  获得生命的艰难、痛苦,让人刻骨铭心。

  但是,万分庆幸的是:我终于挺过来了。正像贾蓉所说“挺住,挺住就能活下来。” 

  “活下来”的坚定信念支撑着我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还没有失去差点保不住的腿和手。

  “活下来!”我做到了。

  人们说,所有的外伤中,最让人不能承受的,是毁容。一千个人,一万个人里也不定会有这么倒霉的一个。

  可是,我撞上了。那个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的倒霉蛋成了我。上帝在外太空打了一个嚏喷,唾沫星子溅到了我头上。

  我真倒霉到家了!

  想想,可能这就是命!

  只能这样想了。

  既然改变不了,索性洒脱地“老子认命了!”

  我这话一边对来探望的语文兼音乐老师说,一边在心里阿Q着:

  那天,陪护去水房了。

  有人来到病房:“哎!怎么不对啊!房间号没错呀?”来人自言自语。往病床走来。

  “老大爷,请问李冰瑜不住这病房了?”来人问。

  当时,我头肿得像大瓮,那对过腰的长辫子没有了,头剃得光秃秃的。

  肿胀无比的脸上涂满了紫草油,黑黑的,油光铮亮。翻飞的、紧贴的焦褐色的血痂布满脸上,犹如在火中烤焦的叶儿粑。叶焦了,剩些残渣斑斑驳驳的粘在粑上,东一块、西一块、大一块、小一块;两片嘴唇厚厚的、红红的向外翻,嘟噜着;牙龈露着,不断的有口水流出来;眼睛只是一道缝,眼角总是湿湿的。不是哭,是泪囊受到了挤压,总往外流;有人在出事现场从地上拉起我的时候,手上被烧伤的皮肤像橡皮手套一样被完全褪掉了。而今涂满紫草油的手像熊掌:焦褐、巨大、湿漉漉地渗着体液,地上的痰盂不时地传出滴答声。

  “老师,我就是冰瑜啊!”

  老师万万没想到他想要探视的那个自己曾经非常喜爱的,把自己编排的所有节目中最可爱的角色都留给她的小女孩与眼前的这个,被自己称之为“老大爷”的人会联系到一块儿。

  好像无意间闯进了庙宇,突兀的看见了面目狰狞的泥塑鬼神。而泥胎竟突然间开口说了话。

  老师一下子懵了。

  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他接受不了眼前的这个事实。眼神先惊惧惶恐、散乱无光,继而痛惜悲悯、哀惋凄切。泪,盈满了他的眼眶。

  我知道:他在强忍着。

  我理解老师此刻的心情。急切地说:“老师,您不要难过。老子,认——命——了!”

  泪,像决堤的洪水,夺眶而出。老师啜泣着,好一阵说不出话来。

  听说老师回去后在办公室对同事们讲述我的事,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述我的事。

  “豪气!”是老师对我的评价。

  时隔多年,走在街上常有陌生人对我说“你太了不起了,周老师在课上跟我们讲过你。”

  大大小小十三次手术,贯穿在抢救、整形、整容治疗过程中。有人说:“李冰瑜是从刀山火海中滚出来的”。

  没错!

  大火舔在身上的痕迹,是帽子盖不住,衣服遮不住的。陋颜过市,只好捂着一个大口罩。我这一捂,就是八年。

  刀子留在身上的是遍布全身,无法数清的“邮票”状的瘢痕。凹凸不平、形状诡异、或紫、或黑、或褐、或白、或粉,斑驳陆离。甚至有的还带着毛发,那是我的头皮。身上没受伤、或者轻度受伤后恢复的皮肤,大多都取下来做创面植皮了。腹部和头上的皮肤甚至取完一次,待过一段时间长出新皮来再取,头皮就取过三次。

  遍体鳞伤,瘢痕累累,真的惨不忍睹。

  从此我不再游泳,尽管从十三岁起就会。

  从此,别过公共浴池。(那个年代的普通人家没有卫生间可以洗浴)

  每当夜深人静,正视自己的肌体。认命的“豪气”便没了踪影,唯有神伤黯然。

  亲朋好友有叹红颜薄命的;有骂天道不公的;有说太完美了,老天爷气不过,故意使坏的;

  在人们的叹息声中。我认命,但不认输。

  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渴望活下来。

  当活过来后,想活得跟常人一样。

  当活得跟常人一样的时候,想活得比常人还好。

  人,有时很狂妄。我甚至想活得让人羡慕,乃至于嫉妒。


  二、人生路上苦历练不言输的人

  不服输,要强。可能是骨子里带来的。

  我记得好像从小就是这样。

  四九年的腊月,天寒地冻。我一出生就受了凉,吃什么吐什么,直到多半岁。母亲产后大出血,没有奶水。我是喝百家米汤活下来的。所以从小体弱多病。进入初中,身高才一米三八,体重五十八斤。老师说:那个穿阴丹蓝背背裤的小女生是这一届的状元。全校就我一人穿背背裤。

  我在学校出了名。因为背背裤,也因为那个“状元”的头衔老师们都很喜欢我。

  我在家也这样。因为学校每学期都把学习成绩和喜报寄到父亲的办公室。办公室李秘书对父亲说:“我要有这样一个孩子,睡着了都会笑醒。天知道你是怎样教育孩子的。”人们传来传去,结果全矿山都知道了。

  在学校当班长、学生会学习委员、学生会主席以至于到加入共青团的时候还不满十五岁。这些都不是我争来的,都是老师指派、同学们选的。我只是学习成绩好而已。不知道为什么我科科成绩都很好。

  喜欢数学。经常找老师要课外习题做,尤其对古代应用题、解方程、几何求证题感兴趣。但凡看见我蹲在路边、操场边在地上划来划去,那一准又是被哪道题迷住了。考试得了97分,我都会很难过。

  喜欢英语。每节课老师都要叫我和另一同学进行会话示范。无论课堂小测验,还是考试,每次都会得满分。

  喜欢体育,当校乒乓球队队员、篮球得分队员,校田径运动会上拿过女子跳高第二名。但凡技巧性的体育科目,比如高低杠、垫上运动、单杠什么的,老师总会让我给同学们做示范。

  喜欢文娱活动,班上参演的节目多半是我编排。教音乐的老师也很喜欢我,总把小妹妹的角色、独幕剧的主角安排给我。课间玩“枪打老虎、老虎吃人、人管枪”的游戏,同学们也总喜欢叫我当“头”,出谋划策。

  我最喜欢的是语文。因为语文老师在每篇作文后面的评语都让人兴奋,而且每篇作文都被老师当范文在年级里讲评。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大概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了。往往一篇作文就把一个本写完了。我听到过老师在办公室大声朗读我的作文。我不知道是写错了还是写对了,因为读完他说了句“我们别吃干饭了。”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我的梦想是当作家,父亲希望我当记者,说是无冕之王。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整个世界。也打破了我和父亲的美梦世界。

  我是老师们喜爱的好学生,哪个老师挨批斗都免不了要捎带上我一点。哪个派我都不参加,其实人家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逍遥派。每天有大量的空余时间。我把别人写大字报剩下、或者写坏不要的抗水纸,收集起来。我太喜欢毛主席诗词了,每日里拿着一大摞废纸写啊、抄啊、练啊,我发现用铅笔写出来的字特别流畅、漂亮。瞅着没人注意,拿出两道题来算一算。我想,功课不能丢生了,我要考地区最好的高中。

  我没等来考试,倒是等到乡下当知青去了。

  在乡下,前途渺茫。知青们多半瞎混日子。甚至有的为了少吃苦,干脆嫁给了生产队长的儿子,或者复员军人。

  我不以为然,总觉得手心手背哪能总是一个朝向?总有翻个的一天。我相信:我们不可能在乡下呆一辈子。

  闷头干自己的,挣表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居然能出工三百三十多天。

  我就这样真干了。

  脏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所有的农活,除了使牛耕地,我都干过。

  最脏的活儿数薅二道秧。先给稻田施农家肥,用社员家茅厕里的粪水。人啊、猪啊、牛啊的粪便,人们洗脸、洗脚、冲澡用过的脏水,冲猪圈、牛栏的脏水全搅和在茅坑里。用粪桶挑到田间,再用长柄粪瓢把桶里的粪水泼洒到稻田里。泼粪只能站在田埂上,偌大的一块田,中间泼不到。薅秧的目的,一是除稗草,二恐怕就是均匀粪水了。这活一般都安排在大晴天(阴雨天会把粪水冲走),前边刚泼完,后边跟着就下田去。头顶日头很毒,蒸腾得满世界都是粪味儿。脚踩烂泥及膝,埋头弯腰,双手在水里拔稗草、划拉、搅匀粪水。秧苗正好在脸上、胳臂上蹭来搓去。汗煞进划痕、眼里,只能举着沾满粪水的双手,就着胳膊、脑袋胡乱蹭一下。比起漂浮在水面,就在自己的腿边、手边晃悠的那些没有沤烂的粪块、蛔虫,这都算不得什么了。

  最苦的是收豆子。山顶的玉米地里套种着黄豆,黄豆熟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手拔。黄豆的根系太发达了,拔起来太费劲。拔不了多少,手就起泡了。用手帕缠一缠,接着干。这也算不得什么!

  可巧变天了,不待把拔下来的豆杆捆扎好,瓢泼大雨夹着电闪雷鸣来了。脚上穿的是塑料凉鞋,此时在泥泞里内溜外滑,根本就无法举步,索性脱了下来,光着脚踩进裹着石子的泥泞里。背着一大捆豆杆,薅着路旁的玉米秸,就走几步。薅不着,就出溜一屁股蹲。三步一摔,五步一跟头到了山下。雨还在下,浑身湿透,连腰带都没有一段干的。虽然正值经期,但还是很庆幸:没遭雷击啊!我很怕打雷,人们说被雷击的人不孝,我怕这骂名。

  种小麦了,队长让我负责拌种记录。山区小麦的播种是要将种子、泼上粪清水的草木灰一起拌匀了,装在筐里,斜挎在肩上,用手撒的。拌种的人用锄头有一搭无一搭的搅和,供不上装筐。实在看不惯偷奸耍滑,扔下锄头,我直接用手快速拌和起来,这样种子也会匀一些。

  赶巧公社干部下乡视察,问:“你们队的知青呢?”

  见穿着补丁衣服,衣服上挂满盐花,弓着腰衣袖高高挽在胳膊上,双手不停地在粪水灰里搅拌种子,满头满脸汗水的我抬起头来。他竟然愣住了,好半天才吐出一句话“这哪里是知青啊!”

  南方的冬天不农闲。把山顶上占地的石头刨出去,增加耕种面积,队里叫“开荒”。山顶,风很大。嘴唇飞着干裂的皮,脸上、手上都有裂口。不知土下哪一块有石头,猛地一锄下去,正好挖在石头上,手上立马就会震开口子来。手套往往被粘住,摘下来血乎乎的。

  ……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贫下中农选我当生产队的记分员、大队革委会委员、县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去公社、县里开会,学习。

  大队党支部书记说:“等组织生活恢复了,我们发展你入党。”

  没能等到组织生活恢复的那一天,我等到了手心手背的翻转。

  全国大招工开始了,首批返城,全大队就一个名额。这个名额给了我,谁都提不出意见。

  在县招办,电信局招工的教导员问:“愿意去搞通讯吗?”

  “能上学吗?”念念不忘就是在乡下也没放弃的上学梦。在乡下我甚至还把数学书送给了男朋友。希望今后两人都能去上学,脱离农村。

  教导员说:“当然,我们系统有学校。”

  我去了,奔着有学上。

  努力工作,事事争先。行事的风格一如知青时代。

  当话务员,我觉得中午三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太浪费了。对报务工作感兴趣,就练习译电码。政治学习材料《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都被译了个遍。下班没事干,就到电报房去帮忙。师傅们很喜欢,都愿意教,让晚上在空闲的电传机上练发报。

  没经过一天的脱产培训,我竟顶班当报务员了。因为“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尚未向民众公布,一老报务员在电传机上用电码向对方同事吹风,传播了小道消息,被接班的同事发现了废纸篓里的电码底稿,举报了。因为违反通规通纪,而且散布政治谣言,那师傅被停工反省了。少了一人,班没法排了。师傅们力荐了我。

  虚心向老师傅学习请教,即使在开会学习的间隙,我都会在腿上敲击练习指法。发报速度也提高很快,差错率也低,以至于后来长达数千字的新闻电报都由我来拍发。

  维修电传机的师傅说我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向领导要求收我做了徒弟。于是,我又成了电传机务员。

  我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目的瞄着上学:我希望用自己的脚踏实地给自己争取上学的机会。

  三年后,终于等来了一个中专的指标。教导员爽了约,说:“你超龄了!”

  那年,我二十三岁。

  相恋的男生是我初中同学,而且是从乡下一起走过来的,说:“妈妈说,结婚晚了对你不好。”

  “等我二十八岁以后吧。”我说。二十八岁是师范生的最后年限,上大学的梦强过了婚姻大事。

  二十四岁那年,相恋六年的男生找别人去了。

  两年后,在众多的候选对象中,我挑了个在核工业研究所工作,名校毕业的大学生相处。希望能在他的帮助辅导下,二十八岁前圆大学梦。我相信:上大学的机会总会有的,但得做好了准备,候着。

  相处刚三月,出事了。

  事故出在“大学”里,单位办的“七二一”大学。技术员当了老师,领着大家研制一台脉冲编码机。

  机器没造出来,我躺进了医院——大面积烧伤。

  这是人的悲哀。

  机器没有我参加也造出来了,从省工业学大庆展会上功成名就回来,躺进了库房。

  这是“科研”的悲哀。

  “七二一”最后不了了之,我渴望的“大学”不了了之。而火海之后的刀山则成了让人无比惊悚而又不得不义无反顾扑上去的唯一选项——我得整形整容回到常人的行列啊!

  我的官司便由此而来。


  三、遭遇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九八六年夏,从北京整形医院回到了县城。一年中我经历了四次整形整容手术,虽然过程非常痛苦,但功能和形象有了改善,还是很欣慰的。只是成功的喜悦很快被新上任的副局长给整没了。

  这是一个重文凭时代的开始。

  中专毕业的会计申河升任了副局长,管生产。

  申副局长说:工伤的事情要重新处理,算不算工伤要重新弄清楚。北京整形的所有医疗费用,等事情整清楚了再处理。

  工伤: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中受的伤。所有现场人员都在,清清楚楚的事情不知要重新整出个什么名堂来?

  工伤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铁案谁也整不翻!我心里非常清楚,不在意。

  好几千的费用,在八十年代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公家垫付的,也不太往心里去。

  只是一连串的不公待遇让人搓火:有一个扫尾工资不给调;承包医药费不发放给我;

  暑天的清凉饮料费直到暑期都快结束了也不发给我;最可笑的是:全局的矿泉水都是我搞来的,唯独不发给我。

  王书记对我说能不能不交押金拉回235箱汽水给全局职工发放。好几千块钱押一个月,局里有些不情愿。

  我弟弟是矿泉饮料厂管销售的厂长,这件事我办妥了。

  当所有人都发放完后,剩余的几箱搬到申副局长办公室了。一天、两天……好几天过去了,没我什么事。办公室主任把名册拿给我看说是申副局长亲拟的,问过了,答复“回头再说。”觉得好可笑——我喝的都是易拉罐装的,在意一箱瓶装的?

  最要命的是不安排工作。

  我找王书记。

  王书记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让他烧吧。这娃儿狂得很,连我们都通不认。”王书记在任上十几年,老资格。心中正为自己向上级推荐了这样不给面子、不配合的人才而懊恼不已。

  我给上级主管部门——地区局苗局长写信反映这一系列问题。

  不几天,苗局长带着一帮人下来视察工作。

  我在窗口眼巴巴地望着。办公室一同事悄悄进来:“苗局呲头儿们了,说的是你的事。你真敢捅。”

  九月十六日晚上,我在办公室写作。天天如此,要到单位十一点关大门才回宿舍。

  八点左右,有人上楼来了。办公室斜对楼梯,看见来人正是申副局长。

  他走了进来:“加班啊?”问。

  “没安排工作,加什么班啊。”我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

  见没怎么搭理,他讪讪地走了。

  提起笔没写几行,他又进来了。站在桌子对面,一边从口袋里掏烟,一边讪讪地说:“哪天都想找你谈谈,看看你对我究竟有啥子意见。” 

  一看这架势,知道今晚写不成了,只好收起笔。说:“您请坐。”了。

  “哦,说说你都有些什么意见吧!”他重复。

  今晚的月亮不是从北边出来的,看来是苗局过问起作用了。

  “哼,意见?”我用鼻子哼着,双手抱在胸前在转椅上悠了悠,迅即理顺思绪:“好,你即使今天不找我,我也会找你。不过,那得以后。等我的事情全部处理完的时候。既然你今天找我谈意见,那不妨先谈了。从北京回来以前我对你是没有意见的。你当了副局长,。我初中同学张大复也是你中专同学,他找我说你新上任需要人搂台,让我也去搂。我还没走到楼梯口就被你的什么神掌神脚功给打翻在地了。所以意见是有一些。”

  “好嘛,有什么意见你都谈嘛。”他说。

  “回局后我先找的你,因为你是管生产的局长嘛!把住院证给你请求安排工作,你拒绝了。说你的事是王书记他们处理的,你找他们;清凉饮料六月二十日发放全局职工,我到八月二十日才领到;全局的汽水都是我搞回来的,你把我编入离退休人员花名册成候补中央委员了。看见发剩余的都搬到你的办公室好久了,找你讨要你也迟迟不给。我弟弟是饮料厂厂长,我难道缺一箱汽水?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喝的都是易拉罐。我讨要的不过是一个与他人一样平等待遇的公道而已;扫尾工资钱数不多,即使是一分钱,那也是国家给我的,为什么我又入了另册不能享受?六月份我明明上班了,那么多人都帮我证实,可你的考勤却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给我乱打一气;我的整形治疗出院证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在适当的时候再行下一轮治疗,你却一口咬定治疗早就终止了。还说省里的理解是错误的……”把回局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谈了出来。

  “我反反复复的自我检查、反省:我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得罪了你?让你这样恨我,以至于这样整我。我们之前不在一个部门工作,既没有横的关系,也没有纵的联系。同事十多年了,平日里也没有闹过矛盾、吵过架,连脸都没红过啊!从北京回来这么长时间对你不公正待我有意见也没与你红过脸。那天我与刘秘书说汽水的事声音大了点,也不是有意说你,是你走来碰上的。清凉饮料费,我也没专门找你,都是趁你到我办公室顺便问的你。这是七月份,六月份还问过一次,是在……”

  “楼下。”我已不大记得了,他倒记得挺清楚。

  “要知道,为那九块钱问你两次,我都觉得太难堪。我要的是平等公道。钱之于我,实在是无所谓得很的事 。命都是捡来的,比钱金贵得多吧!工伤十年来我本可以经常地向组织上要营养费。因为大面积烧伤皮肤不能散热,夏天非常难熬,我可以让局里给我配电风扇装空调。在北京八月底的一台手术,术后天热得要命,伤口愈合得很不好。我本可以在术后住空调病房,一天增加十六块的报销。我也可以买上一台电风扇降温,回来再报销。然而我都没有这样做。我想,人办事得讲人性、良心、人格,过得去,也就算了。我的所有治疗费都是按照本本来的,怎么会出现这么复杂的情况呢?再说我做整形治疗也不是第一次,从前都是回来就报销处理了,没出现过任何问题。你当了副局长怎么这些就成了问题,而且还非常复杂了呢?甚至连省里都把文件理解错了呢?我找过省局,他们让我告诉你说你乱整。不信,你到省局去问。

  面对这么多问题,我总是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百思不得其解!究竟为什么你要这样不公正的对待我,希望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嘿嘿,关于清凉饮料的问题是因为当初你是否上班这个问题没搞清楚,我问过王书记你的工作安排没有,他说没有。”

  “王书记说得没错,正式安排是你局长的事,因为你推给他了,他只得给我做了临时安排,这个你可以问计财室负责人。”我说。

  “我问过,她证实你上班了。”他没否认。

  “既然我已经来上班了,就该享受职工的正常待遇,发放我的清凉饮料费……。”

  “行政上的工作就应该由行政上来安排,经常都是这样,安排了也不开腔不通气,弄些矛盾来扯。”他愤愤地说。

  “这是你们领导之间协调的问题,不关我事。我只问你什么时候知道我已经正式上班的。”

  “十八号。”他不知道我的用意,老老实实的回答。

  “那好,造花名册是二十号的事,为什么没我?我当时就问过你,你的答复是‘下来再说’,我问过你两次,你都这样说。什么叫做下来再说?下来咋个说?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说?直到七月三十一号下午六点过一刻你才到我办公室通知我‘清凉饮料费发给你,但要根据出勤天数发放。根据国家规定是发五、六、七三个月的。’我找王书记说清凉饮料费我不要了。因为国家既然要发这笔钱,便一定经过科学测算五、六、七这三个月是最热的时候,既然最末的七月也离下班时间六点半只剩下最后一刻钟,天都不热了,我还需要清凉饮料吗?况且你这也是给我的一张空头支票,直到八月二十号才兑现。全局职工三月前就拿到手,在最热的时候防暑降温了。我一大面积严重烧伤的伤残职工、一个最不经暑热的人竟成了全局的耐温将军。九块钱确实微不足道,可它是国家体谅职工暑热艰辛送来的。而这满怀人情味的九块钱最终发放到我手里,也并不是你良心发现开恩了。而是曾局长回来了,我上访市局,苗局长干预了。九块钱,太微不足道了!我想谁也不会缺这点,谁也不会在意这点钱。但是,我在意!我在意的是我正当的权益、公平的待遇,哪怕是一文钱!杯水盛不下太阳,却能照见人心。你的人心是什么色的?还是红的吗?

  说的是钱 ,经济问题。但任何经济问题无不涉及政治,为什么会有这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呢?我想不通,你要给我解释清楚 。”

  “我想你还要做手术,不知你什么时候要走……”他找了这么一个借口连题都靠不上。

  “你可以直截了当的问我呀,‘李冰瑜,我们现在要发清凉饮料费了,你是不是一直工作下去?打算什么时候不上班?我们好考虑怎样发放你。’可是你没问过。再说,你是知识分子,出院证上不是明明写着休息三个月吗?那表明这三个月内是不会做手术的了,我想你不可能连这点都理解不了吧。”我抵得很死。

  “那按正规的,要上班就得有医生的鉴定……”他说。

  “我们局好像从来没见那个职工被这样要求过,我也从来没被这样要求过。什么时候又出来了个这样的新规?我这次返岗你也没按‘正规’的向我要过呀!当时你就应该正规的通知我:我们现在局上工作不忙,不需要你来上班,你休你的三个月去吧。你认为我还要做手术,也可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做,这三个月发放清凉饮料期间做不做?你总说你想,什么你想?你想只是你的主观臆想,不看到我在上班的事实呢?你不是在学哲学、学党的政策吗,怎么能够想当然呢!你们领导意见不统一,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有关系吗?”

  “跟你说,该我负的责任我负,不该我负的我不得给哪个背黑锅。”他很愤火,说得唾沫星子飞溅。

  “那我问你,清凉饮料费的名单是不是你定的?”我问。

  “是的呀。”他没否认。

  “那汽水的名单是不是你定的?”这些名单相关办事人员已经给我看过了,都是他的笔迹。

  “是我定的。”

  “都是你定的,怎么能说你帮人家背黑锅呢?我不找你,去找谁?,他们都把名册拿给我看了,申明是你定的。”

  理屈词穷的他大声嚷嚷,手在办公桌的玻板上胡乱划拉着“抛开其他的一切因素不算,这个事情就算我错了……”

  “不是就‘算’你错了,就是你错了。”我半点不让。

  “好好好。就是我错了。我不该延误了你的时间,我向你赔礼道歉,该对了嘛!”他说得愤愤然。

  “那你为啥要错呢?任何行为都是思想的反映,你的行为不可能不受思想的支配,我希望你能给我解释清楚错的根源。”我坚持要他说清楚。

  他默然,不做任何解释,也难做任何解释。

  “你还有啥子意见?”默了一下,他问。

  “关于事故问题,你向省工业普查团汇报,说是我的责任事故。”有人已经告诉我了。

  “我没说过。”他不承认。

  “那么你要重新整清楚是什么意思?事故哪点不清楚?”

  他不做答。

  “那么‘工伤治疗早就终止了’这话就是你当面对我说的,请问: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找哪个医生给我作的鉴定证明工伤治疗终止了?你们党委在啥子时候开会决定我的工伤治疗终止了?你又是根据啥子文件决定我是工伤治疗终止了?我在省人事处专门问了工伤治疗的待遇报销问题。专管这方面工作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同志,你可以查证。她答复我:只要经医生检查认为还能治,而单位领导同意治的,工伤治疗就不算终止。费用报销只有那一个文件,报销车船费,住宿费,等候病床期间按出差补助,入院后补助伙食费的三分之二。你上次是不是这样报销?我回答是。她说文件只有一个,没有变。工伤治疗不以次数定补助费用,只要是工伤治疗,十次、八次都使用同一个文件。而且也没有个时间规定,比如有些工伤后遗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不能做,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又可以治疗了,还同样照工伤治,享受工伤治疗的一切待遇……”

  他不乐意听,打断我的话“那你这样说来工伤治疗就永远没有终止的时候了。比如当兵的在战场上受了伤,那他受的伤就永远没有终止的时候了?治疗还是要分阶段性的嘛。”

  “那阶段性你认为该怎样划分?”我反问。

  “那就是在一个阶段治疗完了,医生就要在出院证上写上‘癒合’‘痊癒’等等”。

  “那么你看见我的住院证上有这样的字眼吗?”

  他立马语塞了。

  “你当我面开晃腔说:省里对文件的理解是错误的。人家专搞工伤劳保的,搞专业的还没你懂?你比专门家伟大正确?我去告诉陈老师说我们局申副局长说你们对文件的理解是错误的。”对这样的打胡乱说,我真的不客气了。

  “省里是不是那样说过?”他可能怕我真去说,有点下台阶了。

  “你可以问可以查,一个电话,花不了三、两个钟头,便可以说请的。当时我就告诉你陈老师说‘你回去对你们局长说,不清楚的来我这儿问,人不来,打电话找我也行,我给他说清楚。’这么几个月了你为什么不印证一下呢?”

  “我说的工伤治疗终止是针对药费承包来说,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看说不过去,他开始诡辩了

  “好,就说承包。当月药费无论超支多少,都是当月了结,不涉及下月。那么一到五月份我在北京做治疗,那药费且不说了。六月份,我回局了。且不说在上班,就是在家休养,六月份的医药费也应该给我呀,因为六月份我还是可能生病嘛。我问过你,你叫我:下来说。又一个下来说,结果到今天都九月份了也没说。我是铁打的金刚这四个月都可以不伤风感冒,不生病,是吧?你这样不公正的对待我,什么意思?”

  “我说过,你的事我不管!”他没法辩,发火了。

  “是的,你还说过:你的事交市里处理。”我又顶上一句。

  “我没说过。”他同样不认帐。

  “你说过,在说治疗终止的同时说的,是最后一句。”我不客气。

  “我咋个会说交市里处理呢?”他不承认装糊涂,十分难堪笑了笑。

  “你咋个会说我不知道,反正你说了。我每天记日记,记得很细,要不要我翻给你看看。”

  “反正我没说过。”他耍赖。

  “只有我们两人在场,没有第三者作证。你要不承认,我只好对天起誓:如果你没有这样说过,我诬枉你,我全家死绝!”我的誓起得狠毒,对他这种敢做不敢当的无赖行径深恶痛绝。

  “那个,嘿嘿……”他就这样嘿嘿两声了事,并不接茬。

  “从北京回来,人们言三语四说了不少:说我嫁不出去也好,说我邀功请赏也好,有人从东宿舍骂到西宿舍,从局办公楼底层骂到顶层,这些都有人告诉我。反正没人当我面骂,我一概不计。我在群众中说过,也找公安局和局领导打过招呼,但凡有人撵上门来,我当仁不让!反正命就只有这半条,实在逼得走不下去了我也只好如此解脱。撵上门欺上脸,只好大家做绝。即使是要枪毙要判刑,那万人大会上也是要宣布罪状的,是非曲直总有人说。反正我孤身一人,人家的儿女戴孝,也就一并为我戴了,我也就无所谓了。活着这么受欺负不如大家解脱的好。”说的是气话,其实很伤感。

  “这是你说的。嘿嘿!”又是那死眉烂眼的笑。

  “当然,不找上门来,平素的些闲言碎语我不计。反正我这人也有点马大哈……”

  他抢过我的话头“我看你才不马大哈呢,有些事你记得清楚的很呢……”

  我也抢他的话头“是的,比如你七月三十一号下午六点过一刻来通知我清凉饮料可以发放,到八月二十号才到手;比如你说我工伤治疗终止了等等,一字一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当然不能马大哈啰。无关紧要的我一概马大哈,包括你三番五次如此不公正的整我,我都马大哈。要说吵架,谁不会,舍出去面子不要,一天五架谁都吵得来……”

  他打断我的话,很无赖地说“反正我脸皮厚,不怕肇皮……”

  “喔,我的脸皮是人工做的,虽然没有了正常人的敏感度,但也不愿让人说厚。你给我制造了这一连串的不公平待遇,我也没有厚着脸皮找过你一次。不仅没有吵闹,连正式的汇报也没有。我想我们都还要共事很久。而且一应的费用处理都有原则都有本本可查,而我也没有半点出原则的非分要求。再说钱是公家垫付的,我着哪门子急?没给我的,迟早都要给我。反正一切到后来都会解决的。我自己学习工作创作上的事儿,够多够忙的啦!没那精力去纠结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张大复神叨叨的,不知怎么就当上你的说客啦。他跟我正儿八经的说让我给你这副局长搂台,我问他假如那箱汽水不发给你,或者晚发给你,你还会去搂台吗?他马上就不好意思了。他不就是得了你一只电表及其他的好处嘛?而我呢,处处挨整从来没有与你过不去,甚至连牢骚话都没发过。你交代上午办完的工作我从来就没有拖到过下午、第二天。这就是对你工作的支持,就是搂台。你要知道我这个人从来不无理取闹,但是得了理那是绝对不会让人的。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公正的对待我,我总是反省自己究竟在什么问题上得罪了你,让你这样跟我过不去,思来想去吧,就是找不出原因,一直到今天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这样做,我还是不知道。你能不能跟我说个明白。”

  “现在一切矛头都对到我来了!”由于顶得很死,他发起火来了。说“烫圆的东西,棘手的东西全部都推到我脑壳上。”他说的愤愤然,嘴角泡沫横飞。

  我说“费用报销的问题,本来就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要搞得如此复杂?”

  他说:“就是嘛,要说起来也就是个三、两分钟就解决了的问题。当初哪个同意去的哪个就来签字,不要东推西推的。要是我处理的,就是一泡屎,我也把它吃了。”他的声音比我还大,打着手势嚷嚷。

  “当初的领导不给你让位子,你有可能上台吗?你把位子还回去,让人家来签。”我说。

  “现在还有在台上的嘛,这个事情清楚得很嘛!随便他们咋个处理,我都认账。处理错了,他们自己去给群众交代。”

  “咋个会处理错了呢,我是不是工伤?”

  他说:“我从来在任何会场都认可了,你是工伤。”

  “那好,工伤该不该治疗?同意我去治疗处理错了?需要向群众交代什么?”他不应声。“有人说我是做美容,恐怕你也是这样想的,要不然你翻来覆去一定要搞清楚什么?诚然是做美容又该不该做呢?我漂漂亮亮的到局里来工作,结果搞成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该不该做得与正常人差距小点?做上十次、八次能还原一个曾经的我吗? 和我失去的青春、健康、容貌、前途、幸福相比,国家会舍不得给我掏那几个治疗的钱吗?国家没有,劳保条例允许我在医生认可的情况下无论做多少次,你纠结什么?劳保条例都宅心仁厚充满人情味,你咋就在治疗费用报销上这样揪住不放呢?有人性吗?再说你懂不懂得什么叫做美容?单眼皮做个双眼皮;塌鼻梁垫个高鼻梁;没酒窝做个酒窝、皱纹多了除个皱这些叫美容。我的下唇因瘢痕挛缩下翻,说话漏风,喝汤滴水,连个苹果都啃不了,我需要改善功能,恢复功能!讲不讲理哦?我在北京四次手术有三次是做手,改善功能。这些治疗怎么会处理错了呢?你认为处理错了就卡住费用不处理。人家处理是错的,那你要怎么处理呢?”我问。

  “要叫我处理,我就要把问题通通搞清楚,不要弄得含含糊糊的,搞清楚了,再请示上面。”他说。我费劲巴拉的说了半天等于白说,不知道他要搞清楚的是什么。

  “那我巴不得你搞清楚,你不就是想在我头上弄个责任事故吗?不要说你请示市里,就是请示省里请示部里,我都欢迎。最好能通到杨部长那儿去,反正在部里他是验过伤的。捅得越高越好,我有一切依据可查,怕什么? ”

  他说 :“把你的依据给我看看。”

  “可以。”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病历。他仔细的挑着,终于的挑到了上海邮电医院的“病情介绍”。上海邮电医院的病情介绍是这样写的:

  患者系面部、下颌部 、左踝关节背侧及跟腱部、左小指部烧伤后瘢痕形成,左小指近端指间关节曲屈畸形,左第五掌指关节半脱位,与78年12月31日在我院外科中麻下做面部、左踝关节背侧及跟腱部、左小腿部瘢痕切除术,左小指近端指尖关节伸指肌腱侧面缝合术,支压钢针固定术。取胸前区全厚皮片植于面颌部,取腹部中厚皮片植于胸部创面及左外踝部背侧、跟腱部创面。术后植皮区皮片成活佳,无感染及排斥反应,左小腿石膏托固定三周后拆除,局部功能正在恢复中,较前明显改善。目前一般情况稳定,全身情况正在康复中。建议去疗养院进一步疗养以利康复。

  “为啥上海的没有出院证,只有病情介绍?”他觉得挑到了什么漏眼。

  “那是盖着公章的玩意儿,假得了?伪造得了?”

  “怪事,这个医院不正常了。人家所有的医院都有出院证,它却没有?”

  这是八年前在上海的第一次治疗,“出院证早就交局里了。你查档去吧。”我明白了:他要查出院证,无非是希望查出有“痊癒”二字。

  “你是不是回去再找找,要找到出院证才能说明问题。”他坚持。

  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痊癒”? 非常详细的病情介绍只说“局部功能正在恢复中,较前明显改善”,没有说痊癒。出院证不会脱离这个说明母本。他一心一意要找到工伤治疗已经终止的依据,根本不顾省局提供的劳保条例对工伤治疗的说明。想用工伤治疗已经终止,极力阻挠此次治疗费用报销,说明其他领导处理错误。

  “不用找,我这儿没有。你自己查档去,查不到就去上海查吧!”

  “关于费用报销的意见,还是我刚才说的,把问题弄清楚了,再请示上面。”我真想往他脸上吐口唾沫。

  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回家,走人!